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的教育思想

第二节　蒋梦麟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动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前清秀才，现代著名教育家。曾就读于绍兴中西学堂、上海教会学堂，1904年进入著名的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自费赴美留学，先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农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学习农学和教育学。1912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师从杜威。1917年以一篇《中国教育之原理》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该文用现代科学方法分析了孔孟以来中国历代的教育言论、制度和措施，并与西方文化相比较。同年6月，蒋梦麟回国。

归国后，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孙中山秘书、江苏省教育会理事等职。1918年12月，由蒋梦麟等倡议、江苏省教育会等教育团体出面的中华新教育社成立，蒋梦麟任该社主任。1919年初，中华新教育社创办《新教育》月刊，蒋梦麟任主编，直至1921年。该刊主要宣传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理论，评价欧美（尤其是杜威）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制度，翻译欧美资产阶级教育家的著作，报道欧美各国教育情况。《新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国内的影响，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深化准备了思想基础。

1919年7月，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委托，到北大主持校务，历任哲学系主任、总务长、代理校长等职务（在1916年12月—1927年7月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蒋梦麟分别于1919年9月、1920年10月、1923年1月三次代理北大校长）。他始终遵循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呕心沥血，“维持北大生命，绝不让他中断”，为北京大学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之江大学校长。不久，浙江试行大学区制，蒋梦麟于此期间（1927年7月—1928年10月）负责浙江大学区教育行政，并兼任浙大校长。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通过蒋梦麟的努力，浙江省建立了职能明确、规范有序的教育行政体系；修订了许多教育法规文件，如《浙江大学区初级中学科目学分暂行标准》、《浙江大学区高级中学科目学分暂行标准》、《浙江省教育局暂行规程》等，从而使长期受战乱影响的浙江教育事业得以逐渐恢复，也为浙江教育近代化体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他积极建设师资队伍，邀请陶行知在萧山创办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湘湖师范，该校后来成为当时公认的仅次于晓庄师范的模范学校，为浙江乡村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另外，他为浙大校址的开辟、杭大的筹办也都作出了有益的工作。

1928年10月，继蔡元培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其间，他主持拟订并于1929年7月26日颁行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同年8月又颁布了《大学规程》和《专科学校规程》。可以说，这些法规是有史以来最为完整的高等教育法，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1930年12月，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直至1945年去职。其间，他仍然推行民主治校方针，坚持学术自由的原则，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办学条件，努力提高北大教学、科研水平。1937年，因抗战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蒋梦麟与梅贻琦、张伯苓共同组成筹委会主持校务。南京沦陷后，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任西南联大校务常委，坚持国难时期的教育活动。

从1919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前后工作达26年，主持校政17年，这也使北大成为蒋梦麟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基地。其间，他主持设立文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个研究院，并聘请教授从事学术研究以及教学工作；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并遵循此方针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非常注重办学条件的改善，尤其是图书馆的建设，重视西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等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梦麟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兼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8月，出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转向农村教育工作。1949年10月，随蒋介石到台湾，一方面继续主持“农复会”工作，从事农村教育；另一方面兼任台湾“故宫”理事会理事，从事文化研究工作。70岁时，被台湾“教育部”授予“当代儒宗”荣誉称号。1964年6月18日病逝，享年79岁。

蒋梦麟一生奋斗于教育事业，并作出比较重要的贡献，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著有《西潮》、《新潮》、《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孟邻文存》、《谈学问》等书。

二、科学人文主义教育观

蒋梦麟兼通中西之学，由此领略到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思想始终局限于道德范畴，而源于希腊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则有敏锐深刻的理智；科学之果只能在理智之园成长，在基督教或中国的道德观念下，不可能产生任何科学。^[3]因此，他大力提倡科学和理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科学是心智探究自然法则的表现，艺术则是心灵对自然实体所感所触的表现。艺术是人生的一种表现，它使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科学是心智活动的产物，旨在满足知识上的欲望，结果就创造物质文明。在现代文明里，艺术与科学必须携手合作，才能使人生完满无缺”^[4]。因此，他提倡用科学和人文两条腿走路。虽然，他对此的论证显得不够严谨，但对于教育而言，这一思想对当时的教育实践很有价值。

