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现代大学的管理模式

四、建立现代大学的管理模式

（一）“民主管理，教授治校”

在有限的时间里要落实新愿景与新策略，对校长的执行力是最大的考验。不少校长有很好的构想与考虑，但是缺乏领导力，使思想难以执行并转化为行动，所以改革经常不了了之。

时间稍纵即逝，稍一松懈，可能就会陷入什么事都没办成的窘境。而蔡先生的领导力显然是非常强的，他既雷厉风行，又循序而耐心地践行着预定之策略，逐步推进。

蔡校长对于北大的教学体制和行政管理的思路大致参照德国，也借鉴了美国大学的现行做法，其中心主旨是学术至上和教授治校。他希望学校管理是这样的：“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学校管理到位，规章制度健全，进而学校逐步过渡到像我们常说的“校长在与不在一个样”。他竭力主张借鉴德国高等教育制度，就是校长和学长都只有一年的任期，不赞成终身制，校长由各科学长轮流担任。

按他的改革设想，就是针对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方面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他认为：“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吗？”^[11]这就是说，要通过制度和组织的不断完善，来保证民主制的实施并防止个人专权。

从这个思路出发，蔡校长开始着手构建学校管理队伍。

我们常说，学校中层干部的作用很大，实际上校长的办学思想能否落实，关键就是这些中层的执行力。也就是说，校长能否找对人，并能否使这些人充分发挥作用。

蔡校长对教务长和总务长的地位很看重。他认为，这两位都要由很好的教授来当，而这两个职位需要慎重定位。首先，教务长不能是任命的，应是民主选举的，这样才会有群众基础，把学校各项制度很好地落实下去；其次，教务长和总务长不能总揽学校工作，校务不能由少数人包办，一定要民主管理。

为达到这个目标，学校又采用了三个步骤：一是组织评议会，这是全校性最高的教授代表组成的立法会议，解决立法问题；二是组织各门学科的教授会，就是教务会议，由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管教务事项；三是组织行政会议，就是事务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都通过合议制来落实。

此举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而另一方面，教授成为学校重大决策的主体，将有助于良好学术环境的构建，并进一步体现学校的学术特质，也能使教授们感受到“当家作主”的地位，并增强归属感。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蔡校长是在尝试我们现在常说的“扁平化管理”模式，这是真正民主的管理，就是学校决策不以校长一人说了算，而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参与到重大事务的决策中来，使学校管理走上自主管理、有序管理的轨道。当我们现在强调这一点时，近百年前的蔡校长已经在切实开展了。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办学的前瞻性和先进性。

当北大自治的管理框架搭建起来、运转起来之后，就真的可以做到“校长在与不在一个样”了。所以后来蔡校长的几次辞职，也确实没对学校产生什么负面影响。这是蔡校长的高明之处。

（二）“校长”职位也是改造的一部分

蔡先生名义上担任了十多年的北大校长，实际在校时间不到六年，不在校时由蒋梦麟代理，即使这样，对学校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冲击。这正说明这套管理模式的价值所在。当然，蔡先生善于选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蒋梦麟把蔡校长的管理理念贯彻落实得非常到位。

显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校长，就是“当校长离开，还是一所好学校”。而不仅仅是“一个好校长，才有一所好学校”，什么都靠好校长撑着，好校长一走，什么都没了，这还是算不上是高层次的管理水平。

后来有人对蔡校长的这种领导方法称赞道：“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12]

蔡校长自己对这种分工协力的民主治校方式也很满意。1920年10月，他赴欧洲考察教育与学生话别时表示，他这次出去，如果是学校不免发生困难，他一定不去。但是现在看到校中组织很周密，职员办事很能和衷，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是开诚布公。所以，他也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了。这就是他所期望的，不因校长的去留而影响校务的进行。

蔡校长仿行的是德国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显然他不希望校长大权独揽，而是将学校各种重要组织的职位让学有专长的教授担任，所以把校长职位也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力使学校管理真正民主化、自主化，希望学校即使“一年换一个校长”，也不至于给学校带来什么冲击。后来他看看学校进入良性运转轨道，一直要辞去校长这个职务，虽然师生们总是不肯同意。

这一点就很令人佩服，说明蔡元培从来就不改初衷，他之来北大，开始不是为做官而来，后来也不为职位或待遇而恋恋不去。我们有的校长对学校进行这样那样的改革，但唯独把自己排除在外，把学校当改革的对象，把自己游离于学校之外，“怎么改都改不到自己头上”，这就很容易使人不服气。所以，要成为教育家，那就必须要有大气度、大胸襟，唯有舍小我装大爱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

（三）建立畅通交流渠道

在日常管理中，蔡校长发现，原来的学校管理有点像衙门作风，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要写呈文，然后等校长批示。而管理部门、教员、学生之间也基本不通信息，都是“上完课走人”，彼此联系很少。蔡校长认为这不该是一所大学的风气，他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派人贴出布告，通知学生此后应用公函，稍后又出版《北大日刊》，专门用于发表校中消息，并发表学术论文以引起论辩，活跃校内空气。学生对于学校有所建议，也往往将其发表出来。

蔡校长还发现北大有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学生生活自由漫散，互不相干，偶尔发生什么矛盾问题，就写揭帖贴在墙上，其中不乏无中生有、匿名攻击之词。蔡元培很反对这种风气，他强调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应开诚布公，互相尊重，反对匿名揭帖、彼此攻讦。他曾说：“种种揭帖，教人看了难受。要是看的人信了他们的话，那对面的人几乎不能做人了。设身处地，又当如何？”他多次在日刊上布告，“禁止匿名揭帖”，要求“攻讦同学，以后一律除去”；对于教员，“诸生无论有任何意见，随时均可与教员正式通信或面谈，绝无写匿名信之必要”。^[13]

蔡元培作风民主，学生可随时向学校或他本人去函，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要求；但对不具名的或只笼统写某系某年级全体学生的，则一般不予受理。由于蔡元培的提倡和引导，原先盛行的匿名揭帖逐渐销声匿迹了，代之以师生和同学之间的坦诚相见，互相切磋，逐步形成了友爱融洽的气氛。

“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被逮捕后释放，当时蔡校长率北京大学的学生及职教员，全体在校门外迎候，大家见面，激动万分乃至痛哭，显见关心之切，感情之深厚。北大人际关系之融洽，可见一斑。

我们常说，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学校发展良好的软环境，学校管理中的沟通相当重要。虽然当时的沟通渠道不像现在那么便捷，可以采用手机、网络QQ、校园网之类的即时交流手段。但蔡校长已尽力创造了沟通的渠道，而且从效果来看，也证明是非常适用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