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战略的思路

关于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战略的思路

关于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战略的思路^[1]

提要　在20世纪末，实现建立基本上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的体系的战略目标问题，已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界长达3年来热烈讨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就该课题的诸方面：①关于提法的科学性；②提出“建立基本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的体系”战略目标的历史线索；③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必要性；④有关实现战略目标的标志；⑤实现战略目标的可行性；⑥发展我国博士生教育制约因素等问题，均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同时对他人研究的结果作出分析和评价。本文仅是提出研究该课题的基本思路，并未对上述问题作出系统的研究。

1988年秋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理论界对“建立基本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的教育体系”问题进行了空前热烈的讨论。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7月至1991年12月，仅《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两家杂志，就发表了涉及博士生教育的论文58篇，其中有28篇论文专论或兼论“建立基本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的教育体系”问题。至于在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座谈会或各学会学术年会上，该问题几乎总是中心议题之一。毫无疑问，这个现象有其深刻背景和历史线索。对此作者已有专文论及（见“‘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提法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一文）。尽管以上讨论已取得了可喜成绩，然而在细读、推敲和比较这些文章后，笔者感到泛论较多，尤其对课题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缺乏整体的思考。为了对此作点微薄贡献，笔者冒昧撰写此文，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1．关于提法的科学性问题

学术界在“建立基本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的教育体系”的提法上有相当程度的混乱，究竟哪一种提法比较科学、比较准确是首先应当研究的。

在这个问题上，已有几种提法：“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立足国内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基本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实现立足国内培养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的博士生”等等。

上述提法中有三个方面的差异：①“高层次人才”、“高级专门人才”和“博士生”之间显然有不同含义的。各位作者使用上述名词时，即使同一名词，譬如“高级专门人才”一词指的具体对象也不尽相同，多数作者将博士、硕士均包括在高级专门人才中，而有的作者将高级专门人才特指博士，硕士则为科学专门人才（刘晖、侯春山，1988）。至于“高层次人才”的说法更易引起分歧，武汉大学从事本科生教务管理的同志与我讨论时坚持认为大学生也是“高层次人才”，理由是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对很少，在人才金字塔中还是处于上层。据我个人看来，前两个名词（“高层次人才”、“高级专门人才”）均系相对比较下使用的术语，具有不确切性。根据政策，博士一到工作岗位就可评为讲师或工程师，如果“博士是高级专门人才”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我国数以百万计的具有中级职称的同志岂不都也成了“高级专门人才”了吗？博士、硕士学位仅是获得者受过某种程度科学技术研究训练的客观标志而已。一般说来，“博士”不等于“高级专门人才”。王从方在《美国现行学位制度评价》一文中说道：“在培养目标上，博士阶段的学习只是给予了学生研究方法上的训练，博士学位的获得也只意味着刚刚跨入了学术研究的大门，在基础科学领域，它只说明完成了该学科的一般教育。”这与我在美国大学实地考察所见的相一致。严格地说，博士生教育仅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已。这种认识既符合客观实际，也有利于理解发展博士后教育的必要性，博士到职后也会更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值得指出的是，现在大家都在将“博士生”与“博士”混用，这是两个有联系但决非同义的名词。我们的命题中实际上是指博士，因为只有比较培养的产物——博士，才会有意义，才会有“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的说法。②没有严格区别“立足国内”还是“基本立足国内”的不同。仔细推敲，两种表达方式至少有两点区别：一个是对我国立足国内培养博士条件的评价不同，另一个是我国博士生教育近期发展目标也存在不同见解。据我个人看法，“立足国内”几个字的用法也不见得妥当。有的同志就认为，我国培养出来的博士数量超过了同期学成归国的博士数量，即可认为已“立足国内”或至少可以说“基本立足国内”了。实质上，我们的战略目标是要逐步做到依靠本国力量能够持续稳定地培养出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方面需要的博士，这种培养博士的体系应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可能相协调。“立足国内”似乎只强调了依靠自己力量这一侧面而已。不过，我自己冥思苦想后也找不到更确切的表达式。③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期限上，有的很明确，有的却避而不谈。如果没有一个期限，我们的讨论又有何意义呢？

是否这样表述较好：“到20世纪末，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建立起一个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协调的博士生教育体系。”在没有更好的说法之前，可以简明地表达为“建立基本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的教育体系”。