1920年，蒋梦麟在北大校庆演讲中就提出北大发展的三个方面：（1）研究西学，并提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2）整理国学，要出一部“国学丛书”；（3）注重自然科学研究。这无异于在课程设置上取中西合璧之举。为此，蒋梦麟采取学分制解决文理学科不通畅的局面，要求文科生有一定的科学知识，而理科生有一定的文史知识；又以“文理兼通”原则设置院系；还在《学则》中制订入国文系者须外语佳，入外语系者须国文佳的规定。这种种措施无非是要在教育中贯彻科学人文主义的教育观。不仅如此，在下文一系列的教育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中都渗透着这种科学人文主义的视野。

三、个性化教育思想

受杜威“儿童中心说”的影响，蒋梦麟提倡个性化教育。因为在他看来，个人主义新道德代替家族主义旧道德，是近代社会发展进化的必然结果，个性独立和个人价值的提高实为社会进步的标志。^[5]那么，何谓个性化教育？他说：“以个人固有之特性而发展之，是为近世教育学家所公认，教育根本方法之一也，无或持异议者矣。”^[6]蒋梦麟进一步指出，个性化教育的根本精神在于确立个人的价值；而且，具有价值的个人负有对国家的责任。在他看来，正是个性化造成了西方绚烂的工业文明。^[7]

（一）个性化教育的目标

个性化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健全之个人”。1912年2月，蒋梦麟在《新教育》创刊号中明确提出“以教育为方法，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而这种“健全之个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充满丰富的感情和活泼的精神；具有改良社会的能力。

在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蒋梦麟发现，中国人最缺的是思考力。“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奴于成见，或出于感情”，“其断事也，不曰大约如此，则曰差不多如此”，^[8]而“希腊哲学家则有敏锐深刻的理智”^[9]。为此，他把“思考力”的培养放在“健全个人”第一要素。于是，在教育、教学中，他就提出要有怀疑的精神，并要让学生学会思考的方法。

再者，他也发现，中国传统的家族式教育把儿童都变成了一个个“小老头”，因此，他要求“健全个人”还必须是“富于感情、富于思想、富于体力活泼泼底一个人”^[10]。为此，他十分强调美育、体育的作用。美育“使人的感情融和，理想高尚，精神活泼”^[11]，而体育使人的“筋血充实”。

第三，“健全之个人”要有改良社会之能力，因为蒋梦麟认为，个人和社会是互助的。“若我但把个人发展，忘却了社会，个人的幸福也不能存在。”^[12]为此，他要求学校教育要讲生产，学生则要四体勤劳，同时，他提倡“学生自治”，以练习改良社会的能力。

（二）个性化教育的方法

“健全之个人”是如何培养的？蒋梦麟提出“以个人固有之特性而发展之”的思路。也就是说，教育方法的要点在于发展个人固有的能力。他认为，近现代教育的原则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而“教育是人类本能的指导者，扶助他，带领他，使他向正路上去，像大禹治水一般”^[13]。这就是说，儿童固有之特性是发展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学加以认识，但是，这些特性的进一步发展却是依靠教育发挥作用的。而且，蒋梦麟进一步指出，教育经营固有特性不可强抑蛮施，“教小孩贵在因势利导，固不可强施抑束，也不可揠苗助长”^[14]。

很显然，这一方法与杜威的机能主义心理学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杜威把心理理解为本能的活动，诸如人的情绪、习惯、冲动等生物性的本能是心理的基本内容，它们是通过遗传留下来，而现实中心理活动的实质就在于有机体采取一定的行动来适应环境，并满足自己的需要。以此作为教育的理论依据，就要求教育须按照儿童本能生长的不同阶段提供给他适当的材料，促进他本能的表现和发展。蒋梦麟的教育方法正体现了这一思想。鉴于此，蒋梦麟对中国传统的旧教育方法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它们违背儿童天性，把儿童束缚在毫无生机的教室里。他提出，要将儿童从刻板的规范下解放出来，诱导儿童自行思想，并根据儿童的、而非成人的需要解决问题。

