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的历史沿革

2．4．1　东京大学的历史沿革

东京大学是日本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亚洲创办最早的现代大学，被公认为日本最高学府。它的前身是明治时期创办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科学校。如果追溯得更远，与幕府时期设置且历经演变的“兰学”机构“天文方”、昌平坂学问府、种痘所也有历史渊源。

1868年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划时代分界线，日本的社会制度由此开始了根本性的变革。明治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在这“三面大旗”指导下，次年（1869）政府就接管了幕府时期的三所高等学校，即以儒学教育为核心的昌平坂学问所、以传授西方知识为主的开成所、以传授西方医学为专业的医学所，相应更名为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医学校。同年晚些时候，又把昌平学校更名为“大学校”，以日本本国学术与汉学为专业；把开成学校更名为“大学南校”，以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为专业；将医学校更名为“大学东校”，以医学研究为主。

相对于“南校”、“东校”，以日本本国学术与汉学为专业的“大学校”又被尊称为“本校”，这也说明当时日本学术界对待日本本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选择仍然处于曲折回旋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曲折态度最终导致了日本学界“国学派”、“汉学派”、“西学派”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学术力量的争执引发了学校治理的混乱，最终导致政府参与的植入型行政力量产生。

“大学校”被尊称为“本部”，说明国学派为主的神道国教化运动兴起。这首先与汉学派发生重大冲突，因为神道国教化的重要内容就是废除“祭孔奠”，废除与孟子有关的教科书，这与日本德川幕府后期的儒学教育完全背道而驰，在社会精英中引发了巨大震动；在对待西学问题上，国学派也是傲然待之的态度。这样汉学派为主、西学派参与，形成和国学派斗争的两大阵营对立。

但是这种状态持续并不长久。1870年，迁都东京的明治政府重新制定大学规程，确定以西学为主、国学汉学分别作为一个学科纳入其中。从此西学摆脱了“第二反对派”的地位，与国学、汉学三足鼎立。而三座高等学府中的三派势力相互攻击，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学校管理的失控，最终的结果是明治政府采取了最强硬措施：裁撤“大学校”，保留“南校”和“东校”。

1871年，明治政府逐步实现了“废藩置县”的政治筹划以后，决定进一步加强大学行政力量的主导，7月18日，政府公布了建立文部省的决定，文部省成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掌管全国教育事业，结束了大学校管理全国教育事业的局面，明确了教育机构与教育行政在职能上的区别。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学制令”，为向欧美学习打开了门户，也促进了南校⁽⁸⁹⁾的发展。南校重视外语教育，聘请外国人使用外语直接教授西方知识，与日本政府和社会趋向的“脱亚入欧”不谋而合，最终成为东京大学的主体。

1877年，根据文部省指示将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科学校合并，定名为东京大学。文部省的任命书中，东京大学设有文学、法学、理学、医学四个学部，加藤弘之被任命为文、法、理学部总理；池田谦斋为医学部总理。文部省同时授权两位总理全面掌握大学事务。

此时的东京大学已有一定规模，在校生有500余人，不久文部省兼管的东京法律学校也并入该校，隶属法学部。

1881年，两位总理分别管理两处东京大学的局面被打破，明治政府再次变更了东京大学的管理模式：废除原有的两名总理管理学校的体制，设置总管统管全校，名称仍为总理。总理的职能是奉文部卿之命，总管大学事务。加藤弘之为新任总理。同时，四个学部的职能得以加强，每个学部设置学部长，职能是奉总理之命，管理学部事务，形成了学部长对总理负责，总理对文部卿负责的科层行政模式。

1881年，更为重要的改革是在东京大学设置了咨询会，这是亚洲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事件，是向西方学习的一次借鉴。咨询会由学校一级的总会和学部一级的部会组成。咨询会的成员主要由学部长、预备学校校长、学部教授等组成。咨询会的具体权力范围有明晰的授权：负责审议学生转学与退学、考试规则、教师工资、教学内容、毕业论文、学费、学生宿舍、图书馆规章制度、设备管理、学位管理与授予等61项事务。在制度安排上，咨询会是审议有关大学运营、直接安排教学管理的专业性咨询建议机构，是后来学部教授会权力模式的雏形。

