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孩子有趣的知识对话

基础性目标

大学生对话管理的基础性目标包括学生知识的建构、对话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非理性因素的发展等，这些目标既是对大学生对话管理的基础要求，也对人的主体建构与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是大学生对话管理最低层面的目标。

知识的建构

知识是主体在与外部世界（包括其他主体）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所获得的认识，是人们就认识对象所持的某种描述、判断、认识、观念、看法或主张。知识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源泉，是人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知识既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与载体，更是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大学是探究高深知识的场所，“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大学，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就会有大学”（约翰·S.布鲁贝克，2001：13）。现代大学已经成为知识保存、传播、应用和创新的主要集聚地。大学生进入大学的主要目的也是学习知识，所以大学生管理理所当然也应确立促进学生知识学习的目标。传统的大学生管理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大多停留在为管理而管理的层面，更多的是致力于管住学生，使学生遵守校规、校纪，通过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去辅助教学的开展，间接促进学生的知识学习。这固然是其一方面的功能与作用，但它却没有达到大学生管理与教学是处于同等地位教育途径的认识高度，没有认识到大学生管理本身就是学生知识学习的环节，纵使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只是在致力于某种知识或信念的灌输、传递与教化。大学生对话管理则基于知识建构性本质的新认识，顺应知识建构的对话机理，本身就具有知识建构的内在品性，同时也以达到学生的知识建构为目标追求。它致力于在管理中构建一种对话共同体，创造和形成一种学生知识建构的情境和场域，因为“任何知识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理论范式、价值体系、语言符号等文化因素之中的；任何知识的意义都不仅是由其本身的陈述形式来给定的，而且更是由其所位于的整个意义系统来赋予的；离开了这种特定的境域或意义、系统，既不存在任何的知识，也不存在任何的认识者和认识行为”（石中英，2001）。

在大学生对话管理中建构学生的知识，既包括科学知识，也包括人文知识。科学知识为人的发展提供基础和手段，人文知识指引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人的和谐、协调发展，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人的发展的完整性的支离。缺乏科学知识，人就不能正确认识世间万象及其规律，就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甚至使人不能立足于世界；缺失人文知识，将使人道德沦丧和精神退化，最终迷失自我。科学与人文是人生发展的两翼，二者共同铸就幸福、美好的人生。“科学提供幸福的物质前提，人文提供幸福的精神条件；科学解决人的生理平衡问题，人文解决人的心理平衡问题；科学使人获得现实的利益，人文使人享受到理想的快乐；科学以实在的方式让人感受到适意，人文以超越的方式使人体验怡然自得的意境；科学将有限的、具体的满足赐福于生活，人文将无限的、永恒的激情灌注于人性。”（胡中锋，1998）

对话意识与能力的培养

对话的更深层次的隐喻是一种“对话意识”，正如滕守尧先生所说：“如果没有一种‘对话意识’，即使使用了纯熟而优美的语言，即使在谈话中有问有答，即使这种问答花样百出，那也只是机械的问答，绝非真正的对话。因此，真正决定一种交谈是否对话的，是一种民主意识，是一种致力于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生和共存，致力于和睦相处和共同创造的精神的意识，而这就是‘对话意识’。”（滕守尧，1997：17）以这种对话意识和精神看待他人他物，处理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是一种全新思维。大学生对话管理的重要目标就在于培养学生的这种对话意识与能力，实现与他人他物共生共存的发展。

