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的扩张

二、教会学校的扩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天津条约》等第二批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和国内新经济因素的产生，教会学校也随之由原来的几个通商口岸迅速发展到内地，数量大幅增长，办学程度也由初等教育扩大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以及洋务事业的发展对新式人才的大量需求，促进了教会学校的急剧扩张，教会学校对传统教育的影响也由微而著，形成了一个独立于传统封建教育体系之外的学校系统。

这一时期，随着基督教办学层次不断提高，天主教教会学校虽然数量不断增加，但大多停留在初等教育层次，影响越来越不及基督教教会学校。特别是1877年第一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教活动不断扩大，基督教改变了过去零星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在教会内部，教会学校的独立性加强了，并着手讨论和解决关于教育的具体问题，如教科书、课程设置、师资培训、考试制度及教学方法等，加速了教会学校的制度化发展。到19世纪末，教会学校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增加到4万人以上，层次也更高了，中等学校占10%，很多学校都在中学的基础上发展了大学班级，大学生总数虽不到200人，但表明教会大学正在逐渐形成中。^[5]洋务运动中期之后，多数教会学校已经不再免费招收贫苦人家的孩子，而是吸收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富裕家庭的子弟，收取高额的学费，不仅提高了教会教育的影响，还能在进行文化渗透的同时获取经济利益。

图7-5　狄考文

这一阶段创办的比较著名的教会学校主要有:1863年法国天主教在上海创办的圣芳济书院，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夫妇在山东登州创办的蒙养学堂，1876年改称文会馆(为济南齐鲁大学的前身)，1867年公理会在通州设立潞河书院(后发展为华北协和大学，进而发展为燕京大学)，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书院(1894年改为上海圣约翰大学)，1881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玛利亚女校，1882年，监理会林乐知在上海设立的中西书院(后与苏州的博习书院合并，发展为东吴大学)，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设立的格致书院(后发展为岭南大学)。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传教士和中国官绅合办的新式学堂，如1873年、1874年间创办的上海格致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