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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性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时间:2022-03-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校园文化建设是大学生管理的主渠道和核心任务,而对话性的校园文化建设是大学生对话管理实践的有效机制,是大学生对话管理实践发展的突破口和介入契机。精神文化的顶层是大学精神,它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和核心。

对话性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管理是文化的凝结,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塑造一种组织文化,在潜移默化之中以“文”“化”人,以“文”“励”人,达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大学生对话管理的全部实践最终都体现在校园文化之中。校园文化建设是大学生管理的主渠道和核心任务,而对话性的校园文化建设是大学生对话管理实践的有效机制,是大学生对话管理实践发展的突破口和介入契机。

大学:多元文化荟萃、生成之所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来使用,并系统表述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一般而言,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礼仪制度、组织机构、行为方式等物化精神(周三多,等,1999:358-359)。大学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学的本真样态是文化性的。大学内在的文化性品质和内涵,决定了它具有其他社会机构不可替代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样式,也赋予它自身鲜明的文化表征和意义。“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是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机构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传播、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术的高等学府”(王冀生,2005)。大学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继承文化、传播文化和创造文化,并通过知识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创造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和文明化,从而成为日臻健全和完善的社会活动的主体。

大学具有文化属性,是多元文化荟萃、生成之所。“大学作为文化传递、传播和创造的机构,常常成为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汇聚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科学人文、高雅与通俗、普遍文化与学科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常常发生着聚合、交流、碰撞、冲突和融合,大学成为多元文化汇聚的中心”(封海清,张应强,2006)。大学是多元文化兼容并蓄、自由发展的场所。这种多元性首先表现在大学学科文化的多元性。学科是大学系统的基本组织,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不同的学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学科文化是每一个学科领域共有的语言符号、理论方法、价值标准、伦理规范以及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总和。每一个学科领域都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刚刚进入不同学术专业的人,实际上是进入了不同的文化宫,在那里,他们分享着有关理论、方法论、技术和问题的信念”(伯顿·R.克拉克,1994:92)。不同学科的成员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分享着不同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信念,拥有不同的符号系统,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学科理念、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离,学科文化也相应地分化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大阵营。每个阵营内部又有多种多样的学科专业文化,这些多元纷呈的文化共存于大学组织之中。大学中文化的多元性还在于汇集在大学中的大学人(包括教师、学生及管理者)身上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思维及行为方式,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样态。大学中文化的多元性还源于知识本身的多元性。知识是文化的本原和载体,而当代知识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即从单数的知识到复数的知识,从静态的知识到动态的知识,从客观的知识到主观的知识,从价值无涉的知识到价值关联的知识,从理论化的知识到操作化的知识(毛亚庆,黄启兵,2008)。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绝对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与动摇,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主观性、境域性、价值性和相对性,呈现出多元多样的特征。这些多元多样的文化在大学组织中交织共存、融合共生,各种文化在其中不断地进行着批判、选择和创造。“大学在文化批判中肯定和吸收新的文化因子,这些文化选择活动为大学的文化更新和创造提供了优于社会其他组织的文化创造环境和思想激荡的场所;大学根据社会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创造了新的文化成果”(封海清,张应强,2006)。

校园文化:大学生对话管理的文化场域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和精神在校园中的具体而生动的表现,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潘懋元先生认为“广义的校园文化是指高等学校生活的存在方式的总和”,“是在物质财富、精神产品和氛围以及活动方式上具有一定独特性的文化类型”;而狭义的校园文化是指,“在各高等院校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反映着人们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上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一种团体意识、精神氛围”(潘懋元,1996:590)。可以说,校园文化统摄了校内舆论导向文化娱乐品位、道德水准、价值观念、学术气氛、文明意识、人文关系、生活方式等一切文化的观念和实体形态,它具体内蕴着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活动文化四个层次。校园精神文化主要是以思想精神形态表现出来的,包括办学与管理理念、学校定位、学术精神、道德伦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信念等,它从深层影响着大学师生及管理者的理想、信仰、意志、情感及行为。精神文化的顶层是大学精神,它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和核心。校园制度文化主要指以文字形态表现的学校规章制度及管理体制中的文化,如章程、条例、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也包括学校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道德规范、行为方式、约定俗成的礼仪习惯等隐性形态的制度文化。制度文化保证了大学秩序的正常运行,规范着大学成员的行为和作风。校园物质文化是以实物形态表现出来的,包括承载大学教育的物质基础和环境,如环境布局、建筑风格、环境形象、自然生态、壁画、雕像以及教学、生活、学习、科研设施等透视出的文化底蕴,它们传递着学校的办学理念、审美意识和文化特色。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形象化和实物化,凝结着学校师生及管理者的文化思考,是丰富和升华校园文化生活,表现大学独特气质、风格和良好形象的最具体、最直观的内容。校园活动文化体现在大学校园内人们的日常言行和开展的各种娱乐性、竞技性、学术性和教育性的活动之中。在大学生管理实践工作中,通俗理解意义上的校园文化大多是指这种活动文化,它是大学校园日常生活中最经常表达着和最直接感受到的活的文化形态。

