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机构体系的建立

第二节　科研机构体系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我国初步形成了民间松散型的科研体制。又经过多年探索，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从而形成了较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学术评议和奖励制度，表明了有中国特色的、官办集中型的国家科研机构体系正式确立。科研机构的成立是科学体制化最为重要的条件和内容，是科学发展的基础和标志。

一、科研机构创建的起步时期

我国最早的科研机构是外国人建立的。1865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建立气象观测站，1872年，又在上海正式建立天文台，并发展成为较闻名的科研机构。随后，德国、日本纷纷在我国建立科研机构，从事细菌检查、矿植物试验等。

到了晚清以后，我国国人开始着力建设一些以“试验场”为名的各种农事改良机构，如直隶农事试验场、山西农事试验场、山东农事试验场、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奉天农事试验场等，但这些“试验场”基本上没有科研能力，也谈不上科研成果。所以，真正出现国人自行建立的科研机构是在民国成立后。

1912年，马相伯、章太炎等仿效法兰西研究院发起成立函夏考文苑；1913年，又成立地质调查局，后发展为中国地质学重镇，成为了民国科研机构的典范。但这些机构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之后，任鸿隽等大批留美学生归国，他们深感科研机构对于科学建制的重要性，纷纷介绍国外的研究机构，并提出：“科学之发展与继续，必以研究所之枢纽，无研究所则科学之研究盖不可能。反之，欲图科学之发达者，当以设立研究所为第一要义。”虽大力提倡，但限于当时军阀混战，通过政府设立科研机构成为一种幻想，因而有识之士认识到，可以通过大学和各科学社团组建研究所。

1917年，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针对当时北大学术的现状，开始了富有成效的改革。

（1）改变旧高等学校的性质，改变观念，端正学风。主要是通过改革学校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以及成立学生自治会来实现的。蔡元培认识到当时的高等学校“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讲堂听讲，岁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因此，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提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以后也多次表明，大学是“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也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蔡元培先生要求学生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同时，号召北京大学的老师“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2）将大学改为“研究学术之机关”。蔡元培先生历来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他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因此，他强调大学应该是“研究学术之机关”。他将高等学校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指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按大学分科来看，工商、法律、医学等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而像哲学一类的纯粹的科学正是“学”。在学与术的关系上，“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因此，“要是单知联系技术，不去研究学理”，“或者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⁹⁾

（3）废门改系，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通常所说的学术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开的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两科偏重学理，是学；法、医、农、工、商偏重应用，是术。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自然应“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偏重文理。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蔡元培在北大先后进行了扩充文理科、商科归为法科、工科并入北洋大学，预科改属本科等一系列改革。北大也由原来的文、理、法、商、工等多科性大学，变成文、理、法三科大学。1918年，北大成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分设哲学、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法律、政治、经济9门，开设各种专门课程54种。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下，在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先生就开始筹划研究所之事。1920年7月，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了《研究所简章》，其中规定：“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研究所暂设四门：国学、外国文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1921年11月，蔡元培向校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案，该大纲称：“本校为预备将来设大学院起见，设立研究所，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¹⁰⁾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大学中最早出现的研究机构，实开大学进行学术研究风气。随后，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地质研究会、化学研究会等各类学术团体纷纷成立。

在北京大学及科学社团成员的倡导和努力之外，其他大学也开始纷纷建立科研机构，科研机构的创立逐渐步入正轨。1922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并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生物学中心和科研机构典范。同年，黄海化学工业社成立，标志着企业科研机构的创建。

1923年，中国科学社向政府提议建立一个科学研究机构的计划，设立诸如理化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博物馆等。同年，国会议员黄攻素提出了建立国立科学院的议案，按照该议案，国立科学院直属大总统，主要事务有：“研究科学上一切疑难问题；审查科学上之著作或发明；召集全国科学专家会议，至相当之时期，并可召集国际科学会议；发给科学研究家或发明家之奖金及奖章；刊行科学杂志及报告。”⁽¹¹⁾但当时的北京政府无心于科研，建立科学研究机构的计划被束之高阁。南京政府时期，我国科研机构的建立有了一个契机。

二、中央研究院的创立

20世纪20年代中期，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很快，特别是我国科学事业和留学工作的开展，许多留学生开始逐渐归国，也成立了诸多科学学会。但学会只是科学家们进行学术交流、学术研究的松散型团体。许多研究工作仍然需要有人员、有组织、有财力的实体机构才能进行，同时，当科学的发展更加专门化时，便需要一种脱离具体教育或生产要求的社会性研究，需要成立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体制的真正形成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建立开始的。在这之前的科学活动中，学会可以算是“建制化，而非专业化”。尽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学会都以研究机构自称，并且开始发展“规范组织知识所需的技术和策略”，特别是“以出版和发行科学杂志作为认可新知识的基本途径”，但都没能以此得到研究资助。所以我们说，早期的学会不能算是“学科规划的组织”，中国科学体制的真正形成应该算是中央研究院的建立。