从这一基本方法出发，蒋梦麟进一步提出发展儿童固有之本性的途径，即通过“种种健全的活动”养成“健全之个人”。他提出的健全活动可分四类：一是学术活动，即知识的学习，与旧教育不同，这种学习是以科学人文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二是美育活动，即开展图画、音乐、戏曲、金、石、字、雕刻等活动，以活泼精神、陶冶情操；三是体育活动；四是“改良社会”的活动，包括学生自治、社会研究、平民夜校、破除迷信陋习，等等，藉此养成改良社会的能力。其实，这也是杜威经验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

（三）个性化教育的价值

如此倡导个性化教育，其意义何在？蒋梦麟从杜威“社会个人主义”的社会学思想出发，阐明其价值，即增进个人价值和创造民主社会。众所周知，杜威把人类社会形成的基本原因看做是带有人类原始本性的个人的结合。他指出，“人性中有利他和利己的倾向”^[15]。社会既然是人性的结合，那么，教育在改进社会中就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杜威主张“使社会改革尽可能通过教育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斗争来实现”^[16]。很明显，这种社会观强调通过对个人的教育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蒋梦麟根据中国的现状，首先强调了个性化教育的个人价值。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蒋梦麟看到了传统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旧教育对人性及其尊严、价值的严重束缚与压迫，可怜的中国百姓“人生微贱”、“几同牛马”，毫无个人价值可言。因此，他寄望于用个性化教育重树人的尊严和价值。只有个人价值得到提升，才可能进一步建设更美好的民主社会。他希望健全个人具有改良社会的能力，用意正在此。

蒋梦麟将个性化教育所培养的健全个人视为民主社会的基石，无论为民、为工、为农、为商还是为官，首先是一个能言、能思、能行的个人；没有健全个人，社会就没有合格的公民。他指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17]这样，个性化教育的功用便经由它所培养的健全个人对民主社会的推助而体现出来。

四、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教育探索

蒋梦麟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积极传播者之一，他十分注重用杜威的思想、方法去观察、分析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

（一）职业教育

1918年6月，蒋梦麟出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专职总书记，同时担任社刊——《教育与职业》的主编。其间，他在《教育与职业》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职业教育问题，如《教育与职业》、《职业界之人才问题为教育界所当注意者》等，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职业教育思想。

蒋梦麟认为，就当时的中国而言，实施职业教育是大势所趋。首先，他看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他说：“职业教育为二十世纪工业社会之一大问题，吾国青年之立身，国家之致富，多是赖焉。举学校而尽排除职业教育，则偏矣。”^[18]其次，他也看到中国与欧美各国在职业教育上的巨大差距，“以国家之力，补助地方实业教育者，美国也。以地方小民汗血之力，供国家之政客武人挥霍者，中国也”^[19]。再者，金字塔形的教育结构使绝大多数小学生、中学生无一技之长便进入社会，很难谋取生计，“然以今日社会之状况而论，受四年初等小学教育后，能入高等小学者有几人乎？高等小学卒业后，能入中学者有几人乎？中学卒业后，能入大学者，又有几人乎？夫由初小、由高小、由中学而直达大学卒业之学生，其大多数固能养成高等专门之学，然其余不能由下级而达上级者，皆无一技之长，以谋独立之生计，此种学生，听其自然乎？”^[20]为此，蒋梦麟主张发展职业教育。

当时，由于实业学校的课程设置重理论轻实践，科目设置则囿于教育系统而忽视社会需求，课堂教学也是重知识传授轻技能训练，于是，职业教育领域出现了“有求而无适当之供”的怪现象。对此，他提出两点改进建议：首先，提出知识与技能相结合教授的建议。“知识以科学为主，技能以系统的实习为主”，而且，实习的时间要占课程的一半以上。否则，“若无科学的知识，又无系统的学习，则实业学校之不能应用，与普通学校等耳，或且更不如也”。其次，他力主职业教育与实业界加强沟通。蒋梦麟认为，由于职业教育界与实业界之间缺乏沟通，导致毕业生就业渠道堵塞，从而出现了“观今日中国，学校之毕业生，无论习文学、习商科、习工科，在社会上求一职业，不可得也”之窘状，出现了“求人者与求事者无沟通机关，则求人者终不得相当之人，求事者终不得相当之事”之无奈。只有两者沟通后，才有可能通过教育解决实业上的人力资源问题，否则，教育是教育，职业是职业，绝无解决问题之日。

