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变迁与拓展：管理模式的转型
一、审视：转型的背景
（一）近代政治体制变迁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改良与革命这两种方式和道路，都与国人民主意识的觉醒有莫大关系。大学管理转型也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变法图强的产物——京师大学堂，实际上还在走着改良的道路，而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特别是蔡元培从理念上对北大进行革新则带有对官学传统的颠覆意义。在这种革命性颠覆的过程中，民主意识的全面觉醒为近代大学学术管理转型奠定了政治基础。
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是晚清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路径选择。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廷的政治危机越发深重，但它同时也为近代大学学术管理转型提供了空间。民主自由意识的觉醒成为学术自由的先声，地方自治等行政改革也为大学自治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二）近代学术研究价值取向转变
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传统学术在庙堂与民间之间的封闭型自我循环系统在世纪之交被打破，一些旧式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动摇和变化，如文化心态从“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从“守旧”到“开新”；功名意识日益淡薄，而以社会批判和社会改良主张为标识的政治意识逐渐浓厚；部分知识分子克服了义利之辩的心理障碍，开始了职业转型，走上“弃仕经商”创业道路或选择新闻出版、科学技术等职业，学术价值取向开始多样化。
一是实用取向。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提出一系列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洋务运动将中学的经世致用之学与西方的格致之学相结合，都对重视儒家经典、轻视技艺的传统造成了一定冲击。
二是西方取向。从洋务到西学，是学术价值变化的一个关键，国人对西学理解渐趋深刻，认识到体用之间的关系不可以随意割裂，包括教育在内的西方学术开始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三是革新取向。与传统中国旧学相比，近代新学知识体系和价值标准与前者迥然不同。首先表现为教育革新。随着新式学堂取代旧式书院，教育体制发生变革，新学构成了新时代的学术文化主体。(326)其次学术精神向新。戊戌之后，近代学术逐步突破经学思维的独尊、封闭和保守，实现了学术精神的近代转换。再次学术方法革新。实验方法、逻辑方法、数学方法得到传播和应用。
四是求真取向。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及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等都是在强调历史真实的意义。任鸿隽认为，为了求得真理，可以赴汤蹈火、至死不渝。(327)实际上向西、向实、向新、向真的价值取向是相互联系的。西学和实学具有一定内在联系，而新学显然以西学为基础，向真作为西方学术的传统，也成为新学的特征之一。
（三）近代早期大学体制缺陷
首先表现为理念缺陷。早期西方大学样式传入在理念上是缺失的。1610年来华、有“西来孔子”之誉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曾在《职方外记》和《西学凡》等著作中介绍了泰西教育体制。清代传教士以及受之影响的中国士大夫或学者也有一些述及西方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的著作，但在理念介绍上却很模糊。而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则伴随着浓厚的中央官学气息。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近代高等教育系统虽然具有了现代大学的雏形，但办学理念上仍然浸染了“太学”的浓厚色彩，经书院改制而成的一些高等学堂也都按照京师大学堂的模式来管理。
其次表现为制度缺陷。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并非传统高等教育自然发展的结果，这种匆忙和断裂导致近代大学制度建立上存在缺陷：一是体制外的制度设计。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是后发外生的，近代早期高等教育作为增量发展部分，一开始就处于国家官学教育系统体制之外，“由这些官方机构所承担的西方教育只是传统教育的附庸，严格地说，并没有被真正地纳入整个教育体制，也没有起到替代旧教育制度的任何作用”(328)。毕业于新式学校的学生虽然获得了政府官员身份，但很少占据具有一定权力和影响的重要职位，因而很难在政治场域中获得传统仕人的权力和影响。这种制度设计的缺陷直接导致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在读书人心目中地位的下降，也必然导致西方大学有关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大学独立等思想无法在读书人心中扎根。二是制度移植存在依附性和不彻底性。无论是存量改造，还是增量发展，近代高等教育的制度构造均有着浓厚的依附痕迹。京师大学堂被人们视为是中国的帝国大学，实际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模仿德国大学制度构建的，其内在核心要素是讲座制和研究所。京师大学堂对日本大学制度是有限借鉴，在管理的诸多方面并没有进行制度移植，如没有建立讲座制和研究所。即便进入民国，在《大学令》中明文规定要实行讲座制，但实际上这一制度也没有真正得到实施。三是制度落实不到位。近代早期大学制度设计不可谓不繁，不可谓不全，但分科大学1901年才正式开学，而且每科分门比学制规定大为减少。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及其他高等学堂都存在各种原因导致的变更制度的情形。山西大学堂设置中学、西学二斋，即便在《癸卯学制》颁布后也没有改变这种格局。对西方大学制度的一知半解导致近代早期大学制度运行过程的异化。
