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优化学习的基础理论

第二节　技术优化学习的基础理论——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重构的研究设想

一、研究背景介绍

教育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由我国电教界前辈、创始人之一南国农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李运林教授共同执笔，由西北师范大学等院校共同制订框架的《教育传播学》一书终于完成了。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完善地阐述教育传播理论的书。由于教育传播学的兴起一开始是针对媒介在教育过程中的选择与使用，而国内最早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的又是在电化教育界；因此，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最早也被局限于电化教育领域，而教育传播的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等同于电化教育的。

20多年之后的今天，不但教育技术学的内涵和外延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学本身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因此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和形势下重提教育传播学有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2004年南国农教授在《电化教育研究》上撰文呼吁重视教育传播学的建设）。

在这期间，教育技术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在丰富和发展，但是将传播学作为自己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一说法一直没有变，当然这里边也有争论。特别是，很多学者敏锐地察觉到，传播理论并没有十分紧密地与教育技术学理论结合起来。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到1989年达到了顶峰。从美国的情况看，标志的事件就是当时的AECT两大刊物，《教学发展学刊》（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与《教育传播与技术学刊》（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Journal）合并为一新刊物，取名《教育技术、研究与开发》（Educational Technology，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从此，传播学理论实践与教育技术学形同陌路。

从我们国内的情况看，自从1990年专业名称改称教育技术（电化教育）以后，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就没有多大的进展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技术界的主要工作是开发技术、接受网络技术以及各种新技术的挑战，以及开展对于教育技术定义的讨论和研究，无暇顾及教育传播学，北京师范大学原先在本科生中开设的教育传播学课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了。

美国AECT的执行理事Philip Harris教授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界同样也存在着忽视传播学作用的问题，为此，AECT的理事会在该组织的工作会上经过慎重讨论后认为，在利用技术来改善学习的过程当中，传播是融入其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把传播与技术割裂开，就意味着各自可以离开对方而独立发展，这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如何发挥传播学在利用技术优化学习中的作用，是摆在教育传播学者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¹⁾

大众传播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人把21世纪的社会称为媒介社会或信息社会，媒介优化学习只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子系统虽然有它的特性，但是总体上它要遵循大众传播的普遍规律。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

教育传播学是教育传播与技术学科群中一个分支学科，它要遵循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教育技术学的基本性质是一个应用性学科、桥梁性学科，是属于方法论层面上的，它面对的是实践。因此，运用传播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解决技术在优化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指导，是建立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脱离教育技术学科去搞一个大而全的理论体系，那么教育传播学也就脱离了它的母体，失去了与教育技术学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环境。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有的专家学者认为传播学之所以失去了大家的关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由于心理学——学习理论在技术优化学习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事实上，一种理论能否生存关键是要看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看它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在技术优化学习这样一个大的实践框架中发展教育传播学，关键是要看它解决实践问题的作用如何。所以，建立教育传播学新的理论体系应该是从实践中寻找问题，根据问题寻找可以运用的传播学理论，在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建立起教育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三、研究的基本内容

施拉姆曾说过，在传播学中绝大多数研究都可以看作是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在传播学研究中，有关效果这一部分的成果也是最丰富的。无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或者手段，传播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和瑞典学者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指出：“传播研究的最初动机是要检验并提高教育、宣传、电信、广告、公共关系等领域的传播效果和传播效率。研究活动从关注效果开始，后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以及方法论方面的进步（尤其是实验、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的运用）又促进了研究活动的发展。”⁽²⁾因此，建立新的教育传播学理论的核心也是技术优化学习的效果和效率问题，将传播学已有的理论和教育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建立起教育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从传播学最初的发展动机来看，教育领域是它重要的实践领域之一，但是现在来看这一领域的理论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大众传播领域，因此处于教育技术学科群的教育传播学必须借鉴大众传播学发展的经验和成就，构建教育传播学这一新的理论体系必须从关注的焦点、研究方法等这些大众传播已经成熟的研究范式中吸取营养。二是从当前传播学研究中已经建立的各种理论体系当中吸取营养，梳理传播学已有的理论，结合教育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形成解决教育技术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一）传播学领域公认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与教育传播学的建构

1.传播学注重传播效果的研究对于教育传播理论体系建构的启示

梅尔文・德弗勒在其所著的《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一书中，是这样解释里程碑的：“何谓里程碑，它是古代用以告诉路人里程的道路标志。本书回答了下列问题：大众传播研究从何开始，其数十年来的历程如何？现状如何？未来该如何走？”⁽³⁾传播研究的特点是以传播效果为焦点，正如《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一书的副书名所示，13个被称为里程碑的研究重点在于传播媒介的效果，体现了大众传播研究中方法的演变，从调查、多变量统计到新的测量方法，都运用在效果的研究上。