校园文化的层次划分只是为了分析、理解的需要,事实上,在现实存在形态上,校园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与活动文化是相互交织、融合共生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状结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生态聚合体。校园文化形成一种文化场域,是大学生对话管理的存在与发生之域,构成大学生管理对话的现实、生动的情境。对话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场域和背景,正是在多元多样的校园文化境域中,大学生管理各方特别是学生进行着文化选择、社会协商和主体建构。大学生管理的一切工作都凝结在校园文化之中,因此,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塑造真实、自然、生动活泼的管理情境,营造良好的校风和学风,是大学生对话管理的有效载体和形式。“我们应注意把教育过程镶嵌于真实应用情境之中,要鼓励学生把话语从其学科领域的积淀中解放出来,在每一个对话空间里都能听到来自不同领域、有着不同隐喻和陈述方式的声音,学生们不再禁锢于被浓缩的学科内容的束缚,他们应该为了自己的目标而自由地遨游于任何必要的领域”(裴新宁,2001)。校园文化正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和公共空间,任由学生畅想和遨游。

大学校园文化的对话性及其异化倾向

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对话的本性。大学校园文化的对话性源于大学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与共生;源于文化的社会性,文化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文化即人化;在于文化是贯通、联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神纽带;在于大学的民主、平等与自由精神。大学校园文化的对话性表现在它的以下特性中:一是包容性。它能够包容各种文化异质因子,是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二是民主性。它源于大学的学术自由精神,即人人都是大学文化的主体,人人都有平等的知识、文化的发言权,人人都是知识、文化的创造者,校园文化是一种群众性文化。三是批判性。批判精神是大学存在的永恒价值与魅力,是大学知识分子的本性,也是大学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所在,正因为此,大学才成为人类精神的家园。四是创新性。大学是探索真理、创新变革的中心,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文化掌握了倡导变革的主动权”(丹尼尔·贝尔,1992:35)。五是共享性。斯蒂芬·罗宾斯就把组织文化界定为:“为组织成员所共享的,使组织和其他组织区分开来的意义系统。”(韦恩·K.霍伊,塞西尔·G.米斯克尔,2007:161)大学校园文化正是全体师生员工共创、共享、共有的文化。

大学校园文化的对话性还表现在它的功能上:一是规范功能。文化是一种隐性的规则,正如迪尔和肯尼迪所说,“文化是一种无形的、隐含的、不可捉摸的而又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每个组织都有一套核心的假设、理念和隐含的规则来规范工作环境中员工的日常行为……除非组织的新成员学会按这些规则做事,否则他不会真正成为组织的一员。不管是高级管理阶层,还是一线员工,只要有人违反这些规则,他就会受到大家的指责和严厉的惩罚。遵守这些规则是得到奖酬和向上流动的基本前提”(迪尔,肯尼迪,1983)。罗宾斯也说:“我们应该把组织文化和正规化看作是达到同一目的的两种不同方式。组织文化越强,管理人员就越用不着费心制定规章制度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员工接受了组织文化的时候,那些规章制度就内化在他们心中了。”(斯蒂芬·P.罗宾斯,1997:525)二是凝聚功能。“组织文化通过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寻找观念共同点,不断强化组织成员之间的合作、信任和团结,使之产生亲近感、信任感和归属感,实现文化的认同和融合,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使组织具有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样才有利于组织共同行动的齐心协力和整齐划一”(周三多,等,1999:361)。三是激励功能。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能够形成一种组织精神和氛围,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和价值期待,激励着师生员工特别是学生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在大学校园中,优秀人物事迹的传播与表彰,各种奖学金的颁发,教师学术著作的问世,重大科技成果的诞生,高质量的学术演讲与报告等,都能作为情意因素给学生带来刺激和激励,带来理性思维和人格力量,促进学生逐步确立远大抱负和理想目标。四是辐射功能。大学校园文化作为高知识、高情感、高学术、高品位的高层次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的家园,能够通过向社会输送人才、提供服务、传播文化、树立风尚等向社会传播新思想、新观念,进而辐射到社会的其他领域,推动和引领社会的发展。因此,大学“更应当超越‘象牙塔’,发扬着眼未来,探究真理的批判精神,以自己创造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代表‘社会的良心’,给予社会发展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领社会前进。这是一种巨大的影响力”(王冀生,2005)。