（二）历史教育

1918年1月，蒋梦麟在《教育杂志》第10卷第1期发表了论述中国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文章《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在中国历史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借鉴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探讨历史教学问题。关于教学内容，蒋梦麟提出，“教授历史，当以学生之生活需要为主体也”^[21]，“教授历史，当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也”^[22]，于是，民宅之布置、公共卫生之保护、风俗、职业、农林、家制、宗教、娱乐、法庭、学校等都成为教学内容；以及“表扬伟人，政治家与科学家、发明家并重也”，以此引起儿童“求真理、习勤劳之心”^[23]。

在教学方法上，蒋梦麟强调用联系的方法讲授中外历史的发展，他说：“若但讲中国史，必不能明现时吾国重要问题之意义。”“若不授西史之重要时代及人物，与乎人民生活，欧美各国特点，其能明之乎？”^[24]同时，蒋梦麟注重历史与生活的有机结合，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宗旨。如若不然，“则历史与生活离，失其本意矣”^[25]。

（三）平民教育

受杜威实用主义的民主教育思想影响，蒋梦麟积极倡导平民教育。他所谓的平民教育，就是让平民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并在教学组织形式、教育内容方法等方面平民化、通俗化，以便平民真正获得文化知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很显然，这种平民教育具有改良社会乃至救国的论调。事实上，蒋梦麟的平民教育思想确实与共产党人的平民教育主张有所不同。后者的平民教育以“劳工”为重点，并以政治意识的启蒙为当务之急，因为共产党人并不认为教育可以解决社会的政治、经济等诸多问题，而是先改造好社会，才可以解决教育问题。

1919年1月，蒋梦麟在《教育杂志》上撰写了《和平与教育》一文，呼吁“故今日欲得真正之和平，当一反吾国向日之所谓牧民政治”，进而明确提出平民政治的主张。他说：“平民主义，首以增进平民之能力知识为本，使人民咸成健全之个人，倡造进化的社会。于是一方以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而为和平之保障；一方以个人之才智，社会之能力，而扫除强暴不良之政治。如此，则熙攘往来，咸与升平，真正之和平至矣。”^[26]这种平民政治与杜威的“社会个人主义”社会学理想是一致的。

据此建设平民化的政治，其基础自然是平民教育。蒋梦麟风趣地指出：“一个社会里边，少数的人，天天讲文化；多数的人，不知道地球是方的或是圆的；一个社会里有了两个世界，彼此不通声气，社会怎样能进化？”^[27]尤其是中国的社会状况，很不乐观，“在四万万人民中，有三万万九千万还不知道有什么一回事；其余一千万中，有固执不化的，有关了门不管闲事的，有若知若不知的，有一味盲从的”^[28]。在此种状况下，中国社会根本谈不上进化。他以“五四”时期民众的表现为例说明问题，当时，不少民众由于缺乏知识，所以对学生的牺牲无法了解，对进步知识分子的疾呼也感到莫名其妙；而且，蒋梦麟通过与英国、美国、德国、印度等国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与各国在教育普及、成人识字等方面差距甚远。鉴于此，平民教育便成为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

而要实施平民教育，在蒋梦麟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社会运动教育，准确地说，这其实是一种以运动形式推进的成人扫盲教育。其方法主要是开办平民夜校，蒋梦麟认为此类夜校有三种形式：（1）借高等学校的校舍开设平民夜校。蒋梦麟在主持北大校政期间，就举办了多期平民夜校。夜校的教员是大学学生，教科书是大学生捐钱买来的。夜校的学生有男有女，有长有幼。（2）联合商界，举办平民夜校。这主要是通过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业人士捐钱，提供房租、器具、书籍等所需费用而举办的夜校。（3）组织“社会进化促进团”，开办夜校。“社会进化促进团”是由至少三个有识之士组成的一个社会团体，宗旨在于开办平民夜校，并负责教授。社团里三人每人要游说三个朋友再组成另一社团，以此类推，一团生三团，三团生九团，不久便使平民夜校遍布全国。