1）反思与批判的意识与能力。人是自我超越的存在，人的超越是在“应然价值”的引领下，通过对现实状况的反思和批判，达到对人的现实规定性的否定而实现的。反思是前提，在于发现问题与不足；批判是反思的延续，在于找到解决问题之道，实现新的超越与发展。“人在‘批判’中否定着世界，生成为人，升华着人性，寻找着人的意义。”（黑格尔，1956：46）反思与批判是对话的内在精神与力量所在，是人所特有的意识和能力，这种意识和能力需要弘扬和培养。反思与批判的意识与能力是学生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体现，是青年大学生必备的素质和能力，是青春朝气与活力的象征，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正是对大学生这种精神品质的真实写照。“只有要求进行批判性思维的对话才能产生批判性思维”，“对话人具有批判性”（保罗·弗莱雷，2007：40，41）。大学生对话管理正是诉诸对话的力量来致力于培养学生反思与批判的意识与能力，使学生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师，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挑战权威，打破旧的思想和观念；善于反思，敢于批判，不为流行的思想与观点所左右，敢于表达和坚持自己的主张，敢于同不良风气作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现实看成是一个过程、一种改造，而不是静态的存在，能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去参与、去投入、去探究。

2）交往与沟通的意识与能力。戴维·伯姆指出：“过去几十年来，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广播、电视与飞机、卫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连通全球，使得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几乎可以在瞬时之间彼此相连。然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人与人之间感觉日渐隔阂，彼此之间的沟通以空前的速度，变得每况愈下。”（戴维·伯姆，2007：1）哈贝马斯为了根治现代社会的危机，恢复被科技发展、国家干预、金钱拜物教所侵占和支配的“日常生活世界”，维护社会的有机整合与团结，也竭力倡导一种交往沟通行动，通过主体之间的商谈实现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调整以及共同规范的认可和维护。在现代社会，人的交往与沟通能力显得极其重要从而受到普遍重视，业已成为教育关注的焦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权威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明确提出，面对未来教育的挑战，教育必须围绕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与人共处和学会生存）来重新设计和组织。在这四大支柱中，交往与沟通能力的培养贯穿其中。学会认知是在培养学生如何与符号化的“文本”开展交流和“对话”的能力；学会做事重在锻炼学生与他人、集体和社会的交往与沟通能力；学会与人相处和学会生存更是要培养学生与他人和周围世界及环境的适应、沟通与超越能力。大学生对话管理是培养学生交往与沟通的意识和能力的有效路径与方式，它在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掌握人类不同的知识形式、理解形式与思维形式的基础上，尽力培养学生的适应生存能力、情感体悟能力、倾听领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与技巧等，为学生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有力的工具。

3）共享与合作的意识与能力。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但是过度竞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使自然遭到破坏，资源面临枯竭，使人类社会面临种种冲突、危险甚至杀戮与战争。20世纪人类恶性竞争式的发展，已使我们的世界伤痕累累、千疮百孔。因此，片面的单一向度的竞争没有出路，人类只有合作，才能协同共进、共生发展。而教育对于培养人的合作互助精神与能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今的学生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天生地以自我为中心，存在严重的依赖心理和自私独享倾向，与人共享、合作的意识和精神较为缺乏，因此，培养他们的共享与合作的意识与能力就更显迫切与必要。“对话是一个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挖掘自身潜力，增进合作水平，平衡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对话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新方式，使我们在无论面对何种处境时都更有依靠。它赋予了我们一种相互合作、处理危机、进行决策、解决问题的新方式。对话，还帮助我们从合作的角度出发，建立起良好的团队关系。（琳达·埃利诺，格伦娜·杰勒德，2006：13）”大学生对话管理能够帮助培养起学生参与共享、合作互助的意识与能力，使学生学会与他人合作共处，并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4）创新的意识与能力。创新是人类发展、进步的灵魂。创新精神与能力是高素质人才必备的首要素质。教育的任务就在于通过知识的学习，使学生养成创新的意识，具备创新的能力。创新精神是一种质疑探究的精神。具备创新精神的学生必须具有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不迷信权威，不因循守旧，敢于质疑，善于质疑，勇于探索，通过投身实践去发现、创造新的知识和思想。创新精神是一种进取精神，它最终指向真理，而这正是对话的追求。“对话的唯一目标便是对真理的本然之思。其过程首先是解放被理性限定的，但有着无限发展和终极状况的自明性，然后是对纯理智判断力的怀疑，最后则是通过构造完备的高层次的智慧所把握的绝对真实，以整个身心去体认和接受真理的内核和指引。”（雅斯贝尔斯，1991：18）对话就在于不断地探索世界的奥秘，不断地发现其中的真理，从而不断变革世界，也变革人自身。“对话是一种创新行为”，它“以世界为中介，旨在命名世界”（保罗·弗莱雷，2007：38）。对话具有开放性与流动性，这是它的创新之源。对话是一种未曾预演的理智探险，它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终极性目标，永远面向未来开放，面向人类永无止境的未知领域敞开着。对话的完成不在于形成确定不变的知识，而在于由对话经验本身激起新的更多更好的对话。当我们谈得更多更好时，我们就会成为不同的人，我们就“变革”了自己（夏正江，1997）。大学生对话管理的过程就是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被不断激起和造就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不断获得新的认识，又不断指向新的目标，生生不息，永无止境。