大学校园文化的对话性既是文化本性的体现,也是大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既是大学校园文化价值的本源,也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的保证。对话性的本质是精神性、价值性。但是,自20世纪以来,随着工具理性思潮的泛滥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大学校园文化的对话性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割离,甚至走向异化。

首先,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有机关系被割离:科学技术一枝独秀,人文精神走向衰落。各个学科、专业被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知识传授、技能培训得到空前强化,各个学科、专业表面上共存于校园空间,实则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与对话,因为它们各自追求着自己的工具性、实用性目的,互不关心,互不交涉,缺乏人文精神的牵引、贯通与关切;人文学科被科学化、实用化,人文精神受冷遇,科技理性片面发展,销蚀着校园文化的灵魂,剥离了校园文化的精神性和价值性,最终阻抑了校园文化的对话性。

其次,大学批判精神黯然失色。随着从远离社会的象牙塔逐步进入社会生活的中心和前沿,大学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和“社区服务站”(伯顿·克拉克,2001:47),传统大学那种探讨“高深学问”,追求普遍真理,扮演社会公正和道德良心守护神的角色日益削弱,大学日益远离神圣、崇高和独立,日益放弃社会批判。超强的政府控制和社会干预无情地蚕食着大学的领地,使大学失去了超然物外的自由,致使大学批判精神生存、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大学批判精神式微,动摇了校园文化对话性的根基与内核,使校园文化日益堕入世俗,沾满尘世的喧嚣。

第三,大学组织的科层结构钳制了校园文化的对话性。大学组织本应是“松散耦合系统”,但是随着现代官僚制成为征服整个社会的最为普遍的组织结构形式,大学组织也被官僚——科层化了。特别是我国大学突出的政治化、行政化倾向,加剧了我国大学的科层制特征。大学内部从上到下形成严密的层层节制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这种结构用抽象的形式化的框架把人隔离和定位在一个个分立的单元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被这个形式化的框架机械地捆绑在一起,人的价值因素被抽象掉了,主观情感被压抑,剩下的只是职责分工、程序规范、照章行事,导致了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这种结构模式框定着大学生管理,笼罩着校园文化生活,从而钳制和割离了校园文化的对话性。

最后,校园文化活动中的功利主义之风日盛,校园文化精神走向异化。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价值取向的影响,大学知识和文化被工具化:教育沦为市场化的工具,仅仅以实用为目的,大学甚至成为职教中心和人力工厂,教育本质出现异化,与人的精神、心灵相疏离,不能转化为智慧与德行,学生成了工具性的“机器人”,成为没有精神灵魂的人,校园生活中弥漫着浮躁功利之风。学生学习和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也纯粹以功利为目的,或是为了获取某种奖励证书,或是为了捞取某种政治“资本(如入党)”,以利于将来就业找“好”工作。因此,流俗文化、享乐文化、实用主义文化、“前卫”文化涌入校园,成为一些学生追逐的“时尚”和“新宠”,高品位、高格调的校园文化活动越来越少,校园文化中健康、向上、高雅、进取的特质逐渐丧失。

以上种种说明,复归校园文化的对话性(价值性),重塑校园文化的精神之维,守护大学生的精神家园,已成为大学教育管理特别是大学生教育管理中的重要任务。

对话共同体: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新取向

“共同体”是一个人类社会学范畴的概念。社会学者认为,“共同体”这一概念进入学科领域应从1887年滕尼斯(Ferdinad Tonnies)发表的“Gemeinscha ft and Gesellschaft”一书算起。德文“gemeinschaft”之意为礼俗社群,“gesellschaft”之意为法理社会,表示任何基于协作关系的有机组织形式。滕尼斯使用“gemeinschaft”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gemeinschaft”的归属感、认同感[2]。“共同体”这一概念被移植到教育领域最早见于博耶尔(Ernest L. Boyer)在1995年发表的题为《基础学校:学习共同体》的报告,报告中用到了“学习共同体”这一概念,提出“学校是学习的共同体”,学校教育最重要的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共同体(冯锐,金婧,2007)。共同体的概念强调的是人们行为所发生的社会网络和活动系统,体现了社会活动将个体与共同体加以联系的重要性,以及共同体使个体实践在群体中合法化的重要性,它意味着对一个活动系统的参与——在这个活动系统中,对于他们在干什么,这在他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对他们的共同体意味着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参与者(共同体成员)有着共同的理解(戴维·H.乔纳森,2002:32)。对话共同体与学习共同体、学习型组织、实践共同体、知识建构共同体等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它更加强调共同体内部个体之间的实质性的交往、对话、交流和合作的关系,更加强调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有机联结和互动共生,更加强调共同体内在的精神文化导向性和价值目标融通性。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理想目标正在于形成这样的对话共同体,复归校园文化的对话品性,使大学校园成为大学生的精神家园,使大学生在校园文化的对话共同体中自在地栖居。

