关于博士后工作的理性思考

关于博士后工作的理性思考

关于博士后工作的理性思考^[1]

目前，我国大学正处在重大的变革时期，主要表现在：第一，已将大学分为研究型与普通大学，基本结束了高等教育界对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相互关系的讨论；第二，恢复研究生教育初期将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分为硕士生和博士生两个独立阶段，现在少数重点大学将硕士生作为博士生教育阶段的过渡，实施硕－博制度；第三，研究生教育学习年限实行弹性制；第四，不再把培养出来的博士作为高级专门人才，而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把博士生教育看做为一生从事研究生涯人员必须经过的专业训练阶段。尽管我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着种种弊端需要改革，但是近二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理性回归。

但是，据我个人来看，我国对博士后远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且对博士后这一种现象，还缺乏科学认识，即使在我国著名的大学里博士后工作也未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一、博士后现象的考察

博士后在高等教育历史中是一个很晚出现的现象。大学最早招收博士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博士学位获得者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博士后就出现了。一些著名大学设置许多临时性的岗位提供给博士学位获得者选择，这一做法的好处即可以让大学教授有高度的自主权聘用受过严格训练的青年学者，又不必付出高昂代价；学校也可以不扩大固定人员的编制，而充分利用最有创造力的青年群体，还可以从中挑选优秀者补充教师队伍；对博士后人员来说也有了活动的空间，可在高水平的联系导师实验室从事自己有兴趣的科学研究又不受到学校严格约束，在找到合适的工作时很方便地离开。因此，长期以来博士后被认为是博士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工作而采取人才储备的制度。因此，大学对博士后的招生和管理不十分严格。

近一二十年来由于以下原因，博士后的本质已经有所改变。第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博士生教育显得不够，换句话说，拿到博士学位后难以独立从事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因此，著名大学基本上放弃了从新博士中挑选教师的习惯而改为从优秀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招聘青年教师。我们翻开Nature、Scienc杂志，可以看到国外大学教职人员几乎都要求应聘者必须具备著名大学博士后研究经历。第二，科学研究正朝着综合和交叉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顶尖的科学成果往往由多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完成的，当然也有各个不同学科学者来共同完成的。因此，博士后不再是一个临时性的研究岗位，而是训练他们能从事在新领域研究的能力，由此强调博士后不得在原导师或原方向上从事博士后研究。我个人认为，博士后制度的实质已逐步从临时性人才储备过渡到对人才更高层面的培养上。

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根据李政道等人的建议，开始推行博士后制度，先在理工科中实施，后又在文史哲中推开，主管部门是国家人事部。我国的博士后制度与西方的还有一个不同，即在大型企业中设置博士后工作站，从目前效果来看并不理想。

二、博士后制度的功能

我个人强调博士后是一种教育现象，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

第一，培养青年学者能转移到新领域中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科学家们有一个共识：科学技术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新兴学科和学科前沿变化速度在加快。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的新兴学科和学科前沿在8～10年后就会被新的新兴学科和学科前沿所替代。我们的老师一辈可以在一个方向上做一辈子研究，而现在的科学家如果不能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不能在新的学科前沿从事科学研究，或者不能从事交叉学科研究，那么其研究水平很快下降，最后落伍。博士生往往在一个领域相对成熟的方向上从事创造性研究，导师不会去让博士生从事风险极大的研究项目，以免影响他们学位的获得，而博士后阶段没有学位授予问题，可以放手让他们从事新兴学科和学科前沿研究。根据我的工作经验，博士后制度可以成功培养优秀的青年学者。1998年起，我在复旦大学招收博士后人员，就用这一理念来训练他们。吴纪华博士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受到严格的线虫分类学专业训练，到复旦大学后我和她反复交换意见，要她放下酷爱的线虫分类学研究，转移到线虫生态学领域。她仅用了两年时间，研究围垦对长江河口湿地线虫物种多样性的影响，进而探讨了人类活动如何通过改变土壤小型动物物种组成来改变其在生态系统中功能。她的原创性论文被评价为线虫生态学里程碑式的工作，由于这一训练吴纪华博士已有很强的开拓新领域的能力，留校后她的研究领域已拓展到土壤生态学研究。由于出色的工作，她被教育部遴选为新世纪创新人才，时年仅三十一岁。马志军博士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受过鸟类生态学的训练，特别是在郑光美院士的指导下，从事濒危鸟类的研究颇有成就。到复旦大学后我与他第一次谈话，就明确要求他必须转移到迁徙鸟类的行为生态学研究上来。当时马志军博士有些顾虑，担心无法把握该领域的国际动态，也担心丢掉原来的优势。我的一句话打动了他，我说郑先生已培养了许多濒危鸟类生态学的弟子，你要超过他们十分困难，只有重新开辟新领域你才可能处于优势地位。经过两年艰苦努力，他在上海崇明东滩国际湿地进行了系统的工作，发现了人工湿地对迁徙鸟类的有限补偿作用，也发现了迁徙鸟类在不同季节种群数量的差异及其原因。他的论文发表后，有十几位国外专家来索取，并已与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建立了合作关系，时年仅三十二岁。

