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理念

第一节　中体西用的杂糅：晚清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理念

甲午战争前，邻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引起中国的关注。1877年起对日遣使。此外，清政府派遣不少官绅陆续以观光、游历、考察的名义赴日，他们从天文、地理、河渠、风俗、职官、政事、文学、艺文等方面对日本展开了百科全书式的考察，但在留下的记述文本中，关于教育考察的内容大多停留在资料的罗列和感性的层面。

对日本教育体系的全面考察始于甲午战争后。面对日益加深的内忧外患，朝野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教育在日本崛起中的作用，以日本为媒介摄取西方文明不啻是一条捷径。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日本国情与中国最为接近，西学中一些与东方文化不合甚至荒谬之处，很多已经由日人做了选择和修改，通过日本这个中介学习西方可以百利而无一害。在此思想指导下，清政府派员详细考察了日本整个学制系统，根据“将大学、中学、小学一切规制课程并考试之法逐条详查”的要求，游历人员均撰写了考察报告。其中以罗振玉《扶桑两月记》、吴汝纶《东游丛录》最为著名。

《扶桑两月记》详细指出了日本大学法、医、工、文、理、农六科专业设置，及相关的教科书、学费、考试体系、学位等教学管理制度的介绍。《东游丛录》则详录了日本的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学制系统，包括各级教学体系中课程安排、修业年限、教材及中学男女分学、大学的六大专业分科介绍都极为细致。特别是关于日本帝国大学的介绍最为详尽，不仅列出了各专业、各学年所教授的科目、每门课程的学时，还涉及学生的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

这些详细的考察报告为清政府制定京师大学堂学制提供了参照样本。1902年由当时的管学大臣张百熙负责制定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但该章程并没有实施。1903年5月，张之洞、荣庆奉旨会同张百熙对《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进行修订，出台了《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后者经清廷同意，正式公布并执行。

一、以日为师：外部形态的模仿

对比两份《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课程、学时、专业设置，都能发现日本大学教育体系的浓重痕迹。我们以京师大学堂与日本帝国大学的政法科大学为例，分析中国在具体办学上的效仿。日本帝国大学政法科设法律与政治两学科，各学科教授的科目均有必修和选修两种。京师大学堂政法科大学分法律门和政治门两门，与日本大学的专业设置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规定各科目均为必修，选修科目则为其他分科大学所开设的课程。

表1-1　京师大学堂政治学门与日本帝国大学政治学科课程之比较⁽⁷⁾

上述课程，尽管从表面字眼上看有所不同，但基本相互对应，且课程数量也几乎一致，实质上是以日本大学课程设置为模本而规划的。政治总义日本名为政治学；全国人民财用学日本名为经济学；国家财政学日本名为财政学；各国理财史日本为经济史；各国理财学术史日本为经济学史；全国土地民物统计学日本为统计学；各国行政机关学日本为行政法学；交涉学日本为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各国政治史日本名为政治史；法律原理学日本为法理学。这种以日本大学的课程设置为蓝本的做法，也体现在其他分科大学中。京师大学堂政法科政治学门的课程表中有教育学一门，至于为何要设置该科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尽管京师大学堂的体制结构是在直接学习日本大学的基础上建构的，有着浓烈的取法日本的底色，但对日本大学教育体系的模仿，主要着眼于组织架构、专业分类、课程设置等外部形态处理，从内部结构分析，它依然深受传统理念影响，“中体西用”的思想仍旧是其办学宗旨和根本所在。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与1903年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均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其办学宗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是制订章程者所奉行的办学原则，也是其办学思想的具体阐释。⁽⁸⁾这种强调培养人才以忠君尊孔为本位的取向体现了浓厚的封建性。因此，尽管京师大学堂在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均有着浓厚的日本色彩，但骨子里却依然奉行经学为立国之本、读书做官的传统理念。

二、理念内涵：浓厚的封建性

（一）极力维护经学为立学之本

张百熙负责制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以日本大学分科设置体系为蓝本，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尽管使用了格致、政、农、工、商等传统术语为各专业命名，对比日本大学设置的法、医、工、文、理、农六科，《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设置的专业基本一致，只是将处于日本高等学校级别的商业科也列为京师大学堂的学科，这反映了张百熙本人对实学的重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经学没有被单独设为一科，而是作为课程科目放置到文学科中。这种没有将经学提升为专门学科的做法，受到朝野的众多反对。

