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体育体制形成的历史阶段性

1.4.1　传统体育体制形成的历史阶段性

（1）政治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封锁，国际交流受到限制。同时，“东亚病夫”称号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而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的国际性比赛是与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公开、公平、公正地证明自己健康、强壮形象的平台。这一切表明，国家迫切需要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为其政治利益服务，即突破外交封锁，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增强民族团结。这决定了竞技体育在我国体育中的核心地位，也是我国长期以来以竞技体育发展为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的重要原因。（2）经济环境。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需要极大的投入，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我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经济水平较为落后，国家总体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不足以通过社会自身的运行机制来支撑国家意志所需要的高水平竞技体育。因此，采用高度集中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体育体制，集中全国力量发展竞技体育，是当时经济环境下的必然选择。（3）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对体育体制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体育价值观念上，很长时期以来，政府乃至国民对体育的认识更多地集中在提高国家形象，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民体质，增强国家竞争力等政治功能上。而对体育的教育、文化特别是娱乐功能却较为忽视。国家的体育需求得强化，而社会个体成员的体育需求十分弱化。（4）制度环境。过去很长时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国家集中管理国民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适应此制度环境，传统体育体制也呈现高度集中、行政管理主导的特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体委）成立，“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统一领导和监督全国体育事业”。同年6月成立的中华体育总会的职责由“协助政府组织、领导并推进国民体育运动”转变为“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业余体育运动”，实际上变成了体育行政部门（体委）的咨询机构。而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确立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方针政策。这一切，都使我国传统体育体制打上了明显的政府型管理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