非理性因素的发展

非理性是与理性相对应的概念。理性是指人们在意识反映控制下自觉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抽象思维能力、形式与活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具有内在性、自觉性、抽象性、逻辑性等特征。非理性则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在狭义上，它是指人的主体结构中属于非理智、非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动机、欲望、情感、意志、信念、习惯等；在广义上，它除此之外还包括人的认识中的非逻辑因素，如幻想、想象、猜测、顿悟、直觉、灵感、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虽然以意识反映为基础，但常常不为意识反映所控制，具有不自觉性、不确定性、突发性、瞬时性、非逻辑性、非语言性、体验性、创造性等特征。非理性在人的主体活动中具有驱动、激活、选择、调控、维系与突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往往是人的主体个性中比理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标志，构成个性的动力因素，形成人的认识发生的重要的主观机理，是人的创造性的源泉。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创造背后的动力”，他甚至认为科学家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爱因斯坦，1976：279，103）。列宁也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列宁，1988：117）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一同构成人的完整主体，二者缺一不可。

传统教育是一种理性教育，注重学生理性知识的传授和理性精神的培养，忽略了学生非理性因素的培养与发展。如果说教学的主要功能在于促进学生理性因素的发展，那么教学之外的管理就理应以促进学生非理性因素的发展为己任，这样才能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同促进学生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大学生管理同样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甚至是一种极致形式的理性管理。它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科学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科学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纪律控制，等等。这种理性管理模式不仅不能发展学生的非理性因素，反而极力排斥、压制、扼杀学生积极的非理性因素，严重阻碍了学生主体的完整发展。而大学生对话管理正是对学生受压抑的非理性因素的解放，追求学生非理性因素发展的目标。它把管理的规律与法则、规范与秩序、制度与程序等融入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之中，重视人的社会、心理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注重学生心理和情感方面的需要与体验，是理性管理基础上的一种非理性取向的管理，在其中，学生的非理性因素能得到合理的保护、激发和自由发挥。对话是对话双方或多方全身心的投入和全方位的展现，这其中既包括理性因素，也包括非理性因素，特别是非理性因素的介入与发动，使对话充满激情，勃勃生机，这又将引发更多、更新的非理性因素的产生。在对话中，人的动机、情感、意志、信念等因素会不断生发、碰撞与发展，人的想象、猜测、直觉、灵感、潜意识等因素会不时跳跃、迸发和闪现，从而使得对话遐想无边、妙趣横生、其乐无穷。当然，非理性因素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其积极成分如情绪情感中的激情、热情、好奇心等能激活人的各种意识要素，调动人的认识潜能，促进管理和人的发展；而消极成分如情绪情感中的冷漠、厌恶、焦虑、失望等则会抑制人的认识，延缓认识的进程，从而阻碍、干扰和破坏管理与人的良性发展。那么倡导发展非理性因素会不会良莠不分？这倒大可不必担心，因为真正的对话具有发展与矫正的内在机制，即它能发展、强化良好品质与因素，矫正、去除不良品质与成分，实现“扬长避短”，促进组织与人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