最后表现为管理缺陷。中国传统教育在系统性等方面远不及西方，近代以来对西方大学的介绍也很不详细具体，更谈不上内部管理的情形。近代大学的设计者往往只是关注大学的体制性建设，而对大学内部的管理关注较少，而且管理体制上的沿袭与近代大学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因而近代早期大学管理的国家化和封建性尤显突出。冯友兰曾形象地指出：“在清末民初时代，人们还是把学校教育当成为变相的科举。哪一级的学校毕业，等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人们都有一个算盘。上学校为的是得文凭。得了哪一级学校的文凭，就等于得了哪一级的科举功名。”(329)
二、选择：转型的制度安排
（一）学者管理
钱穆在《改革大学制度议》中曾说：大学教育有三端，“一曰校舍之建筑，二曰图书仪器以及卫生体育种种物质上之设备，三曰院系之扩展，教师之罗致，以及课程之增新”(330)。一所大学所需的学术资源很多，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师资、图书、设备、经费，等等，而以师资为要。
1.学者进入大学
早期大学学者的主要标准是所谓中西兼通，但在实际聘任中诸多任职标准较为笼统模糊，难以精确把握，民国以后，教师聘任始趋规范。如蔡元培在任职北大期间，以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做保障，使教师聘任制走向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1918年《国立北京大学规程》明确规定了教师聘任程序，特别明确职员晋升条件为教授成绩、每年实授时间之多寡性、所担任学科之性质、著述及发明和在社会之声望，并出台《教员延聘施行细则》，建立了专门的聘任委员会，协助校长聘任教师，规定成员必须为教授，所聘者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声望。(331)田正平指出，教师资格检定制从清末到民国，有着从随意性逐渐向制度化、集权化发展的趋势。(332)邓小林同样看到，民国大学教员选聘经历了从民国初年的“伯乐相马”模式逐渐过渡到30—40年代的制度规范模式的演变。(333)
大批新学者进入大学，一方面传统学术资本的地位逐渐产生危机，从以功名为代表的传统儒学资本到西学资本再到留学背景，学术资本的变化表现了时代对知识价值取向的转变；另一方面，随着留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传统学术资本地位在急剧下滑的同时，国内重视留学背景、洋学历的现象也越发严重。近代大学在教授聘任过程中对留学背景的重视甚至遭到了激烈抨击。1932年，傅斯年对国内大热的哥伦比亚大学“海归派”做了专门评论，并问胡适：“何以这些人这样不见得不低能？”胡适说：“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回去做个小学教员，顶多做个中学校长，已经稀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或做教育部长。”(334)“只是所谓‘留学生’便可为教授，只是不合学生或同事或校长的私意，便可去之，学绩既非所论，大学中焉有力学之风气。”(335)
2.学者群体汇聚
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交往关系大约可分为亲缘、地缘和业缘三大类。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即便是学术关系，也往往拿血缘关系来比附，如钱玄同、鲁迅和学生称兄道弟，鲁迅信中称许广平为“广平兄”，这让许广平“不敢当”，便问“先生之意何居”，虽说鲁迅解释说这是他的个人习惯，但这种称呼的效果的确要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
由家庭血缘关系推开去，地缘关系成为维系组织的另一重要纽带，并渗透到各种组织中。即便有些学者没有进入某个地域关系网络，如“周氏兄弟虽不以籍和系自居，却因此而受益，其进北京和进北大，背后都有籍与系的关联，在被排挤的旁人眼中，自然仍是同一利益团体中的分子”(336)。地缘关系的局限性也为当时的学者所介意，1922年4月丁文江与胡适的通信中提及筹建“文化研究所”一事，力主“用人应该绝对破除留学国界、政治党派、省界”(337)。
作为地缘关系的扩张，留学国别也成为学者关系维系的一个联结点。随着留学生回国的增多，共同的留学经历所带来的友谊关系显得更为牢靠，也更让人信任。如果不仅留学国别相同，而且学校相同，甚至老师相同，这种关系就更为难得了。蒋梦麟和胡适都师从过杜威，二人在北大一直是相互支持，蒋梦麟掌北大首先想到的便是胡适。
近代学者之间交游频繁，也强化了结社这一聚集形式。大学师生在西方重个体、重自由的思潮影响下，主体意识迅速觉醒，而“合群”意识也不断得到强化。“个人能力有限，非合多数人之力不足有为。盖必先有组织而后始能奋斗。”(338)这些活动在官方权力系统之外创造了一个交流思想学术的空间，为不同的学术传统提供了交融的机缘。20世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国立大学为中心的结社雅集活动十分频繁，如与中央大学有关的著名诗社有上巳社、褉社、潜社、如社等。社团为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切磋的机会，并通过杂志期刊等传播媒介促成公共舆论，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聚集在大学的近代学者都有意无意地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营建自己的关系网络。上述各种关系网络有以下特点：
第一，关系错综复杂。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矛盾与冲突随处可见，传统与新型的人际关系都共存于这一转型的社会之中。近代学者之间政治、地域、社团、留学背景、学术流派、期刊，间杂私人情感，以地域为基础的乡情集团、以学术旨趣为基础的学术派系、以个人情感为基础的私人团体，等等，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第二，关系聚散和中心人物有关。无论通过什么方法整合而来的人际关系，都有中心人物起着重要作用，近代人脉关系及矛盾往往随中心人物移转而移转。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围绕章太炎的有章门弟子，围绕胡适的是胡适派学人群。蔡元培作为浙系中心人物，同年、同门、同乡结成的人际网络关系，为蔡元培出长北大提供了有利的人脉基础。当然，蔡元培并不狭隘，陈独秀，胡适等安徽新派人物进入北大，打破了文科中势力均衡的状态，这与校方掌权者办学的价值导向密不可分。(339)