经学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理论依据，也是传统社会结构得以维持的理论基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提出，反映既得利益群体对社会结构维护所做的努力，同时也是价值取向的争夺。体的核心就是中国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体系，这种价值观是不容否定的。中体西用即是让读书人群体在原有的价值取向上学习一些西方技术，但作为本位的经学依然是教育的核心。张百熙虽然认为伦理道德教育仍占有重要地位，如其所言：“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才之始基。”但他却没有将经学单独列为一学科。这种做法当然得不到清廷的支持，同时也招致了政府对他的猜疑。因此，该章程虽经制定，但并没有实施。相隔不到一年，出台了《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为日后正式指引京师大学堂办学的指导性文件。

表面上看，京师大学堂是一种新型学制，与传统高等教育相比较，其教学内容有了很大差别。京师大学堂科目设置是以日本为蓝本，而日本的模式又是学习西方大学学科分类的结果。尽管学科体系是以西方大学为标的，但《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最大特色就在于突出经学的地位，将其从文学科中分离出来，且位列众学科之首。经学的各门均需专门研究，设置了周易学、尚书学、毛诗学、春秋左传学、春秋三传学、周礼学、仪礼学、礼记学、论语学、孟子学、理学11个门类，大大强化了经学引领各类学术的至尊地位。在张之洞看来，经学是立国之本，“若是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张之洞意识到如果不坚持尊经原则，清政府的立国之体将丧失殆尽。因此，尽力维护经学的传统地位，成为贯穿张之洞一生行事的办学指导原则和根本方针。

（二）浓厚的官本位价值取向

京师大学堂在具体办学上均师法日本，但在学生入学、授以出身、设置学校官员等级等方面无不体现出传统理念的痕迹。《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对学生的入学资格做了规定：学生分为两项，第一项，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上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之愿入学堂肄业者；第二项，各省中学堂学成领有文凭咨送来京肄业者。当时依然是私塾等传统教育形式占据主流位置，社会理念尚未接受大学、中学、小学三级连贯的西方教育体系。因此，新式中学毕业生几乎没有。京师大学堂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官宦及士绅子弟。章程还明确下令进士、举人出身的京曹进入大学堂的仕学院学习。当时在人们心目中，依然是以国家科第仕进为中心，学子不肯入学校。为鼓励学生前来大学堂求学，又规定对学生学成后授以生员、举人、进士的出身奖励。1902年又对此规定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学生毕业后，经管学大臣考核，择优带领引见。如原系生员者，准做贡生；原系贡生者，准做举人；原系举人者，准做进士。奖励最优等以编检用，优等以庶吉士用，中等以部属用，下等以知县用。

1903年增设的进士馆专门针对进士馆学员做了规定：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准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⁹⁾即使是凭借正统科举考试获得进士称号的读书人，也要进入京师大学堂镀金，然后才能安排官职。此举从表面上看有助于扩大大学堂的名望，吸引更多的士人进入学堂学习，但事实上则是进一步强化了读书做官的传统理念和价值取向。人们的思维定式从读书—登科—做官，转为读书—进大学堂—做官。京师大学堂与其说是大学，不如说仍是官僚养成所。

学生的官员或准官员身份让他们进入京师大学堂后，就能领受国家俸禄。《大学堂章程》规定，按照不同的设定等级，学生可以每月拿到20两到4两不等的膏火费。将学生纳入国家供养体系，让他们具备准官僚身份，依然是传统做法的延续。

京师大学堂教习的官员身份也是章程中明确规定的：总教习一员，略如国子监祭酒、司业之职，每月薪水300两；教习，略如翰林院五经博士、国子监助教之职，每月薪水30两、50两不等。至于总办、提调等学堂其他管理人员，均由各部院司员充任，也有相应的官职。总办每月薪水100两，提调每月薪水50两。

尽管京师大学堂甚至连建筑规制、学舍数量，也尽量参照日本的现成样本，在当时的中国，这一制度无疑是先进的。但其奉行的理念依然是传统的。官本位是京师大学堂办学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以至于京师大学堂有这样一位学生，本来是被聘为教师的，但念着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有赐予进士出身，授予编修、检讨、庶吉士和主事等官职的奖励，就决然不做教师而做学生。⁽¹⁰⁾尽管这只是个例，但从中也透露出学子们人人皆思做官的价值取向。

缺乏大学理念支撑的制度结构是无效的，这只是个僵死的框架，而结构具有生命体的特征，是活的，一旦建立，它具有延续、自我调节及代谢功能。只有注入理念的框架才能成为真正的制度结构。此时的京师大学堂拥有的内在生命力是属于传统理念的，因此，虽然它有大学之形，但无大学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