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又是教育法
陶行知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1919年为《时报·教育新思潮》撰《教学合一》一文。认为现在的学校名不符实，论实际是“教校”，因为重教太过，使教与学分离了。陶行知提出“教学要合一”，其理由有三：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先生要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卖些知识就可终身卖不尽的。这里陶行知用辨证的科学方法，分析了由于重教太过而造成的教与学的分离，从而提出“教学合一”的三点理由。（Ⅰ，22）
1922年，陶行知提出：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1925年，陶行知把这个理论直称为“教学做合一”。1927年11月2日，在晓庄学校寅会上演讲时，陶行知对“教学做合一”全面的做了极其精辟的解释。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已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比如种稻这件事是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再进一步说：关于种稻的讲解，不是为讲解而讲解，乃是为种稻而讲解；关于种稻而看书，不是为看书而看书，乃是为种稻而看书……我们不能说种稻是做，看书是学、讲解是教。为种稻而讲解，讲解也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这是种稻的教学做合一。”（Ⅰ，126）
“做”字在生活教育里有特别的意义。陶行知认为，盲行盲动、胡思乱想都不是做，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这样做的人用心思去指挥力量，使能轻重得宜，以明对象变化的道理。这种人能以人力胜天工，世界上一切发明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他能改造世界，叫世界变色。”（Ⅰ，129）“在劳力上劳心，就是教学做合一的注脚。”（Ⅱ，441）单纯的劳力（蛮干）、单纯的劳心（空想）都不是真正的做。
教学做合一究竟是什么？它的效用如何？1929年1月，在答朱端琰之问时，陶行知总答如下三条：
“（一）要想获得人类全体的经验必须教学做合一为最有效力；
（二）生活教育就是教学做合一；
（三）教学做合一不但不忽视精神上的自动，而且因为有了在劳力上劳心，脚踏实地的‘做’为它的中心，精神便随‘做’而愈加奋发。”（Ⅱ，29）
在答操振球时，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是全人类教育历程之真相，无论男女老幼，丝毫没有例外。”（Ⅰ，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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