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菲华文化传承之特殊性

日前在报上读到吴国政先生的大作《菲华社会中华文化传承的特殊性》一文，看了之后感慨良多。先生在文章中论及菲华社会在传承华族文化的四个特殊性，也在“文化传承中的种种困难”中罗列五个方面的因素，并举出实际生活当中种种现象。文中所罗列的现象也许都是菲律宾存在的事实，但笔者对其所说的关于阻碍或影响菲律宾中华文化传承的几个问题，却不敢苟同。下面把这些不同的观点整理出来，以供有心者参考。

一　多元文化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有利土壤

众所周知，文化越繁荣，“兼收并蓄，有容乃大”，就会越多元。中国历史上唐朝的昌盛，不是吸引广大外国人前往中国就业、定居、做买卖、为官吏吗？这表明当时中国文化多元化，乃至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证明了这个国家在文化上的开放和成熟。正因为唐朝当政者具有前瞻、博大的眼光和对待文化宽容、开放的心态，才使得唐朝的中华文化远播外邦，在当时吸引了无数的外国人。至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提到中国人，仍然以“唐人”称呼，把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叫做“唐人街”。倡导多元文化，才能为海外的华侨华人正当地开展华语和华文教育提供足够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吴国政先生谈到的第一点是，认为多元文化限制了中华文化的传承。诚然，西班牙（甚至墨西哥）、美国、马来、中国等东西方混杂的文化都是菲律宾多元文化中的组成部分，菲律宾实际上也算是个民族文化的小熔炉。就举近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例，这两个国家也是具有多元文化的背景，甚至国内族群构成也与菲律宾的有某些类似之处。为何他们的华文教育也搞得有声有色？可见，多元文化不是阻碍教育发展的绊脚石。相反地，笔者认为，多元文化恰恰可以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有利支持因素。

在美洲地区，加拿大、美国属于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政府对待外来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教育在法律上有一定的保障。因此，在这些国家，华侨华人完全有权利要求开办华文学校。加拿大的政府在这方面，立法较为完善，心态也较为开放。他们在1971年就制定了“多元文化政策”。该政策实际上就是加拿大非国家语言（英、法语之外的语言）教育的法律依据，也是在1994年中文教育正式列入加拿大中小学国际语言课程之前，当地华人华侨开展本族母语和文化教学的法律保障。美国虽然没有“多元文化政策”，但有“双语教育制度”，该制度大体上是为协助各地移民融入以英语为主流的美国社会，适当让各地移民拥有教授族语，同时学习英语的教育制度，这是受宪法保护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王灵智副教授，他在1970年联合三千名新移民家长开始了争取族语教育的漫长道路，正是聪明地利用法律的武器，王灵智等人将华语教育纳入正规的公立学校教育体系中，而在这之前，华语教育只是美国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的“私塾”。又比如，新加坡的历届总理都是大力倡导华文教育的，李显龙在新加坡建国四十周年的群众大会演讲中呼吁懂得华语的年轻家长，要好好培养精通双语的下一代。新加坡人也是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提倡民族文化融合，大力兴举华文教育的。实际上，多元文化正是海外华侨华人进行中华文化传承的有利土壤。

因此，笔者觉得吴先生只抓住了现象说问题，并没抓住问题的实质。菲律宾具有多元文化，或许只是这个多元文化的氛围不够开放和成熟，但绝不是华族传承文化的障碍。相反，华族完全可以以文化多元化向政府争取本族教授语言和传承文化的正当权利。在北京召开的首届汉语大会，就是以“携手发展多元文化，共同建设和谐世界”作为主题的。这个主题巧妙地表达中国主办方的独到匠心和良苦用心，这也正与中国“和平崛起”是相契合的。文化是无国界的，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应该持“政治上认同地主国，文化上传承祖籍国”的态度，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积极争取在地主国的法律认同和各种权益的法律保障，才是根本。为丰富多元文化，正是争取这些权利合法性的最佳理由。

二　竞争给中华文化传承带来大好机遇

在谈到在菲律宾影响中华文化传承的若干的因素中，吴国政先生提出一点，“竞争环境削弱了中华文化的传承”。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他认为竞争使华人家庭要么疲于奔命为生活，要么为克服经济萧条而寻找新的赚钱之道。所以，顾不及子女的教育。新移民如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亦如是。实际上仔细思考一下，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笔者认为，竞争至少有如下几个好处：

