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遭国民党政府第二次通缉

三、陶行知遭国民党政府第二次通缉

为了推进国难教育，陶先生四处游说演讲，鼓动群众团结一致，抗击日寇入侵。仅1936年春天，陶先生先后在广西民团干校、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怎样才能粉碎日本的大陆政策》，在中山大学法学院讲《大众教育问题》，在梧州广西大学讲《抗日救国问题》，在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所、淄县国民中学演讲，在广西军官学校演讲《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给省党部工作人员讲《中国的出路问题》，为南宁维新中心小学讲《小先生制的历史》、向南宁区干部学校讲《中华民族的出路》，并为广西各界演讲。

1936年6月1日，毛泽东、朱德发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20项主张。

1936年5月1日，沈钧儒、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陶行知等以及各地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陶行知被选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自从1931年“九一八”以来的四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日帝吞并我六省16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奴役6000万同胞，其中30余万同胞惨遭屠杀。1936年7月15日，陶先生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条件与最低要求》。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就此致函陶行知等4人及全国救国会全体会员，表示：“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以便如你们的纲领和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Ⅸ，792）毛泽东委派潘汉年带去此信，并附《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

1936年7月初，全国各界救国会决定：委托陶行知乘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之便，前往欧美亚非各国宣传抗日救国、发动侨胞共赴国难。1936年7月15日开始出访。

1936年11月22日，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李公朴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陶先生也同时被通缉。当时陶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讲学。1937年4月3日，陶先生等人被江苏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Ⅸ，709）的罪名提起公诉。据1937年4月5日上海《大公报》报道；沈钧儒等人奉此起诉书后，均不承认有罪，并已分别草拟诉状，准备呈请刑庭审判长宣告无罪。直到1937年9月28日，中央教育部才颁布有关撤销对陶行知通缉的训令。接着，《抗战》杂志9月29日报道说，陶先生在海外为中国做国际宣传，非常努力，据沈先生由南京来电说，陶先生的通缉已被取消，这是共赴国难中的一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