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教育思想

第三节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心学的集大成者，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阳明10岁即随父寓居北京。20岁中举。28岁中进士，任职刑部主事。31岁，为求仙学道，养病修性，离京于“阳明洞”筑室修道。34岁，因抗疏救人，下诏狱。谪为贵州龙场驿丞。37岁，抵龙场任职。40岁，任江西庐陵知县。宦官刘瑾倒台后，他升任为南京刑部主事。不久，调北京吏部，由主事、员外郎至郎中。42岁，调南京太仆寺少卿，升鸿胪寺卿。后为兵部尚书王琼器重，升为江西南赣等处巡抚。在平定内乱中，因其屡建战功，为世宗赏识，授为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并赐建“新建伯府第”于绍兴。嘉靖元年（1522），因父亲王华卒，王阳明便守制在家达三年之久。这一时期是其出仕后在浙东居住最长的一段时间。其间，王阳明讲学于余姚、绍兴两地，嘉靖四年（1525），亲自建“阳明书院”。嘉靖七年（1528），在平定内乱中，因军务劳累导致病情恶化，逝世于江西大瘐县青龙浦。

王阳明在从政之余，热心创建书院，办学校，并且随处讲学，传播心学。在龙场时，他创建龙场书院；在贵阳时，他主持贵阳书院；在江西时，他修建濂溪书院；在绍兴时，他建设稽山书院；在南宁时，创建敷文书院。他的门人及再传弟子又大多承继其作风，在全国各地大办书院，大兴讲学。影响广泛者如徐阶、钱德洪、王畿等。

阳明心学的创立过程，可谓曲折、痛苦、创新而富有时代性。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王阳明的学术思想转变是这样评价的：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察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23]

这说明，王阳明的学术道路前后经历了六变，不能不说是曲折的；同时，这六变也反映了王阳明的学术创造精神，而且，这种创造性又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道德危机和其生活的文化背景分不开的。

王阳明的思想由其弟子汇编成《王文成公全书》。其学术思想和教育活动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士风和学风，而且对以后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王阳明的哲学思想

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特点在于其有机主义的哲学立场。有机主义乃是包纳丰富的实在、生命、价值之一切方面为一个相互依存、本质相关且互利互惠的综合的整体，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拒绝纯粹的二分方法。具体而言，有机主义反对如下立场：将物与人置于孤立的系统中；将人与宇宙的动态本性局限于封闭、停滞、贫乏的系统中。这种有机主义便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出发点。

有机整体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包含身、心、意、知、物等多重且不可分割的体系，言语是难以给予充分的解释的，这里我们就暂且跟着王阳明的思路前行。王阳明以其先天直觉之洞察确信，（作为有机整体核心的）价值论整体之理想毫无疑问地内在于人。这一点在他给《大学》作形而上的解释中很好地得以论证，据此王阳明将必须通过超越外界而实现理想价值的追求原则转化为可在人心深处追求理想价值的内在性原则。这样，“人心”就突显为存在与价值整合的支点。心学也由此得以产生。

以这样一种视角，王阳明以为《大学》里的哲学真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正表明了君子的“明德”。他说：“大人者，以天下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24]不仅如此，小人也会因为恻隐、怜悯之心而救入井之孺子。所有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人，在听到无助的小鸟哀号时、在看到喜爱的花木枯萎时，都会感到悲哀，这些仁爱的情感均植根于人的良心，这种情感使我们的良心明确地意识到何谓“明德”。

“明明德”使人恢复原本完整的天命之性，而合乎博爱之实行。对花草动物要关爱，对人更是如此。不过，就人而言，人之私欲往往会屏蔽人之天性，使人堕落为小人，只有剔除私欲，即“明明德”，小人之心便可转化为大人之心，实践仁爱行动。以同样的方式，“明明德”还能证明亲近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即“亲民”，乃是万物一体的最好例证。他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25]这就表明了仁爱精神会流转于不同社会关系中，使所有人与我在“明明德”之精神存在中亲密无间。