第三，关系运作左右关系发展。权力运作过程中不免私心夹杂，将私心显示为公意就需要运作、权谋。汤尔和与沈尹默，是被众人公认的谋客。汤尔和在北大文科学长人选和五四后代理校长问题上的两次重大建议都被蔡元培采纳。沈尹默在蔡元培长校之前，“资格较老，势力较大”，在北大校务运作中的作用就很大。
第四，近代学者关系维系大多依靠非正式方式。正式的交流方式自然是开会，但许多事情却不是在开会时决定的，往往私谈达成共识。闲谈议政一直是文人参政的一种方式，这种习惯在管理大学事务中也表现出来。近代学术交流也经常以闲谈方式进行，较少组织正式的学术讨论。1936年7月18日，《成都快报》报道说任鸿隽“本届暑期”决定在省外新聘大量教授，一部分旧教授得知后“颇感恐慌”，“乃开秘密会议”，商量应付方案。不意有一参加会议的教授向任告密。“任意更决，乃索性将曾经参与此项协商会议之教授，除告密者外，一体淘汰”。(340)蔡元培日记中也多有记载，私下秘密交流沟通对校务产生巨大影响。
3.学术权威转移
大学组织之所以需要学术权威，一方面是由于大学组织的学术属性和学术知识的逻辑属性，另一方面出于大学学术管理的需要。长期以来，传统儒学等道德知识被封建帝王纳入制度化的政统体系中，从而具有非同一般的知识权威地位。到了近代，传统知识权威渐渐让渡给西方近代学术。
造成学术权威移转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大学管理者的学术取向。在每一个不同时期，大学管理者依靠不同的学术权威管理大学，即便是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在学科管理上也有所侧重，这必然带来学术权威代表的不同。二是由于时代的学术发展趋势。在近代弃旧趋新的大背景下，旧学术权威退出学术场域自在情理之中。实际上权威的移转也表现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某一时期代表进步力量的群体一旦未能及时作出调整，必将被时代抛弃。当然也提醒大学管理者，为了激发旧的权威群体的建设积极性，减少组织变革阻碍和成本，必须给予旧的权威群体以新的利益刺激，并且能够引入新的利益群体，制衡旧的利益群体，组织活力才能够生生不息。
更重要的还有学术外的原因主导，从近代学者群体迁移来看，学者教职的辞受更多因为个人利益、恩怨，或者政治、经济原因。如有人认为，“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导致学术阵营分化与重组，而学术阵营的分化、重组又与胡适发起整理国故有着密切关系，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语境与文化氛围。新派中皖籍学人陈独秀、胡适与安福系把持下的教育部较为疏远，而以章太炎弟子为骨干的江浙学人则与教育部亲近。(341)
学科分化自然导致学术权威分散，同时也带来学术资源分配力量的多元，学术社会整合便相对困难，学术权威地位的保持存在一定危机。学术权威危机的出现导致大学组织学术权威被碎片化。权威的碎片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进步的，符合大学的学术逻辑属性，但在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惯性下，近代大学学术秩序产生混乱，大学组织便不得不求助于行政力量来整合。行政力量进入学术领域，是为了解决学者权力表面上不可调和的冲突，但很多时候却适得其反，导致大学学术权力分化进一步恶化，大学组织秩序越发混乱。
（二）组织管理
近代大学管理者在大学构建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反省。对于大学组织属性的认识自然是首先要澄清的，鉴于早期大学组织属性的官学化、官僚化，近代大学管理者从西方大学理念出发，重新认识大学组织属性，着手改造早期大学。
1.组织属性反省
首先是组织理念反省。近代大学管理者对大学的学术属性有诸多阐述和认识，大学作为学术机关的性质已达成共识，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342)。胡适也充分认识到大学的组织属性，1917年，胡适刚到北大就做了《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鼓励用西方现代的大学概念与管理观念改造与经营中国的大学，为北大的整顿改革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建立具体的依傍模式。但是政治仍然隐蔽地对大学属性发生影响。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曾专门在《独立评论》上撰文称：“纯粹学者的态度是无所求于世的，但亦绝不计较功利观念的。倘若别人批评他的学问无用，他只觉得好笑，并不觉得是一种轻视。学术的本身是高贵的，无所为的。所以对于一个纯粹学者的工作，我们只应该表示钦佩，而不定要把救国的责任放在他们肩上，因为学术工作所需要的乃是理智的超然性。”(343)
其次是参照模式反省。移植、借鉴和模仿一直是主导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驱动力，这种制度依赖一直影响至今。近代大学最初无论是在理论、制度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以日为师”。有学者认为，“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府试图导入西方大学的尝试，……可它虽有大学之形却缺大学之实”。并以《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及民国初年制订的《大学令》为分析标本，阐述了大学办学模式从效法日本向效法德国的转型。(344)蔡元培进入北大后，德国大学理念被导入，五四运动前夕，蔡氏甚至断言：二十年后的北大将达到柏林大学的水准。(345)但德国大学的管理模式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五四”后，中国教育从模仿日本走向模仿美国。客观上说，民国期间国内各大学的办学模式存在着日、德、法、美等不同模式，尤以美国模式影响最大。