第二，为学科发展作探索性奠基工作。复旦大学生态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我于1997年重回复旦时，生态学处于最低谷时期。我在引进国内外杰出学者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博士后这支有生力量。我本人的专业是植物学和生态学，研究对象从未涉及动物，但我意识到复旦大学生态学科的重振，必须将动物和植物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我更注重招收动物学专业的博士做博士后，当时，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的专家们对我的做法表示难以理解，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跨学科招收博士后是可以做成功的。我们国家动物学人才明显少于植物学与生态学人才，要引进较高水平的动物学人才特别困难，而自己从博士生培养起难以满足复旦大学生态学高速发展。因此，我大胆尝试从动物学博士中招收博士后，并依靠他们形成学科的新方向。原先我计划从哺乳类、有蹄类、鸟类、两栖类、鱼类生态学方向上招收博士后，目前因为生源原因，计划尚未实现。

第三，当好科研助手的同时协助联系导师指导研究生。博士后人员往往是联系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重要桥梁。博士后人员天天在实验室里，他们对研究生的科研情况，有时比导师还了解得清楚，加之研究生遇到问题也更倾向于向博士后请教。因此，如何发挥博士后人员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成为很有学问的问题。周铜水是在中国药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他在我的主持下具体负责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当时我们指定他协助李林初教授指导一位硕士生，周铜水博士不但能将该位硕士生的研究论文与他承担的课题结合得很好，而且为其学位论文完成起了重要作用，该名研究生毕业当年就被美国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马志军博士在协助我指导博士研究生敬凯中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包括论文开题、野外观察、数据分析和论文修改，他不但减轻了我的负担，也大大提高了他协助指导研究生的能力。钟扬教授在化学系统学方向上有一批研究生，博士后人员南蓬在协助指导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卢宝荣教授指导的基因多样性与生物安全方向上的研究生，博士后宋志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起到科研骨干和学科建设助手的重要作用。复旦大学生态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又得到了“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资助，并获得“985”二期科研创新平台的建设经费。因此，科研和学科建设任务繁重。李博教授负责这一方面工作，许多大型设备的购置与开发均在他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了博士后人员的作用，特别是姜丽芬、程晓莉、宋志平3位博士后做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我国基金制度允许博士后申请课题，我们指导的博士后人员已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生力军。据初步统计，博士后人员在站期间，人均申请到的课题将近20万元。

三、走出博士后工作的误区

总体来看，我国大学还未能有效利用博士后人员这一重要资源，具体表现在：博士后对学校的贡献较小，投入产出比很低。据初步统计，复旦大学理科博士后人员每人两年内需要十余万元支撑，一套住房，还需要解决家属工作和子女就学问题，可见其成本明显高于博士生，但人均SCI的论文仅0．2篇。如不改变这一投入产出比很低的局面，博士后制度不可能健康发展。我个人认为对博士后制度主要存在以下误区。

