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课程中的科学拥护者，进一步从法国革命的社会价值的更新中获得启示。政治的激进者决心按自然遗传的正义性重新绘制社会秩序，教育改革家们颇有同感。他们希望在遵守自然一致的基础上重组课程。同样在美国，在考虑要什么样的教育时，它认为应更适合革命后幼年的共和国。史密斯（ Samuel Smites，1752— 1839年） ，有奖论文竞赛中的第二名，提出一个国家的课程，强调自然主义的科学。
在19世纪，为了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科学被提到课程中来。功利主义需要在课程内占一地位，因为科学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的英国起着重要的作用。提出把科学纳入学校的是赫胥黎，他是伟大的达尔文进化论的阐明者。他认为英国执行了一个短视的政策，在具有如此多的殖民地和大工商业的英国，在学校中却没有讲授物理和化学，因此工商业大量停滞。国际间贸易竞争的增加结果促进英国接受他的观点，从19世纪中叶以来，像其他大工业国德国、法国和美国一样，把科学纳入学校的课程中。
在此必须提出，科学之于工业是工具，数学在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统治时期，数学多少被忽视。在中世纪以前数学一直被忽视，可是它在科学研究上并未失去其威望。保留数学是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的心能训练的工具，它可以不受自然偶然特性的影响。因此，柏拉图说，数学是最重要的学科，它能推测自然的本质。现代科学兴起后，数学的用处不在其推测的价值，而在其有用的计算价值。如开普勒的天体运动的椭圆假设，是依靠数学的计算而不是推测。同样，牛顿在计算其重力定律时也是用的数学。科学的奥秘变成工业革命的刺激物，数学在教育中更为需要。结果，在19世纪、20世纪，数学几乎在所有学校的课程中都获得了被尊敬的地位。
虽然功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理都赞成科学的课程，但科学的拥护者却很不容易胜过人文主义者和经典主义者所主张的，语言学的学习可以提供高级的心能训练。斯宾塞，另一个英国的科学观点的拥护者，和美国的追随者声称科学在训练头脑方面与语言学相比，不但与其相同并且有所过之。他们说：“通晓语言学不用理性，通晓数学要用理性。前者只锻炼记忆，后者则锻炼记忆与理解。”他似乎也充分阐明科学是最高级的心能训练。斯宾塞继续声称它是一个最高级的道德和宗教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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