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功能的拓展实践

二、我国大学功能的拓展实践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为应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开始创办专门的西学学堂。它们不同于传统的封建教育，不是培养各级封建官吏的后备人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的专业人才，特别是军事技术人才。最典型的代表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到1894年，共约创办了30所学堂⁽⁴⁾。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促使国内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变法思潮日益高涨，也直接影响到内外交困的光绪皇帝。1895年9月，清朝洋务大臣盛宣怀上奏光绪皇帝，“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建议成立一所新式学堂。同年10月，光绪皇帝御笔准奏。天津开始创建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一年后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896年盛宣怀又在上海创建了南洋公学，早年全部使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原版教材，几经历史辗转，发展成为现今的上海交通大学⁽⁵⁾。1898年戊戌变法，6月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7月批准梁启超代笔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京师大学堂，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从最初的西学学堂向近现代大学转变。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清朝的“学部”改称为“教育部”。临时政府教育部将学堂改为学校，废除了清政府对大学行政管理和教学人员的官职称号，将大学教师分为教授、助教授和讲师，规定大学必须分设文科和理科。

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大规模改革，在北京大学实施现代大学的办学模式，注重科学研究，强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之成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心，对中国整体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前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国高等学校全面修订了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立了效仿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同时，照搬前苏联统一国家科学院的模式，将我国高等学校的研究院所并入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成为单纯的教学机构。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的历史阶段。1977年7月，邓小平提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大学教学和科研的两大功能，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20世纪80年代起，为筹集更多的办学经费和发挥人才优势，一些大学开始面向社会提供有偿在职培训和技术研发活动，包括联合攻关，技术成果转让，开办高科技校办产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等。

1999年1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明确了高等学校应该具备的三大功能：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教学是高等学校的基本核心功能，包含传授知识和培育思想品德。知识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基本技能。培育思想品德是要教育学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树立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

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重要功能，要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的融合研究，以便取得原创性和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要大力开展实用性的技术研究，依托大学科技园的平台，将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推向市场，催生出新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科学研究不但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也直接有利于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开拓发展潜力。

社会服务是高等学校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推进产学研用相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产业发展；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公众人文素质；积极参与国家、社会和企业的决策咨询工作，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的作用，提高决策科学性。

从广义上讲，教学和科学研究也是为社会服务；可以说，高等学校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社会服务。从狭义上讲，为社会服务是高等学校直接为政府、企业和市民提供的服务活动；是高等学校在日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之外，利用学校的知识和人才资源，为所在社区、城市、省份和产业，在经济、科技、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开展的服务性活动。

我国学者郑存库指出：高等教育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发动机”和“能源库”。高等教育服务于区域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⁶⁾。

学者赵林认为，高等学校具有的功能和优势，决定了高校应该并且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服务。高校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优势和自身的人才资源是实现区域知识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的永续资源和强大基础。高校应该通过打造产学研结合平台，融入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贡献⁽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