第一，认为博士后人员是廉价的劳动力。联系导师招收博士后的动机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课题，至于博士后自身的发展很少被考虑到，因此，联系导师与博士后人员的冲突时有发生，甚至有的博士后人员不辞而别，学校和导师都十分被动。

第二，博士后出站不必有什么标准。到目前为止，国家对博士后出站没有具体的标准，因此对联系导师和博士后人员均没有约束力，两年一到做个出站报告，无论做得好坏，均能获得博士后证书。据我个人观察，不少博士后人员到复旦大学来仅仅是为了找一块跳板，利用复旦大学的品牌和地处上海优势，为自己寻找更好的工作。

第三，对博士后人员的联系导师没有要求。联系导师招收博士后人员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培养成优秀的青年学者用来补充教师队伍，加强学科自身力量；第二种招收科研助手，为导师完成科研课题；第三种给导师当行政秘书，主要是高级行政助手，包括写科研申报书、科研结题报告、实验室建设和其他行政事务，极端的做法是这类博士后人员基本上不从事科学研究。

复旦大学生态学科的教授们高度重视博士后工作，努力走出上述误区。

首先，严格挑选博士后，把好选拔关。要求来做博士后的人员，必须先提供详细的履历，由教授们传阅做出初步评价。评价标准主要是看申请人的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发表论文的水平和掌握的技能，还要考虑到其博士生导师的学术声誉、申请人的年龄、经历和家庭情况。

其次，将基本合格的申请人，通知来校面试。面试的内容包括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及其做博士后的打算。面试是采用教师集中听取其报告并共同评议的办法，在面试中着重考察其做博士后的动机和对科学的兴趣、独立工作的能力、科学合作的精神等素质。大家形成共识，才将合格的申请人报研究生院批准。

第三，坚持开题报告制度，训练其选题能力。博士后候选人未进站前就启动导师与其对话，商讨其研究课题，一般要求其课题要与我校的生态学科发展的大方向相吻合，而且课题要有交叉性、综合性；同时，所立课题有一定的风险性。

第四，积极鼓励博士后申请科研课题，改善科研条件。联系导师引导博士后人员将其开题报告的内容去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博士后基金或其他项目。博士后的经费由联系导师来承担，博士后人员申请到的经费由他们自己支配使用。这样一来，博士后申请科研课题积极性大增，科研和生活条件可以得到明显改善。

第五，把好中期检查关。跟踪博士后科研进展，除了博士后流动站规定的中期检查外，学科点上还要听取博士后人员科研进展报告，以便及时解决他们研究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意想不到的困难。

第六，做好高质量的出站报告，并指导他们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如果安排得当，博士后期间应当做出较好的工作，发表较高质量的论文。但是，博士后人员往往在后期忙于找工作，忽视了出站报告和撰写学术论文，我们一般要求博士后人员提前3个月准备出站报告，发表SCI论文作为出站的必要条件。

尽管博士后制度在我国历史很短，但已到认真总结的时机了，这一重要资源的利用，应当成为大学决策者关注的部分。

作者后记

博士后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优秀群体，无论在大学教师和科研队伍补充中还是在科研创新方面均可起到重要作用。1997年底，我刚到复旦大学，就意识到除了引进杰出中青年学者外，必须充分利用博士后人才的培养机制，尽快建立教师队伍的第二梯队。为此我主动向学术界的前辈求援，请他们推荐即将答辩的博士生来复旦大学做博士后，这样，吴纪华、周铜水、马志军、王晓娟、程舟等成为我最早的一批博士后人员。他们与我一起建立实验室和实验体系，分别在崇明东滩国际湿地、天然药物资源等方面做了开拓性工作。卢宝荣、钟扬、李博等教授也培养了很优秀的博士后。应当说，复旦大学生态学科的迅速崛起与我们一开始重视博士后工作有密切关系。

【注释】

[1]发表于《上海研究生教育》（2005年，第1期：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