在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前，我国众多的学会是偏向于英国皇家学会式的，“没有实体研究机构，会员分散在学校、企业或是私人实验室内从事研究。会长由会员选举产生。学会定期讨论，议题完全取决于会员的自然哲学兴趣和工业、航海的实际需要。学会活动经费来自会员缴纳的会费”⁽¹²⁾。但事实证明，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这种性质的学会是难以长期发展，松散的组织机构以及没有统一规划和管理的研究机构，使得我国整体学术水平一时之间难以有很快的提升。成立正式的研究机构被日益提上日程，建立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成为西学东渐，特别是推翻帝制、科学旗帜日益高扬以来的中国科学家、科学教育家和政治家的努力方向。而要真正促成我国科学的体制化，则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为推进我国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开始筹划成立国家的研究机构。随着科研工作的各项开展，中央研究院应运而生。科学社会建制即科学社会化，它要求科学研究具有社会性，即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化研究，需要有社会化的科学研究机构、社会化的人才机制、社会化的资源支持系统等。而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正充分体现了科学社会建制的种种特征，标志着我国科学社会建制的完善。

1924年4月10日，蔡元培在伦敦参加“中国学会”的学术会议时，提出要在中国“创办一所大规模的研究院”，希望英国退还庚款用于此。同年，孙中山在北上时也提议设立中央学术院，作为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汪精卫、杨铨等还负责了起草工作。但由于孙中山的辞世，这项工作没能开展。1926年，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中央学术院，但这只是一个培训干部的机构，一年后就停办了。1927年，李石曾向国民政府提议建立中央研究院，获得同意，并决定由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起草组织法，随后又决定成立以蔡元培为首的中央研究院筹备处。在筹备工作初期，设想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我国当时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并决定由蔡元培担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在大学院下专门设立研究院，即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负责筹建。

1927年10月1日，大学院成立。大学院成立后就提出了三项教育方针，即1928年5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蔡元培所说的：“①提倡科学教育：一方面从事科学上高深的研究，一方面推广民众的科学训练，俾科学方法得为国内一般社会所运用。②养成全国人民劳动习惯……③提高全国人民对于艺术的兴趣。”⁽¹³⁾其中蔡元培在后来还对第一条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我族哲学思想，良不后人，而对于科学，则不能不自认为落伍者……近虽专研究科学者与日俱增，而科学的方法，尚未为多数人所采用，科学研究机关更是绝无仅有。盖科学的方法，非仅仅应用于所研究之学科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苟非凭藉科学，明辨慎思，实地研究，详考博证，即有所得，亦为偶中；其失者无论矣。本院为实行科学的研究与凭藉科学的方法起见，故设中央研究院，以为全国学术之中坚；并设科学教育委员会，以筹划全国科学教育之促进与广被。”⁽¹⁴⁾

由此可知，中央研究院的设立无疑是我国科学教育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探索。1927年11月20日，蔡元培在大学院召开“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各委员会及组成人员如下：地质研究院（翁文灏、李四光等6人），理化实业所（王季同、曾昭抡等15人），社会科学研究所（蔡元培、周览等10人），心理学所（唐钺等6人），观象台（高鲁、竺可桢等3人），政治教育委员会，科学教育委员会，译名统一委员会，考试制度委员会和体育指导委员会。1928年4月11日，南京政府公布条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为独立的学术机构，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召开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出席者有蔡元培、徐渊摩、丁燮林、竺可桢、陶孟和、李四光、杨瑞六、王季同、杨铨、高鲁、周览、宋梧生、周仁13人。从此，中央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

根据中央研究院的根本大法——《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在成立之初有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心理、历史语言、社会科学9个研究所。1929年增设自然历史博物馆，1934年改自然历史博物馆为动植物研究所，40年代又分为动物所和植物所，还增设了数学、医学两个研究所。至1948年，中央研究院已形成了数学、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学、地质、动物、植物、历史语言、社会、心理学、医学（筹备处）共13个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在国家科学体制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1935年评议会成立之前，院务会议室中央研究院的主要管理机构，每月召开一次，由院长主持，主要制定审议全院的大政方针，其主要的准则是《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章程》。中央研究院院长由中研院评议会选出三人呈政府遴选，这种规定使得中央研究院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