可见，“明明德”是“心”作为价值论的整体而“止于至善”的要点所在。它使得人与天地亲密一体。这种“天人合一”的感觉对早先思想家而言乃是哲学追求的最终目标，现在对王阳明而言却发展成为哲学的出发点。他说：“惟天下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旧看来，何等玄妙；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智。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26]他又说：“这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碍。”^[27]这一句话暗示了圣人是自发地具有直觉知识，而普通大众需要通过有效努力而实践之。两者除了效果不同之外，其精神却都是集中于“心”而已。因此，我们只要通过自我觉醒以至于“明德”，“至善”之理想便可在每个人心灵深处内在地实现。于是，王阳明把必须通过超越外界而实现理想价值的追求过程转化为可在人心深处追求理想价值的内在超越过程，把前人未曾参透的人之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

根据王阳明的内在超越过程，许多相对立的概念都融合起来了。第一，认识之心与客体内具之理（道德理性）的融合。心剔除了私欲之偏见，便由天理构成，它来自主体内心深处的良知，不是来自外在于心的客体，而理只是心之用，故二者在控制私欲的前提下合二为一。他说：“以此存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便是信与仁。”^[28]又说：“孝亲之理，只存于孝子之心，非在于所亲也。”^[29]所谓“心即理”便是如此。

第二，存在与价值的融合。一般而言，事物被客观地加以认识，无涉于价值，而价值则是反映主体的精神面貌，两者在现实中往往存在着断裂，例如，侍奉年老父母与自身生活困难之间的矛盾；克隆人类与社会伦理的冲突，等等。但是，根据王阳明的观点，存在与价值交织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主要是因为心已经成为存在、价值整合的支点，存在和价值均由于本身至善的心的活动而得以确定。这个道理由《传习录》所记载的游南镇的故事最能说明。“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着眼的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则是相对于观花的主体，其感受与人的主观性相关联，并且具有相对性。“花”因人的出现而得到反映，所谓“心外无物”即是如此。

第三，身、心、意、知、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更为广泛的形而上思考中，王阳明把身、心、意、知、物简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阐明其有机论。一个叫陈九川的学生问：“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王阳明说：“但指其充塞处言，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言，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言，谓之知；指意之涉著处言，谓之物。”^[30]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心与身、意与知、知与其所涉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认识论上讲，知是心到达其自身设定之物的一种理解活动，它的直接后果便是产生了所知之事，犹如上述的“花之颜色”，表现了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的统一，也进一步证明了“心外无物”这一命题。

第四，知行合一。根据“心外无物”、“心即理”的基本命题，知行合一则是解决先验之知和经验活动之间内在循环关系的逻辑展开。现代很多学者由于接受知与行的二元立场，无法将恶念掐灭于萌芽，因为恶被视为单纯的存在。在王阳明看来，“妄念始萌，已具行动之机”，因此，为善去恶须“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31]。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32]也就是说，行而无知的引导乃是盲目冲动，知离开了行的检验则是任意的想象。在现实中，基于“明觉精察”，知即是行，有赖于“真切笃实”，行即是知。

第五，“格物”与“穷理”的一致性。与“知行合一”这一学说并行不悖的，则是对“格物”与“穷理”的解释。在王阳明看来，“格物”与“穷理”均离不开人心。“格物”是心之用，主要是通过处理日常事务以到达“至善”。因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33]。以诚意为起点，心展开其“格物”之用，就能将心之直觉知识传递到所格之物，所谓“致知”大概如此；“穷理”亦是心之用，其重点在于通过心之直觉知识而论证心本身的性质。

有机主义的哲学立场把身、心、意、知、物都包容在一个整体内，但在最为抽象的意义上，心才是有机整体的核心，这在上文一开始就提到，现在有必要再进一步分析以说明阳明学派的思想。更确切地说，王阳明先生是把心作为统筹心与物、“格物”与“穷理”、“穷理”与“明明德”之间关系的上位概念。既然是上位的东西，心便同时具有静和动的性质，其静是由于其作为永恒之性包含于天地之中，跨越时空；其动是由于其感应了意识或情感而涌现于现实的人群中。理想的心之状态是“静”为永恒之性之“中”，“动”为涌现的意识或情感之“和”。这样，他便恰当地从心中演绎出性、理。他说：“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人）性为善。因其所处而异名，而皆吾心也。”^[34]又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35]这就是说，与心有关的任何事物，以及与心有关的意向或认识活动都不过是心之所涉。“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36]因为“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岂有内外彼是之分哉？理一而已”^[37]。这些论证都说明：心是一切秩序的立法者。阳明心学有两个要点：①人心完美地凝定于天理而不为外物所动；②绝对保证心体本来至善，其用在于能演绎出性、理等概念，并助人“明明德”直至“止于至善”而又不离开人心（良知），由此便带来有机主义的整体。

