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职业教育

三、关于职业教育

杜威对职业教育的理解有个变化过程。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他是这么看待职业教育的：从前的教育名称上不叫“职业教育” ，实际上具有职业的性质；劳动者的教育具有谋生糊口的“职业”性质，“统治阶级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实质上也是职业教育——只是碰巧他们的统治和享乐的事务不被称为专业，因为他们只把包含体力劳动的事情称为职业，这种工作只是为了糊口，或者得到相当的工资，或者对特殊的人们提供个人的服务”⁽¹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指挥社会事业的职务，无论关于政治方面或关于经济方面，无论在战时或平时，都和任何其他职业一样，也是一种职业；此外，炫示夸耀、个人修饰、显赫的社会交游和招待应酬，以及花费金钱，也已经成为明确的职业，所以为这些统治者、上流社会阶层服务的教育，例如高等学校基本上是为这种事务做准备的，也是职业教育。

1920年夏天，他在中国讲学期间，受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邀请南下讲演。 5月29日下午在上海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讲演《职业教育之精义》 ，其中对职业教育作了广义与狭义之分。他阐述道：过去人们往往狭义地把职业理解为仅仅和身体有关的、为获得报酬或获得产品的操作活动，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上把职业教育解释为仅仅是获得专门职业技术的手段，从而把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对立起来。实际上，这种对“职业”和“职业教育”的片面看法，正反映了在教育上所存在的种种对立，例如，劳动与闲暇的对立、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身体与精神的对立、心理状态与物质世界的对立等。狭义的职业教育是使“职业学校的学生学到一种知识，练成一种技能，可和社会生出一种更密切的关系” ，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职业学校，以及过去工人劳动者所受的体力的、肢体的教育仅仅是狭义的职业教育。

他批评狭义的职业教育，一是太偏重于从古传下来的习惯和经验，所以艺徒所学的都是一种机械式的动作，依样葫芦，没有一种自动的技能，故谈不到改良；二是范围太狭窄，除了教导一种关于那职业的专门技能而外，所有普通的智识，都是未尝顾及；最重要的是这种狭义的职业教育显然不能满足民主社会的需要。他写道： “有一种危险，把职业教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解释为工艺教育，作为获得将来专门职业的技术效率的手段。这样，教育将变成原封不动地永远延续社会现有工业秩序的工具，而不是改革这种工业秩序的手段。 ”⁽¹⁴⁾这种职业教育强化了宿命论的社会固有秩序。杜威承认这种艺徒教育虽然有缺点，但在实用方面却很合宜。

广义的职业教育，就是使普通学校职业化。从广义上来说，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是联系起来的。例如，学习历史，对于要做历史教师或专门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人来说是职业教育，而对于要做律师或医生的人来说就是文化修养。“职业教育的问题，就是要把普通教育来改造一番，使一切普通学校中的科目，渐渐和社会的实际生活接近，两方面生出密切的关系。 ”⁽¹⁵⁾真正受教育的人，无论操何职业，对于他的职业总有明白的了解，对这种职业的目的、价值、意义、科学基础和社会关系等，都应该加以研究，到了能够彻底明白，才可从事。

由于美国1918年提出了《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 ，确立了综合中学作为中等教育的基本模式和普通教育职业化的单轨制学制，综合高中既施行普通教育，也包容职业教育，杜威对欧洲的双轨制学校教育制度颇有微词，对盛行的商贸或工艺职业学校的职业教育不以为然，指出： “职业教育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职业教育并不是‘营业教育’（ Trade Education） ，不是做专门行业的教育。做专门行业的教育是机械的，用不着心思和高深的学问，只希望养成本行的专门技能就算了。但这不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应该注重使人懂得实业工业所知的科学方法。一方应用于足肢体发展的本能，一方不能不注重知识，知道科学的所以然。否则对于行业没有趣味。倘能知道科学的所以然则随时力求革新进步。 ”⁽¹⁶⁾

他在1920年初，于北京教育部会场讲演教育哲学的职业教育部分时，指出职业教育有两种弊端是不可不防备的： “第一，千万不要认定某种人天生是做某种事业的。有了这个观念，便在青年时代给他很狭隘的行业训练，从来不能改业。这个结果很危险，在这变迁的社会当中，往往把人才糟蹋了。补救的方法是给他们博大广阔面面都到的教育，使他们的心思技能有格外广阔的根基，能于短时间内变成某业的人才。第二，千万不要以现在的实业工业程度做标准。社会是常常变迁的，等到训练好了，外面早已变更，不适用了。学生偏向此种行业，很难改换。现在是工业变迁的时代，教育应该用将来的工业为标准。倘现在所教过了几时，不能适用，那便不该教。中国现在尤其如此。教育应该给学生基础的方法技术，使他心思耳目都极灵敏，随时可以进步。这比狭义的训练好得多。 ”⁽¹⁷⁾可以说，杜威最终定义的“职业教育”含义，不仅与他的“教育即生活”观点相联系，也是职业教育与社会实际生活接近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