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的革命与教育

四、内蒙的革命与教育

1925年12月25日，陶先生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内蒙革命与教育》一文。陶先生认为，蒙古与内地各省语言、文字、宗教、生活状态、社会习惯不同，应给予一个充分的自治机会。陶行知说：“外蒙既已自建国民政府，内蒙又起而要求自治政府，我们还能不警醒吗！”

陶先生对上世纪20年代蒙民的生活状况是非常了解并给予了极大的同情的。他在文中谈到：“查内蒙六七百万人当中除去汉人之外只有三种人：一是王公札萨克一流的贵族，二是喇嘛，三是奴才”，“喇嘛之外，王公札萨克以下的一切的人民都是奴才……奴才的生命、家属、马牛羊及一切的财产都是王公的……内蒙人民处于这种情形之下，还有什么活路可走呢？只有一条！这条路就是做喇嘛！做了喇嘛，就可以不当兵、不纳税、不做奴才……内蒙蒙民男子十人中有六人是喇嘛……所以世界的奴才制度，再也没有比内蒙惨酷而有系统了。中华民国而不能废除内蒙王公、解放内蒙奴才，不但是有违共和政体，简直太背人道了。”（Ⅱ，287）

这就是90年前蒙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陶行知先生认为：“从一个专制的内蒙变到一个自治的内蒙，固要运用政治的方略，但最要紧的还是要从培养领袖、训练公民入手”、“但现在内蒙教育幼稚，无庸讳言。张家口新办的强迫平民教育，大有参考的价值。总之，内蒙革命应与内蒙教育同时并进，方能解除蒙民之倒悬，而创造一个名实相符之‘中华联邦共和国’中之自治内蒙。”（Ⅱ，287）

在陶行知先生看来，“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Ⅰ，221）从专制变为自治、固要用政治方略，而解决“贫”和“愚”，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陶行知思想中，“政治与教育原是不能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Ⅱ，355）“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Ⅱ，435）可以说，革命与教育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对孪生兄弟。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余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本来应该包括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在内。内蒙古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自治区的诞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等几个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都伴随着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才有了今天繁荣昌盛的名实相符的自治内蒙。

陶行知先生虽然没能亲眼见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以及近60余年来的巨变。但是，内蒙古人民不会忘记，当内蒙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教育尚处于幼稚的岁月里，是先生“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他那无私的奉献精神，无私的爱和深邃的智慧，将永远留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为了未来更美好，今天，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的现代陶行知，去继承和发扬陶行知先生伟大崇高的品德、光辉的民族教育思想、科学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尽快把各民族自治区的经济、教育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