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第二节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生平简介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今河北）南皮人，是清末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臣，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张之洞生于鸦片战争前三年，卒于辛亥革命前两年，可以说他亲历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对中国近代的发展有比较深的感悟。所以，张之洞一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的文化和教育发展史，反映了中国旧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在新旧文化更替时期的普遍心理以及近代教育思潮的基本特点。因此，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之洞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其父为知府，自幼受到良好的封建教育，这对他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0岁读毕九经，16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早年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代表。1867年任浙江乡试副考官，考课极严。同年8月，就任湖北学政，注重旧学，主张学习中国儒家经典和封建纲常理教。他在任湖北学政期间，整顿学风，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学生，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1873年任四川乡试副考，旋即任四川学政。为改变弊端累累的四川教育状况，他亲自制定学规章程，延聘名儒，分科讲学。1874年在成都办尊经书院。1882年任山西巡抚，荐举人才，创办令德书院，选拔高才生入院学习。1884年任两广总督，1887年在广州开设广雅书院。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其学堂皆以旧学为主，以忠孝为归，充分体现其思想的保守一面，他还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1903年主持制定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1905年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张之洞有大量关于教育的论著和奏折，以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影响最大，其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在张之洞四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他始终把教育作为富国强兵的根本，不断改革教育。张之洞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对中国近代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教育目的与作用

张之洞关于教育的目的与作用的观点，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他本人教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表现出不同的内容。

中法战争前，张之洞分别在湖北、四川学政和山西巡抚任职期间，致力于旧式教育。这一时期，清朝内外交困、岌岌可危，张之洞希望以“通经古之学”来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材”^[23]，即通过教育培养掌握广博的中国传统之学的人，并把传统之学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为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服务的人才。其办学目的是“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24]。这时，教育的目的并没有脱离传统教育的办学框架，他的教育内容极少涉及西学，甚至是用来抵制新学的。针对当时的教育状况和学风，张之洞出版了《輏轩语》和《书目答问》作为指导士子们做学问和修养品德身心的读本，产生了很大影响。张之洞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化民成俗”的教育作用论，企图通过“教士”，改善士风，进而改善民风，淳化社会风气。在张之洞看来，“一乡风俗，视乎士类”^[25]，只要加强士风教育，改善士风，民风和社会风气自然也会因之好转起来。

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亲身经历了中法战争，“甲午丧师，举国震痛”^[26]，他深深感到传统的经世之学不足以挽救中国之危亡，欲富国强兵，非效法西方之长技不可，更多地接受西学的知识，“由传统学术中求致用，转变为由中西学术中求致用”^[27]，其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还认识到人才比武备更加重要，指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岂可幸致？”^[28]主张改造旧书院，创建新式学堂，培养洋务事业需要的各种人才，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他把办学的宗旨定为具备“经史根底之学”，“博古通今”，“明习时务”、“体用兼备”，以适应时代需求。这一变化表明，张之洞已开始摆脱传统的教育观念，显露出近代教学思想的萌芽。

甲午战争初期，张之洞指出：“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复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学生也……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29]从日本教育的成功例子，他主张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虽说张之洞主张向西方学习，派遣留学生，但他的目的仍是为封建专制服务。从1898年5月所奏的《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主张的教育宗旨及作用仍在于“令守道之儒为识时之俊”，即可以看出。

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中体西用”思想。其教育目的是培养出忠君爱国具有专门学识和技能的人才。这一教学目的，超越了传统书院的教学体系，已属于近代教育的范畴，从而加速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1902—1907年，张之洞在中央参与朝政，主持制定全国第一个学制，并逐步废除科举制度，为新式教育的普及真正开辟了道路。“癸卯学制”是中国参酌日本和欧美学制而制定的第一个完整系统的近代学制，它的颁布实施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促使中国教育走上了近代化道路。

二、“中体西用”的主张

“中体西用”，又称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它起源于洋务运动，进而渗透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等观念意识之中，是中国近代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的产物。张之洞是“中体西用”思想的主要阐述者，他于1898年撰写的《劝学篇》乃是这一思想集大成的代表作，书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按照他的说法，“中体西用”是在“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一是。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30]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教育实践的反映。张之洞深感“旧者不知通，新学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31]，由此看来，张之洞所试图建造的，是一种内外有别而又兼采中西的文化结构。故此，他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32]，“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偏废”^[33]。

《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余字，内篇由九篇独立的文章构成，讲中学，其核心思想是“务本，以正人心”，也就是要求人们遵守传统的封建礼教，即孔孟之道和三纲五常，来效忠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外篇由十五篇文章组成，讲西学，其核心思想是“务通，以开风气”，也就是说在维护封建统治的范围之内，向西方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此来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方面进行局部改革。

张之洞所言的中学是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即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包含仁、义、礼、智、信和三纲五常等道德层面的要求。张之洞认为：“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族者取之。斯其有益而无害。”^[34]他主张中学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是学习的主体，要率先学习，然后再学习西学。他说：“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柁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35]张之洞强调“中学为体”，学习和了解“中学”的途径便是“读经”。张之洞特别强调作为封建伦理道德核心的“三纲”的地位，他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并以此坚决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推崇民权和男女平等之说。由此可见，张之洞强调“中学为体”，目的就是要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框架，“固其根底，端其识趣”^[36]。

所谓“西学为用”是指“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去吾疾者取之”。张之洞所说的西学已经不再局限于曾国藩、李鸿章所谓之“器械”、“财用”、“选卒”、“校技”，他认为西学主要包括西政、西艺以及西史三个部分。西史即西方各国历史，西政、西艺是指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张之洞所指的西政，不是指维新派所宣传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君主立宪，而是指西方的学校、地理、赋税、武备、律例、通商等先进制度，即西方各类具体的制度和行政管理措施；技术上主要指西方的算、绘、矿、医、光、声、化、电等，即西方各类科学技术。西政与西艺二者是密切联系的，主张“政艺兼学”，政急于艺”。“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张之洞认为这些新学确有实用之效，“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虽然他从“西政”和“西艺”上来学习，但是，引进西学有一个明确的原则界限，就是“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37]，“西学为用”的目的在于富强，“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以保名教”，即不能触犯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讲求西学不过是手段，捍卫中学的核心地位才是目的，正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能不讲西学”^[38]。但他并没有主张学习西方最根本的政治制度，还是站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这也是“中体西用”思想在当时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