再次是管理制度反省。近代中国大学管理者一直致力于西方大学管理模式的学习和引进，谢泳认为相对优良的制度设计正是民国大学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经验之一。(346)当然，制度设计和制度实施效果并不等同，由于生源、师资和经费等问题，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针对20世纪20年代高校教师兼职现象严重的情况，各校都有所动作。如蒋梦麟执掌北大后，对教授学术事务进行限定，实行教授专任制度；建立研究教授和专任教授制度，提高教授待遇，保证教授授课时间和学术研究精力的投入。再如选科制、学术休假制度等的实施都为营造良好学术环境提供了可能。国民政府成立后，对高等教育扩充、大学布局、院系重复设置、经费困难等问题进行了制度化改革，1932年7月11—1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举行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决议通过《各大学经费案》、《修正大学组织法案》、《注重农工医学院案》、《在同一区域之国立大学应避免院系重复案》、《各大学应如何培养国防建设人才案》、《各国立学院经费案》、《限制教员兼课案》、《大学毕业会考案》、《军事训练改善案》、《学校学风应如何整顿案》、《毕业生就业问题案》等法案，(347)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风学风问题。
近代大学行政管理变迁和制度安排是整体转型中较快的一部分，而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的变化却是缓慢的，是通过制度运作逐步体现的，这种显性变迁和组织理念、组织文化变迁相比，相对容易产生积累效应，而政府在宏观方面制度化建设对大学内部管理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引导作用。
2.组织结构调整
首先是学科门类调整。虚化的、观念形态的理念必然要通过实体的、结构形态的组织来渗透，并以制度化的程序运作来实现。大学作为一个底部沉重的松散化矩阵组织，学科无疑是构成组织的最基本单位。在近代大学科类调整过程中，有四点应该给予关注：一是废除预科，将预科排除在组织结构之外，明晰了学科在组织架构中的位置；二是废门改系，基本奠定了学术组织的基础；三是学院制的构建，逐渐明晰了大学学科的基本功能定位；四是文法和理工科的调整。
其次是组织结构调整。在近代大学的学科设置中专业设置概念不够明显，学科内部分化和基于学科的学术组织还没有真正建立，学科分化并没有带来管理分权，学术权力仍大多集中在学校管理高层。这一现象在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到1931年国立北京大学行政组织系统草案的机构调整中表现明显：在北大的实际管理中，校长管理幅度越来越宽，层级也在不断增加。取消了评议会，设立校务会议，校长作为校务委员会主席，并在校长下设置行政会议及秘书处，原总务处管理诸事大多移入秘书处管理，校长权力有增强趋势。
再次是管理体制调整。讲座制、学系制、会议制、董事会制的变迁在近代大学并不具备普遍性，讲座制对学术权威的过度依赖特征在中国近代大学得到改良，以至失去了讲座制的本源意义。董事会制下校外势力对大学事务的干预让中国近代大学难以忍受，最终没有扎根。会议制体现了代议制的特征，所表现出的对大多权力个体的尊重符合近代追求民主、追求独立的时代潮流。而学系制乃至学院制最终被认可，反映了大学发展的普遍趋势。
3.管理权力分配
伯顿·克拉克把学术权力划分为三部分：即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权力和系统权力。(348)实际上就权力主体而言，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包括校长权力、教授权力、学生权力和职员权力。
校长权力是历史的官本位惯性使然。1912年《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一人，主持一科事务。”“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349)《大学令》所规定的评议会，其实权仍然掌握在校长手中，或者分散在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人员手中。在教授治校的大背景下，校长权力集中的要求，大学内部几乎无人明确表达，但实际上校长权力仍很集中。1932年，蒋梦麟发布《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校务会议由校长、秘书长、课业长、图书馆长、各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及教授副教授互选代表组成，校长为主席。行政会议由校长、院长、秘书长、课业长组成，校长为主席。教务会议以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及课业长组成，校长为主席。三大会议除校务会议外，均由具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参加，普通教师难以列入，校长为三会主席，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机构管理权力的诉求得到强化，权力集中程度到达顶峰。近代大学管理过程中，尽管很强调管理权力的共享，强调教授治校权力，但实际上，没有建立合理的分权机制，即使是在行政机构扩充的情况下，也未能实施分管制，总务长、教务长乃至各学院院长都向校长负责，直接管理模式导致校长管理事务过于庞杂，矛盾往往集中到校长一人之身，近代大学诸多驱长风潮和此很难说没有关系。
近代大学教授权威的确立有着多种原因。除了来自于传统教师形象的权威外，更多的通过程序化来获得行动力。教授权力的实现要通过一定的制度程序实现，评议会是伸张教授权力的一种重要组织。评议会历来被认为是教授权力的代表组织，实际上评议会代表的是以校长为中心的行政权力，而教授权力集中体现在教授会。东南大学教授会权力要比评议会大，评议会遇有不能解决之重要问题，得提出于教授会议决定。(350)出于对学术的忠诚，教授对于学校事务不愿于闻，只是当自己学术权利无法保证的时候，才要离开学术场域进入管理场域。陈岱孙在回忆清华大学二三十年代教授治校情况时说：“在三十年代中期，就有人称清华的这个体制为‘教授治校’的典型。但是在清华大学内部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口号。这个体制与其说是在一个明确的口号下有意识地进行改革的产物，不如说是在二十年代末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应付环境而逐渐演化形成的产物。”(351)
