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运动中萌发普及教育思想

（二）文艺复兴运动中萌发普及教育思想

公元1500年前后，我国处于明朝中期。这一时期，世界上发生了深刻影响历史发展的三件大事——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

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地球究竟是方的还是圆的，它到底是有边还是无边。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人类认识的新序幕，也拉开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新序幕。

地理大发现

“地理大发现”是史学界对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航海者开辟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的通称。它主要指以下几大事件：（1）“新航路的发现”。1487—1488年葡萄牙人巴托罗缪·迪亚士到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2）“新大陆的发现”。1492年意大利人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率领探险队西行，横渡大西洋，同年到达美洲。这就是人们所称谓的“新大陆的发现”。（3）“第一次环球航行”。1519年，葡葡牙航海家斐南多·麦哲伦奉西班牙国王之命，横渡大西洋，绕过南美大陆南端进入太平洋。1521年麦哲伦死于菲律宾后，其同伴继续航行，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522年回到西班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

哥伦布探险的目的是要寻找《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为“人间天堂”的东方国家——中国，与东方国家发展贸易，结果是为觅中国，竟得美洲。哥伦布生前反复阅读的拉丁文本的《马可波罗游记》，现仍然保存在哥伦布图书馆中。东方文明是引发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运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动因之一。

与地理大发现差不多同时发生的还有两件大事：一是文艺复兴运动（14—17世纪初），另一是宗教改革运动（1520—1570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运动都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

公元117年的罗马帝国疆域图

文艺复兴，顾名思义，是要复兴古典的（古西腊和古罗马的）文化艺术。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偏要在“复兴”的名义下进行，这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密切关联。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476年），中国古书称为大秦，全盛时期控制了大约5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帝国发展中，东部地区逐步强大起来。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把首都由罗马迁到拜占廷，改名为君士坦丁堡。狄奥多西王朝末期——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帝国一分为二，东部分给其长子阿卡迪乌斯，西部分给其幼子霍诺里乌斯。西部称为西罗马帝国，首都罗马；东部称为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公元476年日耳曼人废黜最后一个西罗马帝国皇帝，西罗马帝国遂亡。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或称之为拜占庭帝国成了罗马帝国的正统。公元1453年，东罗马（拜占廷）帝国被奥斯曼帝国所灭。在东罗马帝国灭亡的过程中，大批东罗马学者带着大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逃往西欧避难。后来，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从此，西欧人发现古希腊的一切是那么美好，而现世的一切是那么丑恶，于是，一批西欧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这种要求就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西欧，逐步掀起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希腊热”浪潮。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早期的“文艺复兴”。其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以一部《神曲》闻名于世的但丁。

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与封建主义斗争的开始，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文艺复兴主张人不应终身赎罪而应享用人生的快乐，人不应受上帝的摆布而应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文艺复兴反对一切以神为中心，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给人以个性自由和人身自由。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

文艺复兴运动中，一些同情下层贫民的有识之士在苦闷和彷徨之余开始构想海市蜃楼般的理想社会，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16世纪英国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和17世纪意大利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年）的《太阳城》，就是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早期社会主义者从理想社会制度的角度提出了普及教育和实施公共教育的主张。

托马斯·莫尔

1516年，地位仅次于英王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写了一本叫《乌托邦》的书，书中描绘了一种废除私有制、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并构想了在这种社会中所实行的教育制度。《乌托邦》的全称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岛国里，教育受到极大重视，教育制度也焕然一新，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公共普及教育，教育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乌托邦人终日只做两件事，一是生产劳动，二是学习和科学研究。国家实行公共的、平等的、普遍的教育，这种教育是终身的，公民无论男女，总是把体力劳动后的剩余时间一辈子花在学习上。托马斯·莫尔的这些思想有着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闪耀着璀璨的思想光芒。

托马斯·康帕内拉

1602年，意大利杰出思想家托马斯·康帕内拉写了一本叫《太阳城》的书。此书可以与《乌托邦》相提并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17—18世纪产生重大影响。托马斯·康帕内拉因反宗教反封建，捍卫伽利略学说，在狱中过了33年非人的囚徒生活，先后坐过50个牢房（其中还有地牢和水牢），经过7次严刑拷打，最长的一次竟达40个小时。尽管受尽折磨，但他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斗志。《太阳城》这部重要著作就是在狱中写成的。托马斯·康帕内拉把自己的理想国叫做太阳城，太阳城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在教育上则实行公共教育制度。太阳城把组织教育和领导生产看成是国家的两件大事，因为这里的官员和人民懂得，没有教育工作就不可能有太阳城。太阳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公共教育制度，对儿童进行普遍的教育，这种教育活动从婴儿期就已开始。太阳城的人民每天劳动4个小时，其余时间用来研究有趣味的学术问题。在太阳城里，人人参加劳动，人人终身从事学习和科学研究，这个“理想国”可以说是真正的学习型社会。

