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教育集团覆灭的警示

（四）南洋教育集团覆灭的警示

2006年4月3日新华通讯社发布消息：2005年底到2006年初的短短数月内，曾经红极一时、被一度称为中国民办学校“航母”的南洋教育集团在各地的10所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接连倒闭，师生被分流。这一消息对教育界来说是一次不小的地震。

南洋教育集团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倾覆呢？

南洋教育集团创办人任靖玺，1952年出生于山西运城，自称其父曾是阎锡山的秘书长。中学毕业后在家务农。他是一个不甘于底层命运的人，按照他的话来说，自由市场上的所有东西我都卖过。改革开放以后，他在海南的房地产交易中获利并幸运地避免了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利用从海南淘来的资金，他回山西投资焦化厂，通过煤炭生意成为山西省百万富翁，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1993年任靖玺开始涉足教育行业。他的第一所学校是位于太原的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其基本运作程序是：储备金—办学—更多储备金—更多办学。具体做法是：在入学时向学生一次性收取8万元到32万元不等的资金作为“储备金”，许诺学生毕业时全部返还。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学费、伙食费全免，若半途退学，甚至可以将免费资格转让他人。较之于同类私立学校每年两三万元的学费、生活费等，教育储备金制度显然优惠得多，因此吸引力也更强。许多家长觉得，只是把钱暂时放在学校，等到孩子毕业就能全额返还，相当于无息储蓄，不花钱就能让孩子接受贵族式的教育，何乐而不为？南洋教育集团靠“储备金”引得家长们趋之若鹜，实现了资本的迅速膨胀。从1994年建立第一所学校起，在十余年内建起了12所学校，其中2所大学，10所15年制学校。办学规模以平均每年增加1所的惊人速度扩张。

从运作机理上看，这种收取储备金办学的做法，是明明白白的蚀本买卖。8万元到32万元的储备金的利息（因为储备金最终是要归还的，）是无论如何也不够支付学生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全部生活、住宿和教育费用的，但是在还款日期未到之前，它可以欺骗人，可以迅速把雪球滚大。2003年，还款日期逼近。当时，南洋教育集团名下的固定资产价值13亿，但精明的任靖玺以7 000万元的极低价格出售了70%的股权（据说只拿到1 000万元，但他也认了），分给有关管理层12%的股权，又向有关人员赠送了18%的股权。在完成“金蝉脱壳”后，任靖玺退出了南洋，携带巨额资金，举家移民新西兰。2005年秋季，由于很多到期“储备金”迟迟未兑现，各地南洋学校陆续陷入资金“黑洞”，危机终于全面爆发。

南洋教育集团的覆灭，给民办教育的发展留下了许多警示。南洋教育集团走的是以收取“储备金”为融资方式的办学之路，它是靠收取“储备金”发展起来的。这种收取“储备金”的做法，与非法集资、高息揽储别无二致，但在一度时间里，有人竟认为这是发展民办教育的一条新路，是新生事物。在只强调“大力发展，积极鼓励”的年代，对这种极不正常的运作模式，并未有人给居民以适当警示，也没有什么机构对其进行有效监督。

随着任靖玺携带巨款举家移民，人们开始逐步认清了他的真面目。应该说，任靖玺深深懂得如何钻现行法律法规的空隙。法律法规不允许非法集资，任靖玺改换名称，以“教育储备金”为名，大量吸收民间资金。法律法规不允许民办学校出资人“抽逃出资”，任靖玺以集团化办学为名，让资金在不同地区、学校随意流转。法律法规未明确能否进行股份制办学，任靖玺以转让股份为名，成功地实现了“金蝉脱壳”，自己卷走了资金，却让别人自投罗网。他不仅善于钻法律的空隙，还善于“包装”。他把“营利”、“敛财”的办学动机裹得严严实实，他以“改革家”的面孔招摇过市，以激愤的口吻将南洋的命运归咎于教育体制，称《民办教育促进法》为“促退法”和“破产法”，称现行教育体制是专制、垄断、腐败。

随着任靖玺携带巨款举家移民，对他的骂声也四起。想当年，他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会议，进行混淆视听的欺骗宣传，多少人曾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当他发表《教育炼狱十年》的“万言书”时，又有多少人为之动情。其实，坚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公益立场，是不难看出其破绽的。

令人忧虑的是，“南洋”这种极不正常的管理模式和长期脱离监管的财务运行，不是首例，也不是特例。在我国，“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律规定，几乎普遍地被现实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