1886年，明治政府为适应国家需要，培养具有国家主义思想的人才，颁布了“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改名为帝国大学⁽⁹⁰⁾，采用分科大学制，原来工务省管辖的工科大学、农务省管辖的东京农林学校和山林学校合并建成的农科大学，相继成为帝国大学的工科大学和农科大学，以前原有的学部分别改为法政大学、医科大学、文科大学、理科大学，并开始设置研究生院，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1887年制定“学位令”后，东京大学开始增设博士和大博士学衔。

实行分科大学制后，各个分科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各个分科大学教授会权力运作的空间更大了。实行分科大学制，“总理”的称谓更改为名副其实的“总长”，名义上统管整个大学，分科大学的校长称为“学长”；这一系列称谓在今天的日本大学制度中仍然沿用。分科大学制对于大学行政力量格局的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东京大学总长由东京府知事（日本首都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如第一任帝国大学总长是东京府知事渡边洪基，形式上使得东京大学发展的空间更大了。但是，管理首都纷繁地方事务的行政长官，在个人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太多涉足帝国大学的校内治理，因此东京大学总长更多成为一种荣誉的象征。

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1912—1926年的日本“大正时代”是一个虽然短暂却是民主自由思想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大正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中间阶层。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即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东京帝国大学作为大正民主主义思潮的发源地，教师们对大学管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大学营运的认识更为深刻，这一时期发生的变化集中在大学教师对人事权的控制力。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评议会正式回应社会上大学管理民主化的要求，向临时教育会议提出审议案：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应该从被选举的候选人中任命，总长的候选人应该由全体教授选举产生。1919年，这项人事任命案正式生效，7月，新的总长选举规则生效；在任的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通过新的选举规则取得连任，呈报文部大臣核准。山川健次郎于1901—1905年、1913—1920年担任总长12年，作为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身份，荣幸地成为日本乃至亚洲第一位通过全体教师选举就任国家大学的行政长官。

东京大学在帝国大学时期还有一些变动和复原的举措，譬如为便于统一领导，分科大学制又改为学部制；法学部增设商学系，10年后扩充而升格为经济学部。战前的几十年间，东京帝国大学各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培养了几万名毕业生，毕业生中包括不少国家级的领导人。

20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风潮急遽朝军国主义转化，东京帝国大学在“这场几乎断送日本国运”的冒险中未能幸免于难，甚至沦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1933年开始，东京帝国大学增设临时附属医学专门部，学制四年，培养的毕业生全部为战地医生。1942年，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开设“热带农业技术人员养成所”，开设宗旨直接点明是“为促进南方共荣圈的农业开发，应当地的需要派遣优秀的技术指导人员”。为了战争的需要，这一时期，东京帝国大学还专门设立有关战争工业的第二工学部，为侵略战争服务。在教育中，更是赞颂战争，宣扬军国主义的侵略精神，把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灌输到日本最优秀学生的意识中，这也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历史上洗刷不去的瑕疵污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的美国教育使节团全面改革启动，清除了军国主义教育的一套做法，调整了机构和不合理制度，并去掉了大学校名中的“帝国”二字，重新恢复了最早东京大学的校名。改制后的东京大学又新设了基础学部、教育学部，把东京帝国大学时的附属医学专业部、第一高中、东京高中亦同时并入，原有学部中又分化出新的学部，一大批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相继成立。东京大学以其高质量的办学水平和一流的学术地位为国内和世界所瞩目，逐步发展成为日本对内对外学术交流的中心。⁽⁹¹⁾

今天，东京大学已成为具有10大学部、11个研究生院、12个研究所、数万师生员工的综合性大学。东京大学由于学科齐全，经费充足，教员队伍整齐，一些传统学科办学水平高，教学和研究的力量与水平是日本其他大学无可比拟的。东京大学现任总长是滨田纯一，校区分布全日本，位于东京的本乡总校区面积达40多公顷，全日本境内的校区面积达到5．95平方千米（不包含实验林）。东京大学目前学校教员中讲师教员4097人，职员3462人；在校学生中大学部15466人，研究所1288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