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

第三节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

一、夏朝学校的出现

中国早在“五帝”和“虞舜”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早期学校的雏形，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从夏朝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来看，夏代已具备了学校产生的一般条件，据文献记载，‘庠’、‘序’、‘校’被认为是夏代的学校”^[14]。

夏代基本上延续了虞舜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庠”教育，不过又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礼记·王制》记载：“虞氏养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在国家和等级制度已经出现的夏朝，教育也逐渐成为贵族和统治阶级所享有的特权。“庠”已经成为奴隶主贵族养老的地方，学校是贵族开设，当然也是奴隶主后代接受教育的机构，“庠”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教，而“孝”又是德教中的主要内容。

《礼记·明堂位》：“序，夏后氏之序也。”《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夏后氏设国老于东序，西序为小学。”“序”这种学校的教学内容，可以从它的文字起源加以探索。“序”，从广，予声。广与房屋有关，从字形上看，“予”像一个人拉弓射箭，所以，序在古代是指练习射箭的场所。《孟子·滕文公上》也写道：“序者，射也。”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曰校”，“校者，教也。”《说文解字》上说：“校，木囚也。从木，交（jiào）声”。是由木头围成的养马之所。夏朝尚武，在奴隶制度刚刚建立的夏朝，部落之间的征伐、掠夺现象十分频繁，统治者注重武术教育，军事训练是当时教育的重要内容，后来“校”就演变为习武、比武之所。

夏朝出现的学校——“庠”、“序”、“校”，是中国早期的教育形式，虽然它们还不是独立的、专门的教育机构，但为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开创了先河，对后来教育沿着官学道路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商、周的教育都是在继承夏朝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教育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

二、商朝官学教育的萌芽

据古书记载，商代的学校主要有“庠”、“序”、“学”和“瞽宗”四种。

“庠”在商代被统治者继续保留下来，它的教育意义更加突出，已经成为统治者打着“孝”的旗号，向各阶层人民推行孝、悌，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教化机构。

在商朝，“序”进一步又分“东序”、“西序”，前者为大学，在国都王宫之东，是贵族及其子弟入学之地；后者为小学，在国都西郊，是平民学习之所。此时序不仅是军事训练的场所，还增添了“礼”的教育内容。发展到后来，习射成为一种形式，通过习射达到“明君臣之礼”、“明长幼之序”的目的。^[15]

商朝生产力日益发展，文化日趋进步，科学日渐发达，因之学校又有增加，出现了新的教育机构，称为“学”与“瞽宗”。《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礼记·王制》：“殷人养国老于国学，养庶老于左学。”郑玄注：“右学，大学，在东郊；左学，小学，在国中王宫之西。”可见，“学”以明人伦为主，“瞽宗”以习乐为宗。商朝的教育出现了新的内容，“学”和“瞽宗”是进行礼乐教育的主要场所。此外，天文、历法、算学也已成为学校教学的内容。

在商朝，教育已经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行为，国家把教育看作行政事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奴隶主贵族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学校不仅是他们培养接班人的场所，还是他们宣扬礼教、统治人民思想、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奴隶制国家直接操纵和控制教育，教师也由国家的官吏直接担任，学校的教育机构和政治行政机构功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中国古代的官学教育制度已初显雏形。

三、西周官学教育制度的建立

西周继承了商代的教育制度，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官学教育制度，形成了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六艺教育。

（一）教育制度

西周的官学大致分国学和乡学两级。

1.国学

西周的“国学”是专为奴隶主贵族子弟设立的。按入学年龄和程度分成小学、大学两级，小学设在宫廷附近，大学设在近郊，天子与诸侯的大学名称各异。

（1）小学

西周的天子和诸侯都办有小学。《礼记·王制》说：“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可见，天子的小学主要设在宫廷之内。《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云：“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说的是诸侯小学中的优秀者，可以被推荐到天子大学中学习。

西周时期规定，王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公卿长子、大夫嫡子，十三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其余众子则十五岁入小学。但当时的教育还处于刚开始发展阶段，入学的年龄和年限在西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诸侯国之间是很难做到统一的。

（2）大学

《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可见，天子和诸侯也都设有大学。

辟雍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辟雍亦作“璧雍”，本是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古今图书集成》载：“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东胶在左（即东序），瞽宗在右（即右学），虞庠在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泮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可见，周天子的大学已有分科教学的趋势：周天子的大学以辟雍为中心，四周环以不同内容的东学（东序）、西学（瞽宗）、南学（成均）、北学（上庠）。其中东学主要习武，西学主要学礼、祭祀，南学主要学乐，北学主要学书、念数。中间的辟雍，也称太学，主要是习射练武之地。

泮宫是诸侯的大学，其东、西、南三面有水池，形似半璧，因其半于辟雍，故称为泮宫、泮水。其规模小于辟雍，大于乡学，用于教育诸侯国中的贵族子弟。由于政教不分，泮宫同时也是举行饮酒、献俘等典礼之所在。《诗·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可见辟雍和泮宫除了是教育场所外，也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聚会、游玩、练舞的休闲娱乐场所。