2．提出“建立基本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的教育体系”战略目标的历史线索问题

教育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任何一种教育现象在历史上出现都绝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提出了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建立基本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的教育体系的战略目标也决非偶然现象。作者已仔细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生教育发展大事记，尽可能阅读凡能搜集到的文件和论文，自己觉得基本上弄清楚了这一历史线索。结果发现，社会需要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当然也是博士生教育）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近十年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为提出这一战略目标提供了可行性，同样，经过了好几年，这个提法才逐步清晰并受到广泛关注。

从已看到的大量论文来看，几乎没有人对此深究。联想起我国研究生教育界的研究现状，总感到研究的问题有必要放到我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中考察，否则我们的研究还会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

3．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必要性问题

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没有什么分歧，有几篇文章对此有较深入的讨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共识：①博士立足国内培养与否，是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上能否独立自主的重要标志，实质上应看做是我国消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痕迹的战略措施；②是我国博士学位获得国际公认，并能在相互承认学位这个问题上得以立足的重要措施；③是避免或减少人才流失的有效途径；④有利于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质量。

然而，有一点尚未引起重视：博士生教育有其他层次的教育所不可替代性。尽管各国教育体制不同，但最终都是博士生教育处于这些教育体制的顶端。科学技术越发展，对从事科技工作的人越有较高的教育背景的要求，尤其对从事创造性研究的人更是如此。博士生教育恰恰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欧美的博士生教育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即使这样，它们培养出的博士主要是满足高等学校师资和科学队伍补充的需要，或者从事需要高级专门技术或高级管理才能的工作，前者如医生、律师和工程师，后者如政府部门的决策人员和管理人员。当然，博士生教育不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唯一途径，但毕竟被事实证明是最经济、有效、迅速的主要途径。张德俊认为：“美国在科学教育上的真正实力在于有这样一大批有博士学位的训练有素的力量在做科学研究工作，在教授课和培养研究生。”我曾访问过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生院的教师几乎全部获得过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有博士后研究经历的比例近几年来也明显上升。这种情况在欧美各国很普遍，至于研究机构和企业、政府部门的高层人员中博士学位获得者也在数量上和地位上居优。换句话，美国博士生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教育、科技发展的前途，极大地影响着政府和企业。美国每年有4万人获博士学位，这个数目居世界各国之首。尽管如此，对每年有30余万人获硕士学位、数百万人获学士学位的美国高等教育来说，博士生教育在数量上毫无优势可言。但是，谁也不会忽视其对美国社会发生的巨大作用。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约200万人，研究生约10万人，其中博士生仅1万余人，每年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不超过2000人。据1988年的统计，全国普通高校拥有教授和副教授9．36万人，时过3年，这个数目要大许多。假如，每年2000个博士全部用来作为这支队伍的补充，要50年才能使我国未来的正副教授具博士学位；按国家教委“十年规划”中计划每年招收4000名博士生，则要用25年时间才能达到高级职称者具有博士学位的目标。据统计，现在我国各行业中具有高级职称者约96万人，照西方标准用博士来补充，那么又需要多少年呢？

有识之士指出，培养博士生“也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虽然，他们已经意识到博士生教育的特殊本质，意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博士这一层次的迫切需要。社会的迫切需要历来是教育发展的最大动力。然而，这远未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的共识，甚至一些教育界领导也未重视。在校博士生低下待遇迟迟得不到解决，培养经费严重不足，毕业后用非所学，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包括最敏感的新闻界，也极少关注到我国博士生教育。有影响的《新华文摘》上竟从未刊载过一篇博士生教育的文章！据我看，只有当我国公众认识到博士生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时，博士生教育的发展才会有良好的社会环境。

4．有关实现战略目标的标志问题

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将有关“标志”问题上各种说法按它们发表的顺序列于下面。

1990年春，一些专家在湖北武汉举行了“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专题讨论会。李炎方在撰写的综述中忠实地记录了大家的意见：“博士生培养立足国内的标志是：有一套比较成熟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博士生培养制度；有一个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培养模式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的教育机制；有一支政治思想素质高、学术造诣深、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博士生导师队伍；有一些较好的博士生培养基地和具有世界先进实验设备的科研条件；有一套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的管理制度和培养经验；有一个畅通的博士生生源渠道。”