三、王阳明的教育思想

在理清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前提下，就不难理解他对教育问题的见解。其教育思想主要记录在《王文成公全书》中的《知行录》篇章。从有机主义心学出发，王阳明提出了以“致良知”为目的的教育目的论，以“知行合一”为原则的道德修养论，以顺应自由、自然发展为方法的儿童教育论。

（一）以“致良知”为目的的教育目的论

王阳明的心学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良知”出发“致良知”。那么，也许有人会问：“这不是兜圈子吗？”关键在于良知因人在质、情方面的差异而导致“为物所蔽”之缘故。也就是说，良知本身是完美无瑕的，它在每个人身上的体现也是一样的：“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38]，只是人们的良知易于“为物所蔽”。他说：“仁义礼智，性之性也；聪明睿智，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39]正因为“为物所蔽”，所以每个人后来就不能成为“全者”，“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40]。为了追寻良知，人们就需要“去其昏蔽”、“明其心”，以“致良知”。其间，教育的作用就得以凸显。具体而言，就是明人伦，即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王阳明看来，“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

王阳明以病疟为例说明教育的目的及其重要作用。病疟之人，疟虽未发，但病根未除，依然隐藏在体内，不能因为病疟未发而忘记服用调理之药，一旦病疟突发再去服药就为时已晚，因此他强调：“致知之功无间于有事无事，而岂论于病之已发未发邪？”^[41]意思是说，小到个人修身，大到治国安邦，都要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因为在“病发”之时再谈“致知之功”已为时晚矣。为此，他针对时弊，提出了以“知行合一”为原则的道德修养论，以“致良知”。

（二）以“知行合一”为基本原则的教学论

前文曾经指出，明朝科举制的弊端之一便是导致学风浮夸、士子利禄熏心，在王阳明看来，这便是已经失去了“明人伦”、“致良知”的立学本意。他说：“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对此，王阳明提出一条基本的修学之道：知行合一。这一基本原则折射在道德修养、读书论经上，就产生不同的具体方法，现分述如下。

1.读书论经的基本方法

王阳明认为，经书记载的都是普遍而永恒的道理，但其渊源在本心。他说：“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42]所以，王阳明认为，读书必考之于心，而不单单是记诵讲说。经书不可不读，但读书只是途径而已，其目的在于明本心，万万不可舍本逐末。以这种观点看待读书论经，必然要把读书和思考乃至“行”结合起来，这也是知行合一思想的逻辑演绎。

王阳明认为，任何形式的学习都不能离开“行”：学孝，则必须“服劳奉养，躬行孝道”；学射，则必须“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须“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因此，“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43]。王阳明还对《中庸》曾提到的五大学习过程“学、问、思、辨、行”作了解释，他说：“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44]他又说：“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此便是‘行’。”^[45]由此可见，王阳明所倡导的基本方法乃是唯“践行”是瞻。

（1）学习要联系实际，不能凭空设想

王阳明认为学习要联系自己平日所从事的实际事务。例如，在处理官司时，就要根据官司的实际情况仔细审查、耐心处理。据说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46]这个故事说明王阳明主张的是实学，而不是程朱理学所主张的静坐读书。

（2）做事须立志力行

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是“立志”，即要有志向；其次是“力行”，即脚踏实地地做。王阳明非常重视“立志”，他认为志不强者学不成。他说：“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47]这就是说，志气乃是学习的出发点，有志气者乃是有心者。根据阳明心学，只有有心者才能真正有所得，即“致良知”。

“立志”后，则须“力行”，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否则，“立志”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他以种树为例加以说明：“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48]这就是说，做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要在第一件事未完成之时就悬想后来之事。

（3）学习须循序渐进

王阳明还多次提到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逾越。他以婴儿为例加以说明。婴儿在母腹中只是纯气，出胎后方能啼哭、渐笑、识母，而后就能站立、行走、提物、负重等，及至通过学习认识万物。其要诀在于遵循“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顺序为学。因此，他主张“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49]。

如果反映在教学上，王阳明便认为良知发展到什么水平，就以此水平给予教学。他说：“洒扫应对就是一件事。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童子自由童子的格物致知。……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功夫。”^[50]这也就是说，教学要走在发展的后面。