新文化运动时期，美国学生自治会模式逐渐为国人所知。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权力意识逐渐形成，学生自治运动也不断兴起。1919年年底，郭秉文对东南大学学校组织系统进行改革，成立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制度在近代大学校务运作中，由于政治原因实际上对学校秩序维持没有起到多少积极作用。1920年林砺儒就指出学生自治“成绩很少可观”(352)。周予同把五四前后学生的变化概括为“五四以前是教师压制，五四以后是学生放纵”(353)。随着学生自治组织权力的壮大，不少学生组织几乎和学校行政平起平坐，左右校政。有人认为，20世纪20年代我国现代大学学生自治权力有被张扬到极致的倾向，而且缺乏民主的程序和民主的精神，甚至干预校政，制造学潮。(354)学生风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运转，在那个风云变幻、国难当头的年代，大学管理始终无法摆脱政潮影响而躲进象牙之塔，实际上近代大学一开始就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大学内外部各种力量都试图左右大学。
（三）成果管理
1.学术表达意识
长期以来，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多被国人理解为只叙述不创作，最终“演化为某种扎实、不尚空言却也带有保守、无创新意向的学术风格”。(355)民国时期，大学、研究机构与期刊常常三位一体，学术期刊为学者发表学术见解提供了平台。侯仁之晚年回忆：“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篇习作，很快就在《禹贡》半月刊上登载出来。这件事大大激励了我，我决心去钻研古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356)学术发表成为年轻学者进入学术场域的重要途径。
2.学术表达途径
中国传统的学术交流与学术传播系统尽管也有书院式的自由讲习和交流，但大多被官家垄断，而且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多靠书信、讲演等形式完成。近代传媒特别是期刊的诞生，极大开拓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弥补了传统学术传播方式的不足，打破了传统学术研究相对封闭的状态，学者团体化的研究开始成为普遍趋势。
3.学术规范建立
从学术论著论文体例上说，中国现代的标点符号不是在传统“句读”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西学传播的结果。(357)1919年胡适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次年经教育部批准，成为政府认可的系统标点符号。(358)此后，各专业学会加强专业术语的审定，以建立学术表述的标准，刊物编排形式也引起了注意。学术论文体例渐次规范，高校开始开设论文的指导课程，论文格式也慢慢定格，渐次完善。
从学术规范意识上讲，近代中国学术规范相对宽松，严格遵循学术规范的书斋型学者并不多见。尽管如此，对于剽窃和抄袭等恶劣的学术行为仍为学者所不齿。如陈西滢曾著《版权论》一文，提出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他从中国人翻译萧伯纳和柯尔的著作而不给版税谈起，对当时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版税同盟，普遍缺乏版权意识，忽视知识产权的保护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显示出近代学者一定的学术规范意识。
从学术控制与评议上看，学术评价包括学者评价和学术成果评价两个方面。一是控制学术研究过程。对学者学术成果的评价除了发表论文和著述外，定期学术报告制度也是对学者学术研究过程进行控制的一种方式。《“国立”清华大学的研究所办法大纲》规定：“各研究所应于每年年度开始前由所长或分组、所主任编拟工作计划送校核定。各研究所应于年度终了时编具报告，由校印分送国内外有关系之学术机关。”(359)
二是采取学者分级制度。从1912年《大学令》起，历届政府不断修正对大学教师的分级评定制度，至1927年《大学教员资格审查条例》颁布，国民政府最终将大学教师划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颁行《部聘教授办法》，实行“部聘教授”制度，以充分发挥知名学者的引领作用。
三是建立学术评议制度。1914年7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术评定委员会组织令》，决定设立学术评定委员会，并规定其职责为“校阅各学科论文著述，奖励学问事务”。8月颁布《学术评定委员会分科评定规程》，规定论文或著述应以对于各该科有系统之研究且确有心得者为限；日记、讲义、翻译等均不在论文或著述之列。1918年3月，教育部公布《学术审定会条例》，(360)规定由教育总长延聘或派充学术审定会会员若干人并指定会长。1929年2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教育部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依本条例决议全国教育及学术上重要事项。”(361)这些组织以及评议条例为近代学术规范的建立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对于学生的学术研究也有了相应的奖励制度。
【注释】
(1)吴式颖、阎国华著：《中外教育比较史纲·近代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9—552页。
(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5页。
(3)朱维铮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4)胡建华等著：《大学制度改革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5)［美］菲利浦·G.阿特巴赫著：《比较高等教育》，文化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6)陈学东：《近代科学学科规训制度的生成与演化》，2004年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28页。
(7)［美］阿尔巴赫等著：《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8)冯增俊著：《现代高等教育模式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9)Brubacher J.S.＆Willis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An American History，1636—1956，Harper＆Row Publisher，1958，177.