第一，竞争有利于激活市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其中的一点区别，就是引入竞争机制与否。计划经济环境下，处处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左右，实行日常用品配额制，市场根本不是市场，而是一潭死水。想必在大陆建国初期来菲律宾的一些老华人，应该对这种模式记忆犹新吧？市场经济则是以市场的供需关系变化产生的自我调节为主，政府必要适当的宏观介入为辅。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将竞争机制在市场建立了起来，才使得原本的死水变活，进而有这些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同理，在菲律宾，竞争也起着这样的作用：激活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和市场本身体制的完善。

第二，竞争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配额制是人为的，是死的。配额制激不起潜在的市场，没办法促进经济的发展。竞争则带来了“鲶鱼效应”，大鱼吃小鱼，优胜劣汰。虽然竞争下的游戏规则是残酷的，但是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及其相关体制在竞争的过程中，吐故纳新；并通过市场杠杆的作用进行资源重新组合，优化配置，创造新的商业价值。

第三，竞争是挑战，也是机遇。市场需要竞争。竞争是个催化剂，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学校里需要竞争。教师没有教学质量的竞争，教学的成效就难彰。学生没有学习的竞争，学习无所谓好坏，这些社会的未来还有什么未来可言？教育没有竞争，培养出来孩子的就都只是很平均（average）的庸才。竞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是挑战，也是机遇。关键要看面对竞争的人持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

再者，远一点讲，也正是由于全球竞争激烈，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大大减缓，而在此刻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凸显，保持一个强劲的势头在增长。这无疑让许多外国人看到了中国潜在的市场和经济实惠。

近年来，学习中文的人日益增多。英国语言专家戴维·葛拉多尔（David Graddol）不久前发表文章说，未来10年，新的必学语言可能是中文。中文正逐渐跃升为全球仅次于英文的新强势语言，这是竞争的结果，起码也是个“副产品”。

三　教会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

吴国政先生谈到菲律宾中国文化传承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中，其中有一点是“基督教会淡薄中国文化的传承”。他认为“宗教信仰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文化观念，而且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在此，笔者想与吴先生探讨一下菲律宾的基督教会是否“淡薄”中华文化传承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在菲律宾，基督教非但没有淡薄中华文化的传承，它与天主教、佛教等教会反而是促进中华文化传承不容忽视、抹煞的重要力量。

其一，基督教会（当然也包括天主教会、佛教会）是支持、兴办菲律宾华文教育重要的力量。众所周知，菲律宾的华文学校从性质上来讲，主要是由两大股社会力量在背后支撑。一个是以各地商会为背景；另一个则是以教会为背景。马尼拉的有灵惠、嘉南、圣公会、圣军、尚爱、普济、能仁等学校，均是教会背景。教会在其所创办的华校中，开展华语和华文教学不遗余力，丝毫也不会比商会支持下的华校来得差。假使教会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诚如先生所说，“语言是了解文化的工具”，那么教会学校教华语，不也教给学生了解中华文化的工具，这不也是对文化传承间接的牵线搭桥吗？实际上，某些教会学校在教学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很好，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他们的优势的。

其二，宗教的向善与博爱，也是种文化的教化。虽然有别于中华文化的实质内涵，但它与中华文化是不相抵触的。老夫子说“仁者爱仁”，孟子说“仁者无敌”。儒家主张实施仁政。基督教同样提出“要像爱你的亲人一样去爱你的邻人”。孔子又说“友直、友谅、友多闻”来表达他对好朋友的观念。基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在文化的内涵方面，基督教和中华文化有诸多相似、相通之处，这些完全可以作为基本的文化教化，来传达给下一代。当然，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内涵丰富而广博，还应透过其他正规的教学活动和相关的文化活动来丰富和补充单调的华语课堂教学。

其三，教会活动联系了广大信教的华人，在教会活动中创造了一定的语言学习环境。教会活动绝对不同于宴会、应酬或其他社团活动。举行宗教祈祷仪式，是件神圣的事情。不是觥筹交错的酒席，不是闹哄哄的聚会。整个过程需要全身心投入。菲律宾的华人有自己的基督教会组织（有的基督教会分支，还是由以前老华侨时代保留至今）和独立的教会聚会场所（教堂）。与天主教会比较，相对比较独立。在基督教会的礼拜活动中，交流语言基本上是以闽南语为主的。用闽南语唱赞美诗，讲道。在马尼拉的浸信会每逢活动均用华语交流。虽然是小范围的，但毕竟创造了一个小的语言环境。

文化传承功效如何，要看学校怎么教，家长怎么教，社会怎么共同努力。文化传承是多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是多方面因素的渗透。学校要在教“语”的同时教“文”，把中华文化渗透在课内课外；或者在语言过关的前提下，再进行与中华文化相关的教学和活动传输给学生。家长们还要积极配合学校的教学和活动，在家庭的小空间里营造浓郁的大氛围……即使在教会活动中，中华文化也可以渗透其中，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文化传承本来就不是件容易事，需要有心，用巧劲儿，细水长流，不能简单地将文化传承的成功与否归咎于一个宗教信仰上。