而作为教育传播学母体的教育技术学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是往前看的，这既是教育技术学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说它是优点，因为它和科学技术发展同步，时刻把握技术的发展对教育技术领域的影响；说它是缺点，因为它不回头看一看，缺乏总结，缺乏反思，就像寓言“熊瞎子掰玉米”一样，走一路、丢一路。传播学注重传播效果的研究，一直站在理性角度来看待媒介技术的发展，并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

2.评判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的标准：大规模、采用新的研究方法、验证新的理论、改变人们对大众传播的看法、对传播研究发展有所贡献五个方面的评价标准对于教育传播理论体系建构的启示

传播学研究具有多重学术根源及其制度化历程，13项里程碑式的研究都遵循了北美功能理论的传统，属于实证和量化的科学研究，他们同时显示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和方向。为什么选取这13个里程碑？因为每一项研究都在下列三个方面有特殊的贡献：引导研究者以新的方向探测传播过程；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担任教导一般民众有关传播效果概念的重大任务。或者说，这些研究体现了传播科学研究的实证通则、焦点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

回顾教育技术的发展里程，我们是不是也能拿出像传播学这样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呢？按照系统观的教育技术，它包含分析、设计、实施、评价四个环节，也许教育领域包含的内容要多于传播研究领域，但是这并不影响教育技术关注效果这一问题，因为利用技术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学习效果和效率。因此，传播研究的这五个标准同样可以用来衡量教育技术研究成果。如果能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来做，我们就能通过教育传播研究建立起教育技术研究的范式，提高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水平。

3.里程碑式研究体现出的对儿童的关心对于教育传播学研究重点的启示

每一项新技术都促使传播研究迈向新的方向。由于年轻人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在传播学里程碑式的13项研究中，有6项与儿童有关。

教育技术的应用领域在我国主要是基础教育领域。儿童是教育技术关心的重点，但是真正能够称得上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有多少？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4.传播学研究中寻求负面效果的研究传统对于教育技术研究范畴的启示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正确、全面地认识技术，才能更好地利用技术优化学习。如今，不少儿童与青少年出现网络上瘾现象，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当然这里边的因素很多，但是教育技术领域本身就是研究技术优化学习的，如果只关注这把剑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技术优化学习的效果就会大大减弱。因此这一问题的出现，与教育技术领域不能说一点干系都没有，只有全面看待技术这把双刃剑，既研究它的积极方面，也要注意它的消极方面，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效力。

（二）传播学已有的理论与教育传播学的建构

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模式论；一类是效果论。

1.大众传播模式论对于教育传播学理论建设的启示

模式是用于描述或解释传播过程、旨在阐述一些大众传播过程的学说。多伊奇在1966年的著作中曾论述过社会科学中模式的主要功能：首先是构造功能，其次解释功能、启发功能和预测功能。

在教育技术实践中，我们已经成功地将大众传播模式用于解释教学信息传播过程，阐述影响教学传播过程的各种因素。比如说，拉斯维尔的5W模式为我们解释教学过程中的基本因素指明了方向，而且还清楚地说明了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况。运用5W模式或7W模式来解释教学过程的基本因素和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共识。

还有的学者利用马莱茨克模式来分析远程教学过程。马莱茨克模式是按照传统的基本要素（即传播者、信息、媒介和接受者）构建的，它在媒介和接受者之间注意到了另外两个成分：一个是来自媒介的压力或约束；另一个是接受者心目中的媒介形象。不同的媒介要求接受者做出不同的反应。每一种媒介都有局限性，必须将媒介看作是影响着接受者感受并受媒介内容影响的方式。对于广播和电视播放的戏剧演出，我们的感受不完全一样。常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媒介就是信息。”据此，马莱茨克认为下述媒介特性是与接受者有关的：接受者要求的感知类型；接受者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媒介结合的程度；接受者接受媒介内容的社会环境；事件与关于该事件的信息消费之间的时间差（同时性程度）。

这个模式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大众传播规律的，因此对于指导远程教育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2.大众传播中的受众研究对于教育传播学中学习者分析的启示

丹麦的大众传播学者（Jenson and Rosengren，1990）在《欧洲传播季刊》上撰文讨论有关大众传播媒介与受众关系的主要研究传统，他们认为，效果研究、使用与满足研究、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接受分析是大众传播研究中关于受众研究的五个传统。其中，效果研究和使用满足研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属于人文科学范畴，而接受分析则兼具两者的特色。有的学者将接受理论分为三大学派：文化研究传统、社会心理学传统、认知心理学传统。前者是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后两者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⁴⁾