对话共同体是多元主体互动交往的实践场域。对话共同体的首要特征就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参与、交往对话所形成的内在有机结构,或者说是共同体内在的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参与性和交往对话性。多元主体互动交往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网络系统,共同体成员置身于这个网络系统中,彼此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意义的协商。这种意义协商正是将个体与共同体紧密相连的纽带。在对话共同体中没有边缘者和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的主体和核心成员,也正是在主体参与中主体的成长与建构才得以进行。“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参与,我们的认知,总是与他者的参与和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管这个他者是人、工具、符号、过程还是某种东西。我们如何参与,我们进行什么实践,是由整个共同体的生态系统所决定的……我们参与,因而我们变化”(Lemke,J.,1997)。只有通过参与共同体的对话、交往、协商与合作,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处于那个共同体共享的文化价值观的氛围之中,并随着对共同体的广泛参与,个体才可能开始认识到社会协商标准对界定共同体和身份的重要性,自我感觉才能发展起来,每个成员的自主性也才真正存在和凸显出来(任长松,2005:269)。这正是个体交往实践的基础。

对话共同体是群体知识、智慧共享、衍生的场所。对话共同体是社会协商的最佳形式,“正是通过协商,共同体成员形成了共享的目标、信念系统和体现自己规范的集体故事。这些共享的经验建构起了一个集体的知识库,这个知识库通过一次次互动不断继续得以更新”(任长松,2005:268)。在对话共同体中蕴藏着集体的智慧和经验,储藏着有形的知识和无形的知识,而且在各成员之间的社会性互动过程中,共同体的知识在动态地流动和生成着。一方面,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在计划、组织和研究问题时,能够与其他成员交流思想、互提建议、交换看法、讨论彼此的境遇和需要,思考共同的事项,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互相回应和反馈,从中汲取着多元的养分;另一方面,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有参与创建和维护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他们在汲取共同体养分的同时,又同时回赠或给予着自己的贡献(冯锐,金婧,2007)。在对话共同体中,个体知识得以社会建构,群体的知识和智慧得以共享,并在共享中不断衍生出新的知识与智慧。

对话共同体奠基于一种共同的文化价值信念。“共同体不仅仅是诸多个体的集合,不仅仅是一个明确界定身份的小组,或仅仅存在可以看见的社会界限。重要的是这些个体长时间地共享共同确定的实践、信念和理解,追求一个共同的事业,如具有共同体成员介入的共同任务,具有相关的实践和资源,具有没有太大异议的、共享的背景假设,和共同认可的一些常识和实际理由”(任长松,2005:267)。这些共同的事项之中,最根本的是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和信念,它在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引领共同体成员追求共同的愿景,培育和养成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规范着共同体成员的行为,使之按照与共同文化价值观念相应的规则、习俗、礼仪、惯例、态度、理想和行为模式履行其社会角色与职责。对话共同体的核心文化、价值精神是自由、民主、平等、开放与包容。

对话共同体是当代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新取向,是大学生对话管理的文化场域。要构建大学校园文化的对话共同体,首先就要营造对话性的校园人际关系与氛围。校园人际关系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直接表征,对话性的校园人际关系是形成对话共同体的前提保证。对话性的校园人际关系的核心是校园内人与人之间理解、交流、沟通、信任、尊重的情势与教育生态的形成。在这种对话的生态境域中,对话的意识嵌入到校园人的精神、情感、态度与愿望的深处,成为大学校园中的一种人际精神与氛围,成为大学校园人的一种素质和修养。秉持对话的意识和精神来建构校园人际关系,会使校园各方之间的关系成为对话关系,即一种多重交互的网状生态关系,包括师生关系、管理者与学生的关系、学生与学生的关系、教师与教师的关系、管理者与教师的关系、管理者与管理者的关系等。如果这一系列的关系都成为对话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互相接纳、互相敞亮、真诚关爱、互生互惠、情感交融、精神相遇,那么校园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就会减少,对立与隔阂就会消除,校园人际关系就会是和谐、融洽、充满生机的。这种人际关系与氛围能够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功效和“润物无声”的教育功能。在这种氛围中陶冶出来的大学生,必然心胸宽广,充满爱心,富于交往与对话,品格高尚,积极上进。