马丁·路德

文艺复兴后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仅仅影响了为数很少的文化人，大部分平民的生活基本没有改变，而宗教改革运动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公元313年取得合法地位的基督教会，历经一千余年的发展，逐步演变为西欧各国最有势力的封建主，对人民横征暴敛。1517年在教会通过出售“赎罪券”聚敛财富的时候，一位叫马丁·路德（1483—1546年）的德国修士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烈火。路德抨击教会的腐败，号召改革宗教，被教会开除后便建立新教，新教很快传遍欧洲各地。马丁·路德在创建新教的同时，提出了由国家管理教育事务、创办公立学校的思想。马丁·路德在其著名的《给市长和市政官员的信》中指出，绝大多数父母不懂得怎样教育孩子，即使父母有资格并愿意教育孩子，也常常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这样做，因此，“对青年人施以极大的爱护就成了市长们和市政官员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城市的最大幸福、安全和权力乃在于有才能，有学问、聪明、正直和有文化的公民，他们能够维护、保全并利用各种财富与优势。”^[7]在《论送儿童入学的责任》一文中，马丁·路德要求当局应当像强迫臣民服兵役和纳税一样，强迫他们送自己的子女入学。

宗教改革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在日内瓦地区率先推行强迫教育。在传播新教的过程中，约翰·加尔文借助政教合一的权力制订了《日内瓦初级学校计划书》，推行强迫教育，并创办了日内瓦学院（日内瓦大学前身）。约翰·加尔文被认为是普及教育之父、免费学校创始人，加尔文派所在的尼德兰是世界上最早实施普及教育和用公共税收作为教育经费的地区。

约翰·加尔文

欧洲宗教改革运动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运动，反对西欧当时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结果导致基督教新教会的诞生。

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马丁·路德出生于德国艾森斯莱市，1512年从维腾贝格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510年马丁·路德去罗马旅游，耳闻目睹罗马牧师的贪污腐化，极其愤怒。这期间，教会在欧洲各地大量出售“赎罪券”搜括民财，民怨沸腾。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大学教堂的大门上贴出猛烈抨击教会的《九十五条论纲》，并把论纲印刷出来广泛散发，由此引发了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论纲使“赎罪券”在德意志各地销路大减，有些地方甚至无人购买，触怒了教廷。按照教规，教会欲处路德以火刑，但路德的行动得到了各阶层的支持。在民众包括一些王亲的庇护下，路德被保护起来，过一种隐居生活。隐居期间，他致力于《圣经》的德语翻译，使任何识字的人都有可能直接阅读《圣经》。在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深知教育是新教教会摧毁旧教教会的有力武器。为了同旧教和其他新教教派争夺信徒，路德提出了强迫义务教育的主张。他声称，教育事业不仅是为了教会的利益，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国家政权应通过教会推进教育事业，像强迫人民服兵役一样，强迫儿童入学。

宗教改革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约翰·加尔文生于法国诺阳古城。早年受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成为新教徒。因受迫害，化名逃往瑞士，在日内瓦地区做牧师。1536年他写成《基督教要义》，对新教教义作了系统阐述，成为新教的百科全书，名声大振，逐步成为日内瓦地区推进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他建立了一系列新教规，按照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模式改造世俗社会，在各教区均由长老和教区牧师团体处理政务，拥有司法权和最高行政权，使日内瓦地区成为“新教罗马”，他自己便被尊为“新教教皇”。为了传播新教，他在日内瓦地区推进强迫教育，但他不允许任何人反对新教教义。西班牙生理学家塞尔维特因提出血液循环学说触犯教规，被加尔文控制的异端裁判所告发。当塞尔维特越狱逃至日内瓦时，加尔文又授意宗教法庭于1553年以火刑处死。

基督教在公元135年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宗教。1054年分裂为罗马公教（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东正教）。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又从罗马公教中派生出“新教”。从此，基督教形成了公教、东正教和新教三个主要教派。

夸美纽斯

宗教改革运动后期，曾担任捷克兄弟会牧师及兄弟会学校校长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年）进一步发展了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普及教育思想，他从“泛智论”的思想出发，认为一切儿童都可以教育成人，应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夸美纽斯在其《大教学论》中不止一次地引用马丁·路德的一句名言——“我们在建造城市、炮垒、纪念馆与兵工厂上用一个杜克（Ducat），我们就应当在正确地教育青年上用一百个。”^[8]夸美纽斯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教育家，同时又是近代最初的一位教育家。

新教运动对教育工具价值的确认，为欧洲教育国家化趋势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欧洲和北美的公立学校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新教运动还没有正式使用国民教育的概念。新教运动主要从普及新教教义的角度提出实施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与主要从国家发展出发提出的国民教育思想，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本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