效果研究正在受到网络传播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效果研究经历了早期强效论、有限效果论和晚近强效论三个发展阶段，但随着网络媒介的出现，传播效果的研究正在面临一场革命。

最早的文学批评是圣经诠释学，现代则出现了读者反应理论（readerresponse theory），强调读者的经验才是意义塑造的中心，及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受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影响很大。

使用与满足研究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受众使用传播媒介接受资讯，是具有主动的意向、选择（使用）、功利而且不轻易受影响（满足）。

接受分析是对受众编码到解码（decoding）过程的探讨。该理论把传播符号的译码者——受众看作文本意义的生产者。受众有能力主动地从文本中解读意义，文本的意义是文本与受众互动的结果。

在文化研究领域，文化主义文化活动的意义，必须由当事人主观加以诠释；结构主义文化是由于符号的结构而产生意义，而受众从自身环境背景出发解读时，须凭借语言与符号，方可呈现意义。

当然，受众研究的五个传统只是传播研究中受众研究的一种分类。1994年，英国学者麦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一书中提出⁽⁵⁾，在受众研究领域，除了结构传统、行为传统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传统：“社会－文化的传统”。它包括批判研究、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接受分析。麦奎尔提出的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是从心理学角度把前述的五种分类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类。他认为，文化研究工作最有力量之处在于它试图把受众理解（解码）的问题与若干决定水平联系起来。文化研究寻求话语过程、文本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直接联系，个别受众的解读是由存在于个人之前的共享文化形式和实践构架成的。这些客观因素必须被视为个人经验的设定参数。

大众传播受众研究中的这些观点与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心理文化－历史发展观非常相似。维果斯基在分析心理机能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原因时总结了三点⁽⁶⁾：一是起源于社会文化－历史的发展，是受社会规律所制约的；二是从个体发展来看，儿童在与成人交往过程中通过掌握高级的心理机能工具——语言、符号这一中介（mediation）环节，使其在低级的心理机能基础上形成了各种新质的心理机能；三是高级心理机能不断内化。

受众研究的这五种传统给我们分析认识学习者提供了方向。首先要多视角、多维度地分析认识学习者，而不是不管教育对象是成人还是儿童、不管教学内容是社会学科还是自然学科，都采取一样的受众分析方法。不但要把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社会化过程结合起来，还要注重学习内容以及媒介的符号分析，也就是要在学习者分析中引入多种角度，根据不同的条件和因素，选择不同分析方法。

四、研究方法

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将采用文献调研与实证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针对教育技术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选择恰当的理论，进行文献分析和背景分析，形成一套理论指导下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实证性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比教育技术学的方法论体系更加完整。综观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不难发现，社会科学典范和人文典范的恰当运用和结合是推动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动力。社会科学以社会学、心理学等为基础。这个典范以信息、受众及社会情境作为大众传播过程的重要因素，以既定的程序来研究传播过程，并将它以图示或统计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人文典范则是以文本/论点、接收者、情境三者代表大众传播过程的重要因素，有系统但是并不以一定程序传播，主要描述媒介观点如何使接收者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感知特定的意义。两者所采用的方法也有相当大的差异，社会科学要求研究者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强调客观原则，要求研究者做理论准备、假设形式、观察、分析、解释并呈现研究结果，即所谓量的分析。人文典范的研究则注重质的分析，强调研究者应该置身其中，以行动者的观点来了解现象的全貌。

目前，教育技术的研究典范主要是以社会科学典范为主，而对人文典范关注不够。随着行动研究方法在教育技术领域的运用，这方面会有所改善。

五、要说明的问题

要构建全新的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需要一步一步做，关键是要选择一个好的切入点，我认为目前首先要做的是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发展比较研究，因为从这两个学科的性质、发展背景（本书中的传播学主要指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实证学派）几个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最终的发展结果不同，相对而言，传播学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教育技术学至今还在为自己的定义和研究领域纷争。通过这样一个比较，我们不但可以从学科发展的规律上找出两个学科之间的差距，而且进一步梳理传播学中有哪些理论和方法可以用来解决技术优化学习的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理清思路。

总而言之，教育技术研究可以从传播学的历史发展经验当中获得启示，传播学理论可以为解决教育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供理论指导。教育技术学的理论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理论的研究，可以从传播学研究方法中获得很多有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