(10)［美］罗德斯著：《创造未来：美国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11)参阅缪榕楠、谢安邦：《教授权威的历史演变》，《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
(12)［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著：《比较高等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13)张雪蓉著：《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14)［美］魏定熙著：《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15)《教育杂志》第4卷第4号，1912年。
(16)梁启超著：《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7—2528页。
(17)陈洪捷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18)蔡元培著：《蔡元培自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19)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0—141页。
(20)严复著：《与熊纯如书札二》，《严几道晚年思想》，崇文书店1974年版，第3页。
(21)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22)［美］魏定熙著：《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11页。
(23)蔡元培著：《蔡元培自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24)［美］魏定熙著：《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25)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3页。
(26)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第3卷第2期，1992年9月。
(27)陈洪捷：《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接受——基于译文〈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讨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
(28)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29)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2页。
(30)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31)郭为藩主编：《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上），广文书局1981年版，第12页。
(3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16页。
(33)胡不归等著：《胡适传记三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34)余英时著：《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联经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6页。
(35)舒新城著：《中国新教育概况》，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170页。
(36)傅斯年：《时代与危机与曙光（傅斯年未刊残稿之一）》，《中国文化》1996年第14期。
(37)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
(38)孟宪承著：《大学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9页。
(39)单中惠著：《外国大学教育问题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40)1920年6月24日《申报》。
(41)1937年6月5日《北平晨报》。
(42)黄宇红著：《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43)单中惠著：《外国大学教育问题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44)［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著：《学校的变革》，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187页。
(45)［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46)李孝悌著：《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47)左芙蓉：《一位外国社会学家眼中的民国初期北京社会服务》，《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48)《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7日。
(49)［美］舒衡哲著：《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50)高元：《非秘密主义》，《新潮》1919年第4期。
(51)［美］舒衡哲著：《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52)《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22日。
(53)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54)张允侯等著：《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2—145、147、150—152页。
(55)《印刷讲演稿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1日。
(56)张允侯等著：《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4页。
(57)《平民教育讲演团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22日。
(58)曲士培著：《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201页。
(59)《发动暑期讲演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17日。
(60)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63、52页。
(61)张允侯等著：《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0、182页。
(62)《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缘起及组织大纲》，《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9月29日。
(63)张允侯等著：《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7—168页。
(64)《平民教育讲演团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7日，1920年4月28日。
(65)汪荣祖著：《五四研究论文集》，联经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51页。
(66)盛仁学编：《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67)1920年12月21日《晨报》。
(68)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厂史编委会：《北方的红星：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六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63—64页。
(69)臧永昌著：《中国职工教育史稿》，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70)萧超然著：《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页。
(71)邓中夏著：《邓中夏文集》，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436页。
(72)蒋梦麟著：《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4页。
(73)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305页。
(7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75)张宝明著：《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76)张允侯等著：《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1页。
(77)1919年10月5日《民国日报》。
(78)［美］舒衡哲著：《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79)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80)张允侯等著：《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4页。
(81)谭献民：《邓中夏与中国工人阶级的现代化意识》，《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82)余英时著：《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83)［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著：《学校的变革》，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84)陈洪捷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85)对二者关系，蔡元培曾总结为：“我的观察，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郭建荣认为，蔡元培得出这一认识是从欧美教育，特别是德、法两国高等教育中受到了启示。参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3页。又见郭建荣：《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变迁（上）》，《文史知识》1999年第4期。
(86)杨玉圣主编：《书的学术批评》，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87)左玉河著：《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页。
(88)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89)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90)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
(9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1页。
(92)蔡元培著：《蔡元培自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93)台湾大学历史系编：《传统中国教育与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第32页。
(94)《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1日。
(95)《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16日。
(96)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页。
(97)《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7月16日。
(98)左玉河著：《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99)《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7月16日。
(100)陈洪捷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10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95页。
(102)［美］魏定熙著：《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103)［德］弗·鲍尔生著：《德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104)《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30日。
(105)陈洪捷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106)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107)蔡尚思著：《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第236页。
(108)［美］白璧德著：《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8页。
(109)《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17日。
(110)［以］约瑟夫·本·戴维著：《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283页。
(111)胡春惠、彭明辉主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变迁：第六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第189页。
(11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113)《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30日。
(114)［以］约瑟夫·本·戴维著：《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6—297页。
(115)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495页。
(116)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4—575页。
(117)胡逢祥：《现代中国史学专业机构的建制与运作》，《史林》2007年第3期。
(118)《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月23日。
(119)《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30日。
(120)钟鲁斋著：《德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56页。
(121)《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30日。
(122)《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20日。
(123)《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22日。
(124)《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规则》，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七）·目录号1·案卷号131。
(125)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
