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校长的辞职事件

九、蔡校长的辞职事件

在我们原先的想法中，总以为教育家应坚定执着，一往无前的，而“辞职”是把一众人与事都撇下，似乎总带有“一走了之”的无情和退缩。我们常以“不抛弃，不放弃”作为座右铭，显然蔡校长的几次辞职似乎与我们心目中的教育家形象有点差距。在这里，蔡元培作为北大的校长，有过几次辞职事件，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这有助于我们对“教育家办学”这个概念的理解。

（一）多次辞职为何故？

蔡校长第一次辞职是在1917年7月，因为张勋拥护溥仪复辟，为北大改革带来阻力而辞职；第二次在1918年5月，因为学生游行，劝止无效而呈请辞职；第三次是1919年学生爱国运动，蔡校长一方面用自身作保以使被捕学生释放，然后请辞，“以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要注意蔡校长到北大是在1917年1月，也就是说，任职短短一年半就出现两次辞职。有人曾作过统计，说蔡元培一生辞职了24次。在北大曾七辞校长而未获准。

“五四”运动中，三十余名学生遭警方拘捕，蔡校长要与政府周旋，奔走营救被捕学生还要安抚学生，劝他们复课，“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持不作不休的态度”，作为一校之长，真是压力巨大。他是校长，是学生的校长，理当保护学生；但他也是政府任命的校长，也不得不对政府有所交代，所以这勉为其难的心境想必很多校长极会感同身受。而更关键的是，当有些问题连校长都没法解决、无法苟同的时候，只好选择最后的方式——辞职，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蔡校长大概也知道世人对他辞职的揣测与费解，1919年6月，在他手写的辞职声明里，他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我想有人见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我只好谨谢不敏了。”^[21]言下之意，自己不是个圣人，没那么伟大。不粉饰自己，坦率得可爱。而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个改造北大之路，自己已经感觉到撑不下去的地步。

1922年12月，北京大学创建二十四周年。蔡校长在校内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回顾和总结了北大的发展历程。1923年1月17日因“罗文干案”提出辞职，以此抗议北洋政府干涉司法，蹂躏人权。他随后发表著名的《关于不合作宣言》，向世人表明心迹。事实上，这也是蔡元培长期以来郁积在内心的情绪的总爆发，实在不屑与这些政客为伍。

蔡元培在自己写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这篇文章中，他开篇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不是小人，是君子，所以他知“退”。他提出在黑暗恶劣的时局面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所以他以告退的形式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也是抗议和示范。

蔡校长真正在北大的时间不过五年半，当挂名校长却有十年多，“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到后来，他想辞职都辞不掉，大家不让他走。而这个走不成，可见北大师生对他的挽留有多深厚，全然不是一般的客套。他的辞职一直没有得到批准，一直由蒋梦麟代理校长一职。直到1927年，试行大学区制，他的校长名义才取消。

（二）蔡校长并没离开

我们大致可以概括蔡校长的辞职原因：一是蔡元培到北大的任务就是来改革的，如果没法推进改革，他就觉得待在北大也就没意义了，他是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引去”的自由信条，至于高官厚禄并不足惜。辞职后，他就以老学生身份向欧洲的大学注册入学，回到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是他本来就认定校长应一年一任，并非终身制。如他在辞职后回任时，就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说：“不但一年换一个校长，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学生研究学问的目的，也是绝无妨碍。”^[22]这正是他着力构建教授治校的原因。“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

一直以来，可能我们把校长的职位看得太重了，仿佛没了校长就没了主心骨。在蔡校长的理念中，北大得以发展的根基在师生，而不是校长。这样说起来，就像我们读中学时老师说的一样，“教是为了不教”。使学生培养出自理自立的能力，进而能达到自律的程度。学校也是一样，管理到一定程度，当已形成规范运作时，也就不用校长来管理了。所以，他并不以为辞职就是容易引起民心动摇的事情。

三是出于对政治的反感和事务缠身的压力。因为身为“公立”的北大校长，总是要经常与政府及相关人员打交道，学校改革、内忧外患，这最后的压力总要由一校之长来承担，而无暇回到自己喜欢的学术上来。“回国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所以，只要不对北大造成影响，总还是想离开。

值得关注的是，蔡校长表面上虽有一段时间离开北大，但并非弃之不顾，所做的一切依然围绕着北大。他在出国期间，深入考察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国会图书馆、卡耐基研究院等学校和机构，还通过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的演讲、在洛杉矶组织的“北大图书馆”集捐队，努力募捐或筹措经费。

他还与欧洲各国的知识精英和教育行政官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到巴黎会晤居里夫人，邀请她到中国讲学；到柏林访问爱因斯坦，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表示甚愿访华，但说自己英语不好，蔡元培安慰说可用德语，配备翻译。可以说，无论身处各地，蔡校长都在尽心尽力地为北大的发展添砖加瓦，并使中国教育界与各先进国家建立了高层次的广泛联系，对二三十年代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

蔡校长对北大的继续运作表示放心，“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决不至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诚如他所料，在他离开之后，北大还是保留了可持续发展的势头。一方面，正是印证了他当时改革的初衷，就是这个管理要达到“学校自治”。另一方面，蔡校长的水平还在于他找了一个得力的助手——蒋梦麟。蒋梦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曾在北大一系列组织系统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角色，这使他对于各层面的管理有着深切的了解和把握。蔡校长不在校期间，均由蒋代为处理一切行政事务。

傅斯年有这样的评价：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蒋梦麟也曾说：“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对自身的工作定位非常明确，谦逊言辞之下的坚定显而易见，读来也着实令人感动。自然，蒋是非常认同蔡校长的办学思想和策略，这也使得北大的改革成果有了很好的保留与持续发展。

这就是蔡校长的办学水平，还真能做到“校长在与不在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