林功实在论文中则写道：“应该说，只有当我国主要的博士生培养基地已经建立；博士生的培养达到一定的数量规模；培养出在业务上能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立足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高质量的博士人才；博士生培养的法规、制度基本健全；博士生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这些要求基本达到的时候，才能认为基本上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的战略目标从总体上已基本实现了。”

阎忠信的提法是：“它的含义能否这样表达：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所能达到的先进水平，依靠我国自己力量，在绝大多数重要学科门类，成批地、持续地培养出同世界先进水平相当的博士。”

1991年7月，王忠烈在全国研究生工作座谈会（简称“长春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报告中认为：“立足于国内的标志是什么？怎样才能做到？这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综合大家的意见，我认为，‘基本立足于国内培养博士生’的含义：从全国范围看，依靠我国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力量，在绝大多数学科中，能够持续稳定地培养出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包括数量和质量），在可比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大体相当的博士。具体地说：①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②通过工作实践，建设好一批我国博士生培养基地，并能持续、稳定地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博士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③博士的数量适应国家需要，质量的可比部分能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

就在这次“长春会议”上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纪要（征求意见稿）这样写道：“会议初步讨论并提出了实现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的主要标志：①已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中国特色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②建设了几十所代表国家水平的重点大学和数百个达到和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重点学科点，它们是培养博士生的主要基地；③培养的博士在数量上能基本上满足国家需要，在政治上是合格的，在业务上有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新技术革命挑战，并被公认为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

1991年10月，13所委属综合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研究会在上海召开第十一届年会。代表们对“标志”问题又展开了深入讨论。叶绍梁综述了以下观点：“如何认识和识别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的标志，多数代表认为应与建设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生培养制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一些代表认为，实现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的战略目标应是中国特色博士生培养制度建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个制度应能够保证我们的博士生在政治上合格，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事业奋斗、献身；在业务上过硬，即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等方面的需要，并且在可比方面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此外，代表们还分析了对保证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有不容忽视重要作用的其他条件和标志，如绝大多数学科能够持续稳定地培养出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项事业发展较高要求所必需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有一批科研水平在国际领先的学科、有一大批物质条件比较充裕和优越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基地等等。总而言之，能够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和规范的中国特色博士生培养制度的完整建立及其内外协调机制和运行机制的基本形成，是实现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的根本标志。”

在此不厌其烦地加以引用，一方面为了便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各家之说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也方便本文的讨论。

在“标志”问题上，数以百计的研究生教育工作者经过近年的思考和讨论，已有较为深刻、较为一致的观点。然而，推敲起来还存在许多分歧和问题，不管大家是否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分歧和问题有必要揭示出来，便于深入研究。

尽管目前谁也不会承认在“标志”问题上存在对立观点，可是表达的、强调的侧面是有明显不同的。我将它们分为两种观点，一种称为“数量、质量论”，另一种为“制度及协调论”。主张或偏向于“数量、质量论”者的主要观点在陈钟颀的《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的标志》中作了充分的展开。他说：“立足于国内培养博士生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从全国范围来看，依靠博士授予单位的力量，绝大多数学科专业能培养出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数量上能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博士来。”随后，他又对“数量上能满足”、“绝大多数学科专业”和“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作了颇有见地的解释，但通篇不涉及中国博士生教育体系的问题。而不少基本上持“数量、质量论”的同志往往将“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作为一条具体的标志。在委属综合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上，绝大多数同志都持“制度及协调论”，即他们更强调我国博士生教育制度的完整建立，更强调这一制度内外协调机制。年会综述中这样写道：“总而言之，能够保证博士培养质量和规模的中国特色博士生培养制度的完整建立及其内外协调机制和运行机制的基本形成，是实现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的根本标志。”1990年4月13日在武汉举行的专题讨论会上，我就其命题分析、必要性、标志、差距、制约因素及其对策作了较为系统的发言。当时，我列了12条具体标志，但已认为总的标志应是“与我国本世纪末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下世纪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博士生教育制度的基本建立”。即认为从博士学位授予的质量和数量角度表述远不如这样表述好，因为这种表述方式才抓住了根本：①与20世纪末现代化建设目标和21世纪初社会发展相协调的中国博士生教育制度才是我们最终期望的，这种“协调性”才是我们要实现的战略目标的基本特征；②一旦这种博士生教育制度基本建立，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也不存在任何问题，相反，“数量”和“质量”在20世纪末达到了，这种博士生教育制度未必基本建立；③“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的说法不太科学，也未必必要。现在看来，我还应当进一步进行讨论，以取得更为合理的表达。