(126)《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6月14日。
(127)《歌谣研究会发刊词》，《歌谣周刊》第1号，1922年12月17日。
(128)《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2号，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年4月。
(129)《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出版机构不详，1927年，第1—5页。
(130)陈以爱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131)《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出版机构不详，1927年，第9—22页。
(132)《思想与社会》编委会：《教育与现代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0页。
(133)陈以爱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134)《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年1月。
(135)左玉河著：《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136)《北京大学日刊》，1930年8月2日。
(137)胡逢祥：《现代中国史学专业机构的建制与运作》，《史林》2007年第3期。
(138)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4页。
(139)19世纪末的德国大学中，采用的是阿尔特霍夫体制下建立的大学生奖学金制度，其资助对象与美国有所不同。参见周丽华著：《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140)李子江著：《学术自由在美国的变迁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141)《国立北京大学助学金及奖学金条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7期，北京大学出版部，1925年11月25日。
(142)陈以爱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143)《北京大学日刊》，1930年8月2日。
(144)常导之著：《增订教育行政大纲》，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07页。
(145)李盛兵著：《研究生教育模式嬗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146)《北京大学日刊》，1932年7月16日。
(147)1932年12月28日《北平晨报》。
(148)《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助学金暂行规程》，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二·案卷号310。
(149)《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规程》，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二·案卷号310。
(150)1933年11月9日《北平晨报》。
(151)1935年6月21日《京报》。
(152)1934年5月30日《北平晨报》。
(153)《评议会开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23日。
(154)1931年9月5日《北平晨报》。
(155)1934年5月30日《北平晨报》。
(156)1934年5月21日《北平晨报》。
(157)陈伟著：《西方大学教师专业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158)陈学飞著：《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159)王英杰著：《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160)刘琅、桂苓编：《大学的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161)1934年5月21日《北平晨报》。
(162)左玉河著：《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7页。
(163)胡逢祥：《现代中国史学专业机构的建制与运作》，《史林》2007年第3期。
(164)左玉河著：《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6页。
(165)1920年8月1日《申报》。
(166)吴稌年著：《图书馆活动高潮与学术转型——古近代》，兵器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167)林昶著：《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168)《图书馆阅览室规则》，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七）·目录号1·案卷号22。
(169)杨昭悊著：《图书馆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65页。
(170)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171)胡适著：《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72)吴晞著：《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173)《本校图书馆改良刍议》，《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3日，1918年4月9日。
(174)《图书馆阅览室规则》，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七）·目录号1·案卷号22。
(175)范并思等著：《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测评的理论史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
(176)张次溪编：《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第3页。
(177)滕大春著：《美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页。
(178)刘国钧编：《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7页。
(179)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33页。
(180)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181)1920年8月15日《申报》。
(182)冯至著：《冯至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
(183)［美］M.H.哈里斯著：《西方图书馆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184)［美］ElmerD.Johnson著：《西洋图书馆史》，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240—241页。
(185)《国立北京大学行政组织系统草案》，《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8月29日。
(186)1935年1月18日《京报》。
(187)《本馆建筑概况》，北京大学周刊第□号图书馆副刊第七四号，1935年6月29日。
(188)1935年7月3日《京报》。
(189)朱祖培、单礼丰、叶千军著：《国外大学图书馆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1—96页。
(190)1920年7月5日《申报》。
(191)张树华、张久珍著：《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192)张申府著：《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9、50页。
(193)《图书馆》，《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7日。
(194)罗章龙著：《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0页。
(195)《欢迎寄存图书》，《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1日。
(196)罗章龙著：《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8页。
(197)萧夏林编：《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198)吴晞著：《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199)严文郁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中国图书馆学会1983年版，第102—103页。
(200)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1889—192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页。
(201)《图书馆》，《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7日。
(202)《本馆述略》，《北大图书部月刊》第1卷第1期，1929年12月10日。
(203)《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概况》，1936年，第17页。
(204)1934年9月30日《北平晨报》。
(20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206)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页。
(207)《本校图书馆改良刍议》，《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3日，1918年4月9日。
(208)《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2日，1918年9月14日，1918年7月25日，1919年6月24日。
(209)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页。
(210)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134页。
(211)朱祖培、单礼丰、叶千军著：《国外大学图书馆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212)《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1日。
(213)《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1日，1919年1月22日。
(214)张中行：《闲话北大图书馆》，《读书》1990年第4期。
(215)朱祖培、单礼丰、叶千军著：《国外大学图书馆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216)吴晞著：《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217)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页。
(218)《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10日。
(219)《大学组织章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6日。
(220)吴晞著：《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1992年版，第63页。
(221)李志钟著：《美国图书馆业务》，远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18页。
(222)《通信图书馆募捐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7日。
(223)《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10日。
(224)《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13日。
(225)杨昭悊著：《图书馆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96页。
(226)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页。
(227)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228)1920年8月15日《申报》。
(229)石兴泽著：《学林风景——傅斯年与他同时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230)胡适著：《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5—636页。
(231)《北京大学出版部成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15日。
(232)1920年2月23日《申报》。
(233)白化文著：《人海栖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234)张宏：《美国大学出版对我们的启迪》，《大学出版》2005年第4期。
(235)张宏、钱明丹：《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定位和宗旨》，《大学出版》2005年第1期。
(236)白化文著：《人海栖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237)《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7日。
(238)傅光明著：《论战中的鲁迅》，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239)1924年10月1日《晨报》。
(240)《致理科各教员公函》，《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17日。
(241)《评议会议事会》，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七）·目录号1·案卷号50。
(242)《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休假研究规程》，《北京大学周刊》第126号，1934年12月1日。
(243)《国立北京大学布告》，《北京大学周刊》第127号，1935年4月27日。
(244)John S.Brubacher＆Willis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Fourth Edition.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1997，190.
(245)王英杰著：《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246)1935年4月16日《北平晨报》。
(247)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2页。
(248)1643年，哈佛学院首创助教制度，规定助教除学习专业知识外，还要承担初步的教学任务。参见张斌贤：《学术职业化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2期。
(249)1934年7月11日《京报》。
(250)蔡元培著：《蔡元培自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251)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252)《成美学会组织》，《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25日。