2.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

前文已提到，为学的本意在于“明人伦”，根据心学的逻辑，除了读书论经之外，“明人伦”更要注重道德实践，这也是知行合一思想在道德修养过程中的合理演绎。如何做到这一点，王阳明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

（1）事上磨练

“事上磨练”可以看作知行合一在道德修行上的观照，它与“学习联系实际”是一件事，只不过是不同的方面而已。王阳明认为，事上磨练的主要功夫在于“动静合一”，也就是把思考和行动结合起来。与程朱“道问学”不一样，王阳明主张“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51]。

（2）居敬穷理

知行合一的功夫不仅体现在“事上磨练”上，更体现在对“居敬”和“穷理”关系的处理上。王阳明说：“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惟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穷理。就穷理专一处说，便谓之居敬。就居敬精密处说，便谓之穷理。却不是居敬了，别有个心穷理。穷理时，别有个心居敬。名虽不同。功夫只是一事。”^[52]这就是说，王阳明把“居敬”和“穷理”视为一个互生共补的统一体，一个人如果能够同时做到既“居敬”又“穷理”，那么将真正理解“事上磨练”的意义，并对其修身处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力能克己

“致良知”需要力能“克己”。因为普通人由于耳鼻口目四肢对心的干扰，难以有效约束自己的行为，易使“致良知”成为一句空话。因此，王阳明认为，在道德修养上需要“克己”，并喻此为去除黄金所含杂质，恢复黄金之足色。如何把耳鼻口目四肢之欲和心结合起来，王阳明则明确地指出：“思量耳如何听，目如何视，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动。必须非礼勿视听言动，方才成得个耳目口鼻四肢。”^[53]“思量”的本原在哪里，他又进一步解释道：“能视听言动的便是‘性’”，又说：“有了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54]这也就是说，道德修养须从良知出发，经过“克己”的功夫，升华到有意识的“致良知”的境界，便是完成了。

读书论经和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虽然有所差异，但从王阳明有机主义的心学出发，两者就好比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既独立有相互关联，同时又连着“心”，因此，读书论经和道德修养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其具体方法也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三）以顺应自由、自然发展为方法的儿童教育论

既然心学倾向于有机主义，主张内心存养，当然就反对外来束缚，并倡导自由、自然的教育，这一点在王阳明论儿童教育的过程中很是明显。他针对当时的教育弊病，提出了“诱”、“导”、“讽”的三字方针，并据此制定《教约》，规范教学行为，这比起他的前辈来有不少独到的地方。

王阳明认为当时的儿童教育“日惟课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持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俗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55]。从心学出发，他提出了对“儿童心理”的看法，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56]因此，对儿童的教育必须注意启发诱导，潜移默化，具体而言，他提出了“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的方法，以为“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57]。

所谓“诱之歌诗”是以唱歌、吟诗的内容和方式来教育儿童，这样不仅能激发学童的志向、意志，还能使学童通过跳跃、放声高歌来宣泄情感，让心中的郁闷、烦恼在音乐中得到释放；

所谓“导之习礼”是通过学习礼仪来教育儿童。这样不仅能使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且通过“周旋揖让”、“拜起屈伸”等动作，使儿童血脉通畅，强筋健骨；

所谓“讽之读书”是通过读书来教育儿童。这样不仅可以开发儿童的智力，增加学童的知识，而且可以涵养德性，端正志趣。

为了更好地达到“蒙以养正”的目的，王阳明结合上述思想制定了一套教育的实施内容和方法，即《教约》，令教师和儿童遵守执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每天清晨，教师要检查儿童在家庭和街坊中的道德言行表现，例如，言行是否尊敬长辈，举止是否端正，之后才能就座学习。（2）精心安排每天的功课，体现动静搭配、体脑交叉的原则。《教约》规定：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3）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采用“分班”歌诗、习礼和带有比赛、观摩性质的“会歌”、“会礼”之形式展开教学，可谓是前所未有。（4）规定了“讽书”的具体要求，即“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有䌷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自日开矣”^[58]。

总之，王阳明提出的儿童教育思想注重儿童的心理、生理特点，遵循自然发展，寓教于乐，这在中国古代儿童教育思想史上难能可贵，不愧是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