“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与“依靠我国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力量”是两种有明显区别的对“立足国内”含义的解释。前者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不但看做是授予单位的大事，也是我国的一件大事，或者说，光靠培养单位是无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必须依靠全国的力量。后者则将其看做是授予单位的事，或者说只要依靠授予单位就行了。假如说后者是对的，岂不是“立足国内”等于“立足授予单位”了吗？尽管培养博士的过程由授予单位来实现的，但是培养博士的数量和质量受到我国其他部门的制约。例如，授予单位的培养的物质条件改善，在校博士生待遇的提高，博士生中途流失现象的扭转，生源数量的多少等均不是靠授予单位可以解决的，主要还要依靠国家投资决策、知识分子政策、留学政策等等来解决。即使培养过程也不主张封闭在授予单位进行。以我的博士论文《中国慈姑属植物的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究》完成过程为例，一些重要的文献直接向国外学者索取，因为国内无法找到刊登这些文献的期刊；蜡叶标本主要从国内各大标本馆借来。仅这两方面如无他人和其他单位支持，这篇博士论文根本不可能完成。仅此一例可见一斑。我国已注意到科学技术国际化趋势，除了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外，还在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甚至需要依赖国际合作。例如，在空间科学和环境科学方面的研究就是如此的。博士生层次的教育也有明显的国际化倾向，在西方发达国家任何一所著名大学的研究生院中均可以发现来自世界各国的博士生有相当大的比例，或直接攻读博士学位，或做短期研究。毫无疑问，我们要作出努力让绝大多数学科的博士生培养的基本过程在国内完成，但同时又要大力推进博士生教育的国际化，而且这种国际化是具有多种方式的。南开大学的数学所模式为较成功的范例。但是，一个国家博士生教育的成熟还要有吸纳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机制。

在博士的质量上，有这么几种说法：“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质量的可比部分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到目前为止，几乎大家都从与“国际水平”比较上去考虑质量问题。在我国科技界的鉴定会上，也流行着所谓“省内先进水平”、“省内领先水平”、“国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水平”、“国际先进水平”、“国际领先水平”等档次，被鉴定者为争档次而争得不亦乐乎。然而这些档次的标准谁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其实，客观地评价研究者的具体贡献就是最好的鉴定。在本讨论中也是无法说清楚所谓“国际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的。美国有几百所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究竟哪一所大学代表了国际先进水平呢？这些大学的博士的质量是有差异的，美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也主要在博士生层次进行。这种质量评估与我国的质量观念有很大差别。美国评估体系指标注重社会反映，即该校博士学位获得者被聘用情况，起薪，若干年后任科学院院士和著名大学教授比例等等。据我与美国一些著名教授讨论，他们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对博士生的科学训练上而不是他们发表的文章多少上，甚至质量好坏要在获得学位后10年中来评价。陈钟颀对“国际水平”作了3个方面的说明：①我国培养的博士被国外著名大学要去做博士后；②获得者的理论基础和科研能力；③学位论文的科学成果是否达到国际水平。如果说这种“国际水平”客观存在而且在各位心中的地位很高，而博士只做了两年研究（即使加上硕士生阶段的一年半科研时间也只有不到4年时间）就能达到，那么，最后会引出两种推论：一个是这种要求不切合实际，因为我国绝大多数教授哪怕是博士生导师一生中又能作出几项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呢？何况只用2～4年时间；另一推论即所谓“国际水平”实在就是子虚乌有的。我奇怪的是，讨论者为什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对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当具备的学术水平（即质量要求）置于一边却热衷于“国际水平”的空论呢？我们对博士质量标准的解释只应有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而决不能是其他。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讨论“标志”时有一种混乱，即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标志”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条件”混为一谈。在深入讨论时应当加以区分。

