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体育管理方式的路径依赖

5.3.1　对传统体育管理方式的路径依赖

1．路径依赖的含义

路径依赖思想最早来源于保罗·大卫对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强化现象的研究，后来，诺斯将其运用于制度变迁的研究，认为制度变迁过程和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的变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¹⁰⁾路径依赖包括给定条件、启动机制、形成状态、退出闭锁四个过程。给定条件指启动制度变迁走向某一路径的随机偶然事件的发生，如政权更替、自然灾害等；启动机制即指制度变迁中的自强化机制；形成状态，指启动机制的运行使制度出现某种状态；退出闭锁指发生路径替代。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形成制度路径依赖的增强机制及退出闭锁的条件。路径依赖中的自增强机制包括：运行成本、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造成制度锁定的关键因素；而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和既得利益约束决定了转换成本的大小，起到强化或减弱制度锁定效应的作用；网络外部性和学习效应决定了运行成本的大小；人们的主观理解和适应性预期将通过影响前述机制而起作用。而能否退出闭锁则取决于上述自增强机制是否可逆转。⁽¹¹⁾

2．我国体育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在中国政权更替、国际环境恶劣、资源约束以及民族自尊和自信极度缺乏的特定背景下，走上了计划经济手段调配全国体育资源，重点发展竞技体育的路径，形成了包含训练、竞赛、管理、保障相互关联的“举国体制”，并在逐渐增加的国际比赛奖牌数目乃至成功申办奥运会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强化。其间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历史转折，计划经济逐渐解体，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加速，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体育不断迈向商业化和市场化等等，这一切表明，我国体育管理体制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引起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传统体育体制仍沿着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旧有路径延伸，直到如今许多矛盾、问题纠结在一起，使体育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转型的一波三折、运动员市场开发问题、运动员培训社会化问题等都说明，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我国传统体育管理体制向服务型体育管理体制转变过程中，同样存在路径依赖，使得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继续锁定在旧有路径上。究其原因，主要如下：（1）既得利益约束。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后，会形成来自现存制度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他们对这种制度有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哪怕新的制度较现存体制更有效率，最终的结果是把制度变迁变成“修修补补”的游戏。传统体育管理体制下，国家集一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而这一任务主要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承担，因为“体委的主要工作重点放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方面。⁽¹²⁾这使得体育管理的权力和体育资源绝大部分集中在体育行政部门手中。政府不仅管体育，而且办体育。相关体育部门客观上成为该管理制度下的受益者。而服务型体育体制要求转变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宏观管理上，把办体育的职责由社会承担。这势必导致体育管理权力和体育资源的重新分配，将影响到这些部门的既得利益。由于各级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各自以其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为了维护其利益不受损害，他们必然以种种理由和借口阻碍或延缓改革进程。（2）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包括传统意识形态、文化、风俗习惯等。学者李慎之认为，“专制主义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第二，臣民意识；第三，私有产权意识的缺乏。其结果导致政府职能与权力的扩张，社会自治的缺乏，呈现社会萎缩和政府强大状态。进而“官本位”思想浓厚，权力不是以契约方式来源于下层民众的让与，而是上层官僚以制度方式的给予。（3）学习效应。传统体育管理体制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适合于这一框架的组织会逐步建立，并在历史的进程中积累经验。其结果是各种组织必将利用该制度框架下所提供的机会，形成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反过来强化制度本身，成为其变迁的障碍。（4）网络外部性。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组织与组织之间会产生显著的协作效应使人们习惯于既定的制度框架。如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上下隶属关系。（5）适应性预期，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将会导致大量的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从而形成对正式规则的补充并且延伸到具体的应用中。这自然会使人们产生适应性预期，因为随着某一制度框架的确立和处于支配地位，必将会诱致人们产生出对于该规则的永久性预期。当人们预期到这一制度将延续，预期他人也会按照这一制度规则行事时，自己就会首先按照这一规则行事，其结果必然是强化了制度本身。

3．我国传统体育体制向服务型体制转型的路径突破

要顺利实现我国传统体育体制向服务型体制的转型，必须突破对旧有体制路径依赖形成的路径锁定。而这取决于该路径依赖形成的自我强化机制的可逆程度。通常学习效应最难逆转，网络外部性通过加强沟通和协调可能有所逆转，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和既得利益约束相对容易逆转。同时，选择适合的“临界点”也是非常关键的。

第一，打破认知锁定。几十年来以举国体制为代表的传统体育管理体制使人们产生了认知锁定，认为举国体制是我国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发展的灵丹妙药。要进行体制变革，必须改变这种认知结构，引导人们用更高更宽的眼光看待竞技体育和体育体制的变革。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制度的变革是选择走一条全新的路径，只有通过干中学，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一定程度的反复，最终为大家认同。⁽¹³⁾

第二，平衡各方利益。按照路径依赖理论，实现路径替代，必须通过各方一致行动，任何单方面行动的力量是有限的。应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使利益趋向多元化，实现利益博弈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与互动，冲破路径依赖，形成制度创新。

第三，完善法律体系，通过法律体系实现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特别是对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行为垄断的制约。目前，我国已经实行《行政许可法》，它是规范和监督体育行政部门行政许可的重要法律。按其规定，要求“体育行政部门不能利用手中权力，打造体育产业的垄断行业，不能改变国有资产的性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不能拿政府的信誉为体育经济活动作担保；更不能歧视民营体育企业，利用行政手段榨取他们”。⁽¹⁴⁾

第四，2008奥运会是我国体育体制变迁的“临界点”。根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路径依赖过程是“刻点均衡”过程，制度创新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变化只有在“临界点”才能发生。因此，把握制度变迁的临界点十分重要。成功举办2008奥运会以后，国家、民众对体育满足“奥运争光”的期盼将不断弱化，对体育满足休闲、娱乐、促进身心健康和个体全面发展的需求将日益凸显，体育增强国民体质、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将不断强化。这为体育发展重心转移和体育体制变革奠定了良好的认识基础，是突破路径依赖的最佳时点。应抓住这一时机，加速传统体育体制向服务型体育体制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