2.乡学

西周的乡学是为当时的统治者培养工作人员的乡村学校，一般都是为奴隶主和部分庶民子弟设立的，规模比较小，教育的内容也比较简单，一般都是以道德教化为主，以此来控制下层阶级的思想，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

乡学是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亦有塾、庠、序、校之别。一般情况下，塾中优秀者，可升入乡学而学于庠、序、校；庠、序、校中的优秀者或升入国学而学于大学。后来，人们专用塾称呼私人设立的学校，叫私塾。庠、序成了乡学之名。学则和校合并，成为教育机构的通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京师四学图

此外，西周时代也极为重视幼儿教育。西周设有专门的幼儿教育机构，国子与公卿贵族子弟可以聘请专门的教职人员来担任，一般子弟只能在家接受家庭教育，父母就是幼儿最初的教师。

（二）教育内容

西周学校以“六艺”为教育的基本内容。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萌芽于原始社会，形成于夏代，商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西周就更加完善。

1.射、御

今天我们称六艺的顺序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实际上是承接周代以来的称号，它表明周王朝对礼乐知识的重视，及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看，射、御是排在礼乐前面的。“射”是射箭技术的训练；“御”是驾驭战车技术的培养，射箭技术是原始社会人们为了捕捉食物和防卫必须练就的本领，后来也一直都是部落、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重要技术。对战争频繁的奴隶社会来说，驾驭车马的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尚书·甘誓》上说：“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可见，西周时期，作战以兵车为主力，以弓箭为主要武器。周王朝的教育，首先需要培养军事骨干，以备驾驭部属，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同时还可以攻打他族，掳掠财物和奴隶。所以，射、御是周王朝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是重要的练武场所。当周朝政权稳定之后，统治者才从重视射、御转为重视礼乐、教育。

2.礼、乐

“礼”包含政治、道德、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礼”起源于祭礼，原始社会的人通过祭祀来表达敬奉神明的虔诚之意，在祭礼中有教育的成分，所以也被称为礼教。原始的宗教祭祀，主要是图腾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巫术活动等。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原始宗教中的礼教也逐渐向等级社会人的规范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的内容也出现了阶级分化。“礼”刚开始是关于祭祀、宴饮、军事、婚丧等的一整套礼仪，后来就演变成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并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成均”，开始是乐教的场所，随着宗教祭祀和社会的发展，乐教已经不单是教育音乐知识，还力求通过美学来修养身心。《礼记·文王世子》：“礼所以修外，乐所以修内。”可见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礼重在约束行为，乐重在调和情感。

周王朝“以礼造士”，礼教的内容被认为是立国之本，学校中亦以礼为“六艺”之首，连射、御中也渗透着礼、乐教育。《礼记·射义》记载：“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说明在当时，礼是评定射艺的准则之一。礼乐与射御一起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的必备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

3.书、数

“书”是识字教育，“数”，包括读、写、算基础文化课，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

“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并依照年龄差异及学科不同而施教。“六艺”服务于奴隶主阶级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规律，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教育特征

1.“学在官府”

“学在官府”也称为“学在官守”，是西周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意思是说学校和学习都在官府中。“学在官府”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首先，国家掌握生产资料是“学在官府”产生的根本原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6]。周王朝的全部土地和人民在名义上都属于周王所有，奴隶主掌握社会的生产资料，这使得他们能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各种脑力活动。同时，也为奴隶主兴办学校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是“学在官府”产生的深刻社会原因。

其次，有限的生产力水平是“学在官府”产生的直接原因。西周时期，书写的工具是刀笔，以拙陋的工具在粗笨的材料上制作出书册，不仅极其繁重，也十分昂贵，只有官府才有制作书册的人力和财力，因而只能“惟官有书，而民无书”。礼、乐、射、御是西周重要的教育内容，而教书学习所用的器具，也不是普通人家所能购置的，因而只能“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也只能在官府中进行。

再次，世袭的氏族宗法制度，是“学在官府”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为官者世世为官，为民者代代为民，又由于官守学业，为官之父，兼而为师，传其所学；官之子，则就其父学，习其业，谓畴人子弟”。古代，子入官府，各从父学，称为畴人子弟，这种对学术的垄断，造成了“惟官有学，而民无学”。

西周只有官府有学，民家私家无学术，士子们要学将来为官必须掌握的知识，只能有求于有官府，学之于官府。

2.“官师合一”

“官师合一”是奴隶社会学校教育的共同特点。西周的教师还未成为单独的职业，皆由国家的官员担任。

《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西周的国学由大司乐主持，同时，他也是国家的礼官，负责宗教祭祀和国家典礼之事。大司乐下设教官乐师、师乐、保乐、大婿、小婿等，他们分别担任教学工作，除了师乐、保乐外，其他的都是国家的礼官。

各级乡学由大司徒负责，以下分别由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等行政长官兼管，在乡学供职施教的教师还有父师和少师，他们都是乡里退休的大夫和士。《尚书·大传·略说》记载：“大夫士七十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

在西周，教育机构和政治机构是分不开的，这种“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培养了大批国家需要的人才，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古代官学教育制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