5．实现战略目标的可行性问题

绝大多数参加讨论的同志认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已基本具备条件，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①硕士的培养已立足国内，为立足国内培养博士奠定了基础；②已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建立了成批培养基本上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博士点，部分学科点培养出的博士在学术上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③博士生培养工作的物质条件有了一定改善，初步建立了一批博士生培养基地；④初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博士生培养和管理制度；⑤在重点大学里，已形成了学术水平较高、科研成果较多、教学经验丰富而又忠诚于博士生教育事业的导师队伍，目前授予单位、专业点和导师的评审方法基本上可保证导师队伍的质量；⑥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和专业点的基本合理的格局已形成；⑦取得了较为丰富的博士生培养的经验。

国内一些著名的有影响的老科学家，如钱三强、唐有祺等，向中央有关领导呼吁走自己培养博士的道路。几乎在此同时，几位著名的华裔美籍科学家也作出同样的建议。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上，胡乔木同志讲了这么一段话：“最近听到美籍中国血统的科学家李政道教授和已担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的陈省身教授说，现在很多美国人中间有这样的议论：20世纪的科学可以说是犹太人的科学，21世纪的科学将是中华民族的科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大学已经基本上有成熟的条件，可以自己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各方面最优秀的人才。”显然，国内外学者对我国高等学校培养能力的高度评价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建议在高层领导中起了重要作用。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数十万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到世界各国去研究、讲学、进修和攻读学位。其中，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在国外攻读学位中的出色表现给了各国学者估价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依据。尽管我国高校毕业生达60余万人，其质量不能用经过选拔和严格考试而赴国外留学的数万人来衡量，但毕竟有力地证明了我国有能力培养最优秀的人才。

因此，在可行性问题上应当不存在多大问题。

6．发展我国博士生教育的制约因素问题

任何一个层次的教育的发展均要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博士生教育也不例外。由于博士生教育比任何层次的教育更直接地影响着各国社会的发展，尤其在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两个方面的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博士生教育对这些制约因素反应格外敏感。

在目前的讨论中，有不少人对我国博士生教育存在主要问题（有的称之为“差距”）有过详尽讨论。据我掌握的文献来看，国家教委博士生培养工作调查汇总小组撰写的《总结报告》中讨论得最为系统和深入。《总结报告》列出的有5条：①博士生质量和数量均尚未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90年代大批教学、科研骨干更替的需要（主要表现在规模偏小、思想政治工作还比较薄弱、业务培养也存在不少问题而质量出现下降趋势）；②博士生导师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亟须补充提高；③基本条件还不够具备（主要表现在课题的前沿性较差、科研经费投入不足、仪器设备不够先进等方面）；④培养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尚有较大差距，还没有形成能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和切实保证质量的比较完善的自我约束和激励改革的机制；⑤博士生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仍远远落后于博士生培养工作发展的需要。

毫无疑问，上述的认识对制定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政策和今后采取措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对制约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诸因素作仔细的分析和归类是有必要的。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更理性地对此加以研究，才有可能精确地分析这些制约因素对博士生教育产生的影响，以及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图1试对这些因素作一分类。由于作者对此尚未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难免有错误，甚至可能根本上是错误的，但它可能有利于讨论的深入。

图1　制约因素

上述各制约因素中，并非是各个因素平等地起着作用。一般说来，对博士生教育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决策系统和培养系统，目前我国的状况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在确定了这一战略目标之后，对制约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因素逐一作科学的分析，并抓住主要因素，然后制定可行的、有效的措施并付诸实施，那么尽管我们要付出代价，但我们会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后，看到由此带来的我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庆幸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作了一个十分正确的决策：把发展我国博士生教育放在战略地位上来。

作者后记

本文实际上是一项系统研究的开题报告，题目有了，主要研究内容有了，主要学术观点也提出来了，只是有待于深入研究和系统论述。1990年我在美国Ohio State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时，曾经为中美博士生教育比较研究做了详细准备，本文的一些观点是在美国形成的。由于我是理科出身，做研究前十分重视文献调研，也就是从大量前人研究的文献调研中寻找有待解决的重要命题，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重复研究，另一方面自身的研究可以深入。我在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兼职时，有接触文科研究生的机会，交谈中发现文科的研究方法有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不像理科研究生那样重视前人的研究。一些理科学生后来转学文科，作出了重要成果，这也得益于他们在理科学习中受到的科学方法的训练。

【注释】

[1]发表于《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1992年，第1期：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