(253)《介绍成美学会》，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七）·目录号1·案卷号44。
(254)《成美学会近闻：经评议会议决收回归本校自办》，《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11日。
(255)李子江著：《学术自由在美国的变迁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256)和震提出，大学制度的形成，是应该与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相一致的。关于美国高教的分权体制与国立大学方案被否决原因及意义的探讨，参见和震著：《美国大学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121页。
(257)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424页。
(258)李子江著：《学术自由在美国的变迁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0页。
(259)《校长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2月17日。
(260)《国立北京大学助学金及奖学金条例》，《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28日。
(261)1932年12月28日《北平晨报》。
(262)《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助学金暂行规程》，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二·案卷号310。
(263)1931年10月22日《京报》。
(264)《国立北京大学布告》，《北京大学周刊》第218号，1936年8月29日。
(265)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3、101页。
(26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16页。
(267)《学科教授会组织法》，《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11日。
(268)潘懋元、刘海峰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61页。
(26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8页。
(27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78页。
(271)《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19日。
(272)《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八年度至九年度）》，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七）·目录号1·案卷号77。
(273)在七门选修科目中，在两门教育学科目外尚有社会学大意、社会问题、伦理学史、宗教哲学五门课程。其中，除宗教哲学作为哲学专业自身的扩展科目外，社会学和伦理学科目虽较《纪事》规定增加一门（单位数均由一门的三单位增至两门总共四单位），单位总数却不及教育学和教育学史的两门各三单位总计六单位；而《纪事》中心理学已由必修科转为选修（单位数由三单位降为一单位），原儿童心理学这门选修科也被取消。
(274)杨亮功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83页。
(275)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编印组：《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出版机构不详，1923年，第14页。
(276)1923年10月7日《晨报》。
(277)《今后中国教育的希望》，《教育杂志》第12卷第2号。
(278)《和哲学系主任接洽的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6月16日。
(279)陈世棻、关蔚华：《关于请求成立教育系的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19日。
(280)杨廉编：《北大一九二五哲学系毕业同学纪念刊》，北新书局1926年版，第19页。
(281)《北京大学添设教育学系》，《教育杂志》第16卷第10号。
(282)张雪蓉著：《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283)《校长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1月21日。
(284)根据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5—1756页“教育学系教员及所授科目一览表”改制而成。
(285)金林祥著：《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286)还在杜威访华时，南高师教育科陶行知、郑晓沧等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留学生就有“北大成为传播杜威对中国思想影响的大本营”的评价。参见元青著：《杜威与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287)叶澜著：《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288)曹炎申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课程划分为若干“专门区域”，包括教育基础、教育历史、教育哲学、教育心理、比较教育、教育经济、教育行政与组织、师范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乡村教育、成人教育、人事管理、儿童心理、儿童发育和卫生教育等。参见曹炎申著：《美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23—224页。
(289)《国立北京大学教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四年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七）·目录号1·案卷号77。
(290)王国维著：《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2页。
(291)《北京大学添设教育学系》，《教育杂志》第16卷第10号。
(292)汪懋祖：《第一届年会发刊词》，《新教育》第5卷第3期。
(293)杨廉编：《北大一九二五哲学系毕业同学纪念刊》，北新书局1926年版，第7—14页。
(294)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4页。
(295)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296)《图书部第三院阅览室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月10日。
(297)《十一年度在校全体学生分省分系表》，《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4月16日。
(298)陈平原主编：《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257页。
(299)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编辑会编：《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1号，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22年版，第2页。
(300)《图书馆》，《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7日。
(301)国立北京大学纪念会宣传股：《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29年，第56页。
(302)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4页。
(303)根据《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29）与《北大图书部月刊》（第1卷第1期，第2卷第1、2期合刊）制作。表中书籍含日本、西文与中文三类；各系本科学生数不包括旁听生；法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东方文学系、俄国文学系等系因资料不全暂不列入。
(304)吴晞著：《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
(305)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4页。
(306)到1934年时，教育系四个年级学生总数已达82人，在全校13个系中居于中游。参见1934年10月4日《北平晨报》。
(307)国立北京大学纪念会宣传股：《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29年，第52页。
(308)《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度》，出版机构不详，1935年，第31页。
(309)根据《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度》，出版机构不详，1935年，第43—46页内容编制。
(310)孟宪承著：《大学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88—89页。
(311)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312)刘克选、方明东著：《北大与清华：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上）》，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313)傅斯年著：《傅斯年全集》第6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8—9页。
(314)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8—1761页。
(315)国立北京大学纪念会宣传股：《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29年，第55—56页。
(316)邱椿：《致胡适之信》，《独立评论》第11号。
(317)杨亮功：《读了孟真先生（再谈几件教育问题）以后》，《独立评论》第22号。
(318)陈慧元：《杨亮功研究——以事功与学术为中心》，2004年台湾中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19)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320)1931年9月18日《京报》。
(321)《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度》，出版机构不详，1935年，第42页。
(322)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202页。
(323)1935年11月4日《北平晨报》。
(324)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7—1219页。
(325)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8—1229页。
(326)王先明：《近代“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征》，《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327)任鸿隽：《科学精神论》，《科学》1916年第2卷第1期。
(328)［加］许美德、［法］巴斯蒂著：《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329)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1—302页。
(330)钱穆著：《大学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331)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332)田正平：《近代中国大学教师的资格检定与聘任》，《教育研究》2004年第10期。
(333)刘明：《论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员聘任》，《资料通讯》2004年第6期。
(334)胡适：《教育崩溃之原因》，《独立评论》9号，1932年7月。
(335)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几个问题》，《独立评论》14号，1932年8月。
(336)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37)胡适著：《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5页。
(338)《国民》第2卷第1期。
(339)王天根：《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340)王东杰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3—214页。
(341)王天根：《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342)萧夏林编：《为了忘却的纪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343)顾毓琇：《学术与救国》，《独立评论》第134号，1935年1月。
(344)周谷平、张雁：《中国近代大学理念的转型——从〈大学堂章程〉到〈大学令〉》，《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10期。
(345)蔡元培：《五四前后的北大》，《新文学史料》第3册，1979年第15页。
(346)参见谢泳著：《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278页。
(347)转引自邓小泉：《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述评》，《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9期。
(348)参阅［美］伯顿·克拉克著：《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49)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社2000年版，第94页。
(35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254页。
(351)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396页。
(352)林砺儒：《关于自治》，《勷勤大学师范学院月刊》第5期。
(353)周予同：《教育评论》，《教育杂志》第14卷1号。
(354)张雪蓉：《1920年代我国现代大学学生自治制度研究——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中心》，《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355)周远斌：《述而不作本义考》，《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
(356)侯仁之：《回忆与希望》，《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
(357)樊洪业：《中国现代标点符号体系的开端》，《沈阳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58)袁晖等著：《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303页。
(359)《国立清华大学研究所办法大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29页。
(36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732页。
(36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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