四　文化传承问题及其出路

外国人学中文都抱着把中文等同于未来自身的经济实惠的心理。中国与菲律宾就一海之隔，对菲律宾的华人来说，既是祖籍国，更有“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中国日益强势的竞争力应该使他们看到中华文化的优势才对。况且，大多以从商为背景的菲律宾华人，肯定也了解上述竞争那么多的好处，那么菲律宾的华人家庭怎么会不重视中华文化传承呢？笔者认为，关键问题不是出在竞争。竞争的激烈，近年来经济的萧条，使广大华人华侨不得不重新考虑“独辟蹊径”，另谋新路，但请注意以下的事实。

首先，菲律宾的经济在总体上给外界的印象不好，但实际上，人民的消费水平和购买力还是很强劲的。据统计，上半年菲律宾的许多大财团或家族企业，都纷纷宣告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有很大增长。《商报》的“政局动荡无碍财团赚大钱”的社论中曾经提及，社论还提及，施至诚的财团（主要是他的鞋市投资公司），陈觉中的快乐蜂（Jollibee，快餐业巨头），吴天恩的大世界地产公司和罗伯斯的家族财团，都宣布营业额劲增。菲律宾人民的消费水平不仅仅表现在这些大财团的赢利（通常别人会想到，这些财团的消费群体都是有钱人），去年的生力（San Miguel）啤酒公司和环球（Globe）移动电话公司在年终都声称利润增长，而且通过调查发现，生力啤酒和Globe公司的充值卡（Prepaid card）主要都是通过那些“菜仔店”销售出去的，这意味着普通民众的消费力是不弱的。

其次，新移民生意并不难做。吴先生在文中提到“新移民初来乍到环境不熟悉……或刚刚起步，整天疲于奔命……”，恐怕这只是有关一部分新移民的事实。其实新移民包括很多层次的人，来了十年八年，在菲律宾本土华人眼中还是新移民。如果是初来乍到的倒是有些人生地不熟，但大多来菲律宾的新移民均是有人“牵成”的，或有朋友、亲戚早已来菲或居菲。据了解，在山顶州府，只要花万把菲币，就可以开家小店铺，而且销售中国来的小商品，生意并不会差到哪里去。别看这些小商品不怎么样，它们产生的利润往往是成倍的。

再次，当地的华人生意也有基础。在近年来的经济萧条中只是受到些许影响而已，还达不到对其本质性的基础起到冲击。他们做大宗生意的人，资金周转与以前相比可能比较不便。经济萧条盈利相对减少，但拥有以前积累的资金、社会关系基础，以及对本地行情的熟悉，他们只需调整一些生意策略，收缩一些回报少和不必要的投资，另外开发一些新的“生意路”。钱还是照赚，甚至赚得比以前好。真正混不下去的是那些还没站稳脚跟的，其他的华人仍是菲国经济的能手。

既然竞争对菲律宾的华人整体上冲击不大，那么，无法顾及子女教学的实质问题出哪儿呢？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出在华人家庭的教育观念上。新移民中有一部分受教育程度不高，一心只为赚钱，不把子女的教育提上文化传承的高度，倒是事实。老华侨和本土华人有经济基础，但已经在观念上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第三、四代土生华人。换句话说，他们的思想已经被同化，被西化了。残留在身上的只有百分之几的中国人血液，一些最常用的闽南语已本土化了，还有扭曲了的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保守成分。土生土长的菲律宾华人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人是少之又少，更别提继承多少文化精髓的衣钵了，他们思想意识陈旧，教育观念落后，虚荣而计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就只知道到每次月考后，盯着成绩单上的成绩，注重孩子的排名，有没有机会在学年末到学校上台陪孩子领领奖，秀一秀家长孩子的脸面，哪里有教育的科学观念可言？这样一来，新移民在教育观念上提不上传承的高度，本土华人又已经异化，对中华文化不了解、淡漠甚至异陌，家长又一味只把教育子女的责任“下放”给Yaya，推卸到华校，这就使整个菲律宾华族的文化传承缺少了厚实的社会土壤。

如何才能把传承文化的重任继续下去呢？这一点，菲律宾的华人家长们负有主要责任，而改变现状，首先要靠家长更新教育观念，也有必要通过华校和华社联手在菲律宾搞一次全国范围的轰轰烈烈的教育观念革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