蒋梦麟以为，通过这种途径，就能解决中国教育落后问题，扫除文盲，并改良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蒋梦麟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他的个性化教育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他说：“吾国昔日之教育，牧民政治之教育也。……近世西洋之教育，平民之教育也，曰自治也，独立也，自由平等也，发展个性，养成健全之个人也，皆所以增进个人之价值，而使平民发达而无疆也。”^[29]这就是说，平民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精确明晰之思考力、丰富之感情和活泼之精神以及改良社会之能力的新人。

五、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

从1919年7月到1945年8月，蒋梦麟在北大断断续续工作长达22年（1926—1930年12月除外）。其间，不管时局如何动荡，他都坚守、发展恩师蔡元培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学术至上”的大学理想，到“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模式，蒋梦麟为北大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

作为弟子，蒋梦麟对蔡元培所推行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肯定有加。他明确表示，“学术自由之权，所以求思想与学术自由之发展，不受外力之挠也”^[30]，“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31]。因此，无论是协助蔡打理北大，还是独执北大牛耳，在日益严酷的环境下，蒋梦麟始终坚守着蔡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余绪。

例如，1923年，北大发生了著名的“玄学派”代表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和“科学派”代表丁文江、胡适的学术之争，足以证明当时“思想自由”之风气。

又如，19世纪20年代，北大讲堂上依然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一批“过激主义”的教授依然活跃于北大讲坛，共产党人李大钊一直到1926年发生“三一八”惨案时才离开北大。

再如，19世纪30年代，当蒋梦麟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的身份主持北大校务时，北大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在讲坛上讲授，当时开设的课程还有《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系统》、《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这与当时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共产党人的血腥围剿是有明显不同的。

当然，后来由于时局的急剧变换，蒋梦麟不得不采取审慎的“学术自由”措施，以免给学校和师生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二）“学术至上”的大学理想

在教育理想上，蒋梦麟不仅赞赏蔡元培提出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观点，更是受到杜威“社会个人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他力主“学术救国”。他说：“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32]对教育而言，“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33]。但是，“吾国自有史以来，学问之堕，于今为甚。今不先讲学术，而望有大教育家出，是终不可能也。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34]。这种学术救国、学术立国的理念，使他把学术视为北大的生命。

为此，他采取了各种措施提升学校的学术质量。例如，重视师资的选聘，精心挑选国内一流的学者充任教师队伍，像胡适、刘树杞、周炳琳、李四光、饶毓泰、张景、孙云铸等都被聘为北大教授；积极扶持师生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如化学会、经济学会、教育学会等；改进研究所的设置，如前所述；重视学术交流，邀请国外学者讲学，杜威等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中国，这无疑对于推动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三）“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

1919年9月，蒋梦麟出任北大总务处处长。1920年，他总结蔡元培的管理实践经验，参照仿效欧美模式，为北大设计了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蒋梦麟要求在校长之下设评议会、行政会、教务处、总务处，专责相关事务；基层各系由教授互举系主任；系与校级上层组织之间，设各种事务委员会。他解释说：“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评议会、行政会两者，为北大所首倡。评议会与教务会议之会员，由教授互选，取德谟克拉西（democracy音译——引者注）之议也。行政会议及各委员会之会员，为校长所推举，经评议会通过，半采德谟克拉西主义，半采效能主义。总务长及总务委员为校长所委任，纯采效能主义，盖学术重德谟克拉西，事务则重效能也。”^[35]这一设计对完善20世纪20年代北大的管理产生了很大作用，而它的核心即是坚持了“教授治校”的原则，同时辅以健全的组织。30年代北大的组织结构调整也是贯彻“教授治校”的基本原则。1929年，他主持制订的《大学组织法》，也是非常强调“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管理原则。

此外，蒋梦麟在北大的课程设置、办学条件改善等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凡此种种，都为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蒋梦麟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