关于中央研究院研究工作的方法、意义及精神，蔡元培早在任职期间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认识和观点对之后中央研究院的发展起了良好的指引作用，甚至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价值的。在认识科学方法的意义上，蔡元培认为：“介绍别人科学的结论，决不如介绍科学的方法为重要。”除了对科学方法重视之外，蔡元培对科学精神也极为重视：“科学研究，本不当专以应用为目的，若干具有重大应用价值之科学事实，每于作纯粹科学研究时无意得之。就中央研究院之立场言，更宜注重科学研究之自由精神，自不待言……惟自另一点看，亦有甚多科学具以实际应用的需要而发展。纯粹科学研究之结果，固多为应用科学之基础，而应用科学之致力亦每为纯粹科学提示问题，兼供给工具之方便。故此二事比兼顾然后兼得，若偏废或竟成为遍废。”⁽¹⁵⁾

蔡元培关于中央研究院的认识和观点，为后来我国其他科研机构的成立树立了典范。在中央研究院宣布成立之后，全国又相继成立了各类研究机构。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在1935年1月统计，全国主要学术机关团体共142个，其中属于自然科学一类的（包括理科、工程、农林、医学）共34个，占到30.9%。⁽¹⁶⁾

三、北平研究院及其他科研机构的成立

科研机构的风起云涌，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我国科学建制的一个重要体现，除了最有影响力的中央研究院外，还有仅次于中央研究院的北平研究院及其他科学机构不断成立。

在筹备中央研究院时，李石曾就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设立局部或地方研究院的议案，仿照中央研究院隶属大学院的体制，拟议中的北平研究院划归为北平大学区，作为北平大学的研究机构。1928年9月，国民政府政治会议通过了李石曾的提议，同年11月，北平研究院开始筹备。1929年5月，北平研究院筹委会成立，9月9日，北平研究院作为独立的国立研究机构正式宣告成立。北平研究院“为国立学术研究机构，学理与实用并重。以实行科学研究，促进学术进步为其任务”，与中央研究院一起构成了民国时期的两大科学研究机构。1945年10月17日，国民政府颁布的规程规定，北平研究院设立物理学、原子学、化学、药物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和史学8个研究所。特别是实力较强的物理学所、化学所和植物学所，对于当时我国科学及科学教育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作用。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成立后，中央各部门也均纷纷设立了科研机构，主要有地质调查所、中央工业试验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棉产改进所与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畜牧实验所、西北羊毛改进处、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水产实验所、第一水利实验所、中央水工实验所、中央防疫处、中央卫生实验院、兵工署研究机构、航空研究院。除了中央所设立的研究院外，各地方政府也不甘示弱，在地质、工业、农业等领域也开始建立研究机构，如福建省研究院、河南省地质调查所、两广地质调查所、湖南省地质调查所、山西工业试验所、山东工业试验所、陕西工业试验所、江苏省立农业试验场、江苏省立棉作试验场、湖南茶事试验场、江西省农业院、浙江省农业改进所等。

除政府所设立的各类研究所之外，到1936年，我国的一些大学也开始成立研究所，主要有国立清华大学设立的理科研究所物理部、化学部、算学部、生物学部；国立北京大学设立的理科研究所数学部、物理部、化学部；国立中山大学的农科研究所农林植物部、土壤部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的成立。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一位我国较早的“科教兴国”论者，他坚信“教育救国”的功能。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青年学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纷纷要求改变课程，只开设军事和政治常识课，希望受6个月的短期培训即可毕业，奔赴前线。

面对这样的形势，罗家伦认为，爱国学生的救国热情和勇气是值得嘉许的，但在这其中也包含着急躁和盲目性，缺乏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他在给学生的演讲中，阐明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我国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的抗日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¹⁷⁾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央大学不得不迁往重庆，西迁的中央大学选址在重庆大学的毗邻——松林坡。在西迁过程中，校长罗家伦带领中央大学，克服种种困难，将重要的图书仪器一件不落地运到新校址。张伯苓曾说：“抗战开始后，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鸡犬不留。”可见，教学仪器设备搬迁得极为彻底，这为后来中央大学各项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罗家伦深信“没有研究工作的大学，在教学上不但不能进步，而且一定会退步”。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央大学在战时经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秉持以科学研究促进教学的方针，于1938年创办了“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1939年正式招收研究生。研究院还分设理科、法科、师范科、农科、工科5个研究所，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经济、教育心理、农艺、土木和机械9个学部。研究院的发展特别是科学研究在大学里的开展“一方面推动了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又以科学研究的专业组织联结起了各地分散的学者”⁽¹⁸⁾。所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设立研究院所起的作用是非同一般的。

此外，在这一时期，民间科研机构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如中国科学社成立的生物研究所、尚智学会成立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庚款董事会创办的中国地理研究所等。

对于如此之多的研究机构，蔡元培先生曾在1935年将其主要分为三类：政府创办的机关；私人组织的研究机构和各大学的研究所。正是这样的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由以上各级各类研究机构共同组成的一种新的科学体制，开始突破传统的学会，在我国正式建立，不断引领着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不断促进我国科学体制的完善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