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捐赠情况

（二）我国社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捐赠情况

历史上，我国也有过社会捐赠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事例。1915～1918年陈嘉庚捐资创建了集美学校，1921年又在南洋筹集资金，捐款100万元创建了厦门大学。在当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澳台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对大陆高等教育的捐赠从未停止过。1984年，包玉刚先生一次捐赠5000万元人民币创建宁波大学。香港中华商会总会长霍英东先生捐资3000万元港币兴建中山大学英东体育中心；向北京师范大学捐赠500万美元兴建一座教学大楼；出资设立“高等学校青年科学基金”。李嘉诚先生捐资兴建汕头大学的款项已达35500多万元港币；出资启动“长江学者计划”。邵逸夫先生向暨南大学捐赠1000万元港币兴建综合性体育馆；捐赠200万元港币给深圳大学兴建化学实验室；向内地15所大学捐赠1．16亿元港币，用于这些大学的校舍和图书馆建设，等等^[34]。但总的来说，我国社会没有捐赠公益事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氛围，高等教育捐赠事业也刚刚起步，发展缓慢。

我国社会捐资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是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等；捐赠的类型有现金、股票、证券、图书资料、仪器设备、房产及其他有价物品等。社会捐赠主要用于支持高等学校建造教学楼房、修缮、更新教学科研设施、扶持重点学科专业和实验室的建设，以及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和有突出贡献的教师。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捐赠事业有所发展，但总量一直比较小，在高等教育经费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如表7－4所示，1997年我国社会捐集资金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2．29％，1998年为2．09％，2007年为0．86％。而在美国，1996年捐赠收入占美国公立高等学校总收入的4．7％，占私立高等学校的14．3％。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中各学院的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大财团和社会各界的捐赠，其他一般大学得到的捐赠款占总经费收入的比例也达到7％。日本公立高校得到的捐赠占经费的15％，私立高校得到的捐赠更达到经费的50％。除发达国家外，亚洲一些国家高等学校接收捐赠的数额也在不断增长。新加坡1991年成立的大学教育基金会5年时间内共获得捐款6．2亿新元。印度高等教育主要靠政府投资，但学费、私人捐赠、高等学校的自筹资金、国际援助也是印度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其中私人捐赠在印度高等教育经费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35]。

表7－4　1997～2007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社会捐集资金经费情况

（续表）

数据来源：1997年的数据来源于郭海《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构成变化趋势》，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2004年6月。1998～2002年数据来源于陆根书、陈丽《高校校友捐赠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7月。2003～2007年数据来源于朱洁义《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结构现状与高校社会捐赠》，教育学术月刊，2011年第1期。

慈善捐助在西方社会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就有着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和责任，也形成了社会捐助公益事业的文化传统和氛围。美国人每年捐给慈善事业的钱和物，相当于丹麦、挪威、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很多美国人之所以把他们的财产捐献给公益事业，是因为美国社会普遍存在对公共事业的责任感和志愿精神，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情不应该由政府来管理而应该交给社会。大学毕业生从母校获得知识和能力，接受了社会对其学业的帮助，回报母校和社会是他们理所应当的责任。应届毕业生在离开校园时要象征性地向母校捐赠几美元，在事业发展获得一定基础后再向母校回报以一定的财物，捐赠成了一种传统，并形成一定的氛围。相比之下，中国自古以来的捐赠社会文化匮乏，许多捐赠行为主要是通过单位、学校、街道组织而实现，被动捐赠的多，自发主动捐赠的少。一些研究表明：在对公共事业捐赠活动中，相当一部分人由于担心捐赠财物会被挪作他用而对捐赠迟疑不决，还有一些人则因为相关组织的繁琐程序和捐赠物资的不到位甚至被占用而对捐赠活动产生失望^[36]。

因此，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的慈善捐赠事业发展比较缓慢。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2005年在中国总计60多亿元的捐赠款中，大约75％来自中国境外的社会团体、机构和个人；15％来自境内的富有阶层，来自普通民众的占10％的比例，而我国企业参与捐赠慈善公益事业的比较少，只占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