其次,要弘扬校园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以对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切为出发点,以实现完整人性为基础,是一种文化精神和生活规范,其核心是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完善和自由发展。大学人文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体现了大学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对话的本质是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人文精神是对话共同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黏结剂,是维持共同体成员感情联结的精神纽带。大学要加强学生的人文教育,重视人文熏陶,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弘扬人文精神,增添和丰富校园文化中的人文气质,增加校园文化的人文底蕴。这就要求在校园文化的对话共同体中,学生不仅要学习专业技术,更要领悟支撑专业技术的整个文化,包括专业文化和整个人类文化;不仅要学习知识及其逻辑,更要挖掘知识及其逻辑背后的人性,从而在发现“世界的逻辑构造”的同时,也发现完满而丰富的人性;不仅要学习和感悟包括知识和技术在内的文化及其人性,更要学习和感悟蕴含在文化和人性深处的崇高的人文精神。总之,“教育的内容应当有一个灵魂,那就是人文精神”(孟建伟,2008)。弘扬校园人文精神,有助于大学生纯洁思想情感,升华精神境界,浓厚道德气节,完满人性,净化心灵,关怀生命,热爱生活,丰富做人的内涵,从而将知识、智慧与修养凝结成一种美好的品质,最大限度地获得人的自由、解放与幸福。

第三,摒弃校园文化活动中的功利取向,提升校园文化活动的品位。校园文化活动的工具化、功利化是校园文化走向异化,丧失其对话性的根本原因。这些年来,大学校园文化受工具理性的影响,开始效仿市场经济的思维进行市场化操作,以短期功利性为价值目标。有些校园文化活动开始进行商业化运作,以企业赞助作为经费来源,以为企业做广告作为企业赞助的回报。企业赞助一方面缓解了校园文化建设经费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商业文化的侵入,特别是其中赤裸裸的市场金钱交易关系的适用性、功利性价值取向,与校园文化的本性是相背离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校园文化的品位。诚然,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科学知识和文化,在现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还摆脱不了就业谋生、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功利境况的束缚,但问题在于大学校园文化和学校教育的本性不能由这种工具理性所主宰。因此,必须将工具理性置于价值理性的规范、框定之下,复归校园文化的价值理性追求,不断提升校园文化活动的品位,这样才不至于使校园文化沦为现实的附庸,才能使校园文化系统从终极存在层面给人的生命活动提供价值意义,校园文化的对话性才有了最终的永续的保障。高品位、高格调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应然追求,所以要以高雅文化占领校园文化主阵地,使校园文化呈现积极健康、高雅清新、昂扬向上的主调,用高雅文化滋润学生的心田,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精神品位。为此,要突出校园文化活动的“精品意识”,形成大学自身所独有的文化品牌与特色;要合理利用和引导大众文化,凸显校园文化的时代特征,为校园文化注入新鲜的精神与活力,增强校园文化的现实对话性。引导学生对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社会流俗文化进行价值甄别和批判鉴赏,将那些反映时代新特征、新风尚、新思维的,切合大学生特点的,具有一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大众文化融入校园文化之中,使之成为校园文化的良好“点缀”。

最后,要重塑大学精神,构筑共同的校园文化价值信念。“大学精神是在某种大学理念的支配下,经过所在大学人的努力,长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它是大学生命力的源泉,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所在,是对大学的生存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导向”(刘亚敏,2000)。大学精神包括自由精神、独立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大学精神是一种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它是一所大学整体面貌、水平、特色及凝聚力、感染力、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反映,是大学人的理想、信念、情操、行为、价值和道德水平的标志,是一所大学的支柱和灵魂。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的至高层次,它浸透到大学校园文化的行为主体和各种文化载体之中,以其特有的导向、规范、凝聚、激励、塑造等功能对大学生的成长、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精神是一种理想目标,是一种价值期待,是一种文化氛围和精神力量,是推动和维持校园文化成为对话共同体的内在动力和精神要素。因此,在科技理性极度膨胀,大学精神衰落的今天,必须大力重塑大学精神,重建大学人的精神家园,使大学真正成为最富有创造活力的,能够引领社会精神文化发展的文明的灯塔。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把大学精神的塑造和培育置于首要地位,大学教学与科研、校园环境建设、制度建设、各种管理活动及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等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大学精神,使大学精神成为大学人(特别是大学生)的共同价值信念、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并自觉受之规范、受之激励、受之感召和受之熏陶,从而自觉践行、维护和弘扬大学精神,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崇高境界。这样,大学校园才能真正成为大学人探讨高深知识、追寻永恒真理的对话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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