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大学的改革

第三节　对北京大学的改革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一所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都十分浓厚的学校，学生多为纨绔子弟，为猎取功名利禄而来。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虽经过了一些初步的民主改革，学校面貌有所变化，但改革成效不明显，学校性质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北京大学这一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实际上成了一个“官僚养成所”。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使得该校从内容到形式，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终于由一所充满封建沉疴的旧大学转变为一所新型的现代大学。

一、明确大学宗旨、转变师生观念

针对当时北京大学校政腐败、学生求官心切、学术氛围缺失、不少师生品行不检的现象，蔡元培上任伊始，第一步要做的是明确大学宗旨，转变师生观念。他在对全校师生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勉励学生: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要求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说:“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6]他更多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7]这些观点，可谓抓住了要害，使师生耳目一新。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指导思想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确定了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指导思想。他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但不应仅仅是研究某一家某一派的学问，而应是“网罗众家”。“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8]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对学术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正是在这种办学指导思想下，北大出现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局面。

三、整顿教师队伍

蔡元培认为，要实现大学的宗旨，师资是关键。要提高大学的办学水平，首先必须有一大批积学深厚的学问家。为此，他一方面顶住各种压力，辞退一批不称职教师;另一方面，以“学诣”为标准，不拘一格，广延人才。他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在他的大力延揽下，北京大学教师队伍流派纷呈，极一时之盛。既有思想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等，也有政治保守而旧学深厚的知名学者，如刘师培、辜鸿铭、黄侃、崔适、陈汉章等。经过整顿，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面貌一新，充满朝气。1918年时，全校200多名教师中，教授90余人，教授平均年龄仅33岁。^[9]

四、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作为一位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蔡元培主张按照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原则，建立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为此，他在北京大学改革中主持设立了评议会、各科(系)教授会等新的管理机构。

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每5名教授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评议长，组成评议会，凡学校政策的兴废都必须通过评议会审核通过才能实施。各科(系)教授会是由各科(系)的教授、讲师公举数人组成，其中一人为教授会主任。教授会负责管理本科(系)的教务工作。各科(系)教授会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规划、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评议会和各科(系)教授会的成立，使北京大学真正建立以教授治校为原则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不仅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也提高了管理效率和教学质量，从而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五、“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学科改革原则

蔡元培将“学术”分为“学”与“术”两个方面，“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术”之别，即基础理论科学和应用学科之别。他认为两者既相区别，又有联系，“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10]。他反对清末以来重术轻学的“西学为用”的流弊，大力提倡研究学术，并始终坚持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其重心为纯粹的学理，而专门学校、单设的学院(或单科大学)才是传授应用技术的场所。以这一原则为指导，他力行学科改革，使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以研究基础理论为重点的综合性大学。

六、“尚自然”、“展个性”与教学制度改革

蔡元培认为，是否尊重、发展个性，是新旧教育的根本区别之一。他提出:“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11]他反对在大学教育中对学生强求一律，主张因材施教。1918年，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推行选科制和学分制，以提高学生兴趣，发展学生个性。1922年以后，这一制度被全国其他高校纷纷采用。

总之，蔡元培对北京大学所进行的一系列破旧立新的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使学校自身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且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北京大学校园。北京大学的改革也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注释】

[1]蔡元培:《复冯国璋快电代电》，《蔡元培选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2]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

[3]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页。

[4]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24-325页。

[5]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页。

[6]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333页。

[7]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1页。

[8]高平叔:《蔡元培选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9]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10]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11]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