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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处于危机之中

时间:2022-03-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83年4月,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名为《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15年前,《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就指出了美国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并直接孕育了一场激烈的重建美国学校的教育改革运动。”

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本书精要

一、本书内容简介

1983年4月,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名为《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指导美国基础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教育报告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报告严厉地指出了美国的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危机,并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美国基础教育的主要措施:要以“公平”与“优异”为根本目标,要建立学习型社会,要在教学内容、学业期望、学时、教学、学校管理和财政支持等方面进行改革。

二、历史名人对该书的经典评价

“15年前,《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就指出了美国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并直接孕育了一场激烈的重建美国学校的教育改革运动。”

——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美国前教育部部长)

切斯特·费恩(Chester Finn,Jr.)(福特汉姆基金会主席)

“如果你对教育感兴趣,这将是一本适合你的书。……要了解美国教育的现状,就要了解21年前美国教育的状况。”

——亨利·凯茨(Henry Cate III)(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作者简介

1981年8月,在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部长特瑞尔·霍华德·贝尔(Terrel Howard Bell,1921—1996)的倡议下,通过了《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章程》(Charter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成立了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负责对美国的教育质量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均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由刚被任命为加州大学校长的大卫·加德纳尔(David Gardner)担任主席,由加州圣地亚哥城市学校董事会(San Diego City School Board)前主席伊冯·W·拉森(Yvonne W.Larsen)任副主席,并设委员16名。

根据《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章程》的规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关注青少年、重视中等教育,并针对当时“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存在着的严重问题”[1],对小学、中学、大学,乃至职业学校的教育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评估美国公立、私立中小学、学院和大学的教育教学质量;第二,对比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差异;第三,研究中学生学业成就与大学入学要求之间的关系;第四,形成促进学生在大学中获得优异成绩的教育计划;第五,评估近20年对学生学业影响较大的主要社会和教育变革;第六,详细说明在实现高质量教育中将面对和克服的问题。[2]

1983年4月,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年度报告——《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1983,以下简称:《国家处于危机之中》)。该报告指出,一股平庸主义正在美国的基础教育中蔓延,学校教育在教学内容、评价标准、教学期望、学习时间、教师教育等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不仅使得美国的教育质量出现了严重的滑坡,而且使得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丧失了在工业、商业、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进一步,该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公平”与“优异”为根本目标,要建立学习型社会,要在教学内容、学业期望、学时、教学、学校管理和财政支持等方面进行改革,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

作品内容

在《国家处于危机之中》的开篇,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就用振聋发聩的、世界末日般的修辞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机之中,我们曾经所向披靡的贸易、工业、科学和技术发展正在被他国超越……如果一个不友好的国家试图把我国今日现存的低劣教育成绩强加于我国,我们会认为此举意味着向我们宣战……我们所关切的……不仅是国家工业和贸易的前景,还有人民的智力开发、道德规范和精神力量,这些交织起来才能支撑我们的社会。”[3]继而,该报告阐释了美国基础教育中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一、美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危机”

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认为,在世界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行各业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世纪之交,美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着种种危机,主要表现在:第一,从国际比较来看,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在19项学术测试中,美国的学生从未名列前茅。第二,从国内来看,在成年人中,有将近2300万文盲;在17岁的青少年中,有近13%的人无法正确读写,特别是在少数族裔青少年中,这个比例高达40%。第三,美国高中生的学业成绩达到了26年以来的最低点,从1963年到1980年,美国的中学生在学术水平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s,SAT)中,语言类成绩下降了近50分,数学成绩下降近40分,其他科目如物理、自然科学等也出现了成绩下降的趋势,有近一半的天才儿童无法在学校的学习中施展他们的才能。第四,在美国的大学生中也出现了学业不精的现象。第五,美国学校的各类毕业生由于缺乏工作必须的读写算的基本能力,无法满足社会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有分析家指出:“这是在我们国家首次出现,一整代人的基本受教育程度无法超越上一代人,无法与上一代人相提并论,甚至无法接近上一代人。”[4]

二、为美国基础教育改革构建了基本的框架

(一)美国学校的改革目标:以“公平”与“优异”为基石,构建学习型社会

该报告指出,所谓“优异”,对于每一个学习者而言,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学习潜能;对于学校而言,就是要为所有的学习者设定高标准;对整个社会而言,就是使每一个公民都准备好面对不断变革的国际形势所带来的挑战。但是,取得“优异”是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委员会认为,公平与优异是民主社会的基石,平庸主义和非民主的精英主义对我们的社会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同时,进一步,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教育不仅要满足职业的需求,更要在提升人们生活质量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所谓“学习型社会”,就是要使教育突破年龄的局限,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让他们能根据社会的发展,不断拓展智慧,提升能力[5]。因此,构建学习型社会,就要使教育突破传统教育机构的束缚,拓展到社会各个角落,使社会全体成员不仅能在学校、大学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中学习,还能在图书馆和博物馆、在家里和工作场所、在任何场所进行学习。美国学校只有保持住“公平”与“优异”的天平,才能最终构建起学习型社会。

(二)美国学校改革所依靠的资源

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认为,美国有着悠久和良好的教育改革传统,孕育着丰富的学校改革的资源。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公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学校教育的强烈责任感,是美国学校改革可依赖的最坚定的后盾。1982年,美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显示,美国公众不仅认为学校教育对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才能发展来说是极度重要的,而且他们还认为学校教育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是提高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因此,联邦政府应优先发展教育,在民意测验中有55%的人将教育列为国家优先发展的三大领域之一。同时,美国民众对近15年来,美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下降深表忧虑,绝大部分美国人深信美国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一切都要依赖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第二,联邦政府对学校教育的支持。自1787年《西北土地法》颁布以来,联邦政府就开始以各种形式支持各州、各地发展学校教育,成为各地、各州教育资金的主要补充来源之一。同时,长久以来,联邦政府对全民教育、高质量教育的关注也是美国教育改革可利用的重要资源之一。第三,美国教育政策分析家、经济学家、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为美国学校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第四,根植于美国人心中的自强不息、不断奋斗的精神,也是学校教育改革可以利用的精神支柱。

(三)美国学校改革的内容

第一,从教学内容上来看,要设置核心课程。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比较了1964—1969年与1976—1981年这两个时间段内美国高中生的主要课程,认为在美国学校中出现了课程的“自助餐化”现象。一方面,学校的课程设置缺乏统一的、核心的目标;另一方面,学生的自主化选择,使得学生选修的课程偏离了理性养育和职业准备这两个最根本的目标。例如,1964年,学生选修通识课程的比例只有12%,而1979年,学生选修通识课程的比例竟高达42%。而在选修一些基础课程的学生中,课业的通过率也呈下降趋势。例如,法语课的通过率为13%,地理课的通过率为16%,算术课的通过率仅为6%[6]。另外,从学生所得的学分来分析,学生选修体育课、社会实践课等其他课程得到的学分竟占总学分的25%[7]。因此,针对美国学校课程设置分散化的现象,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建议改革美国学校的课程设置,要以五门新基础课程(Five New Basics),即四年的英语课、三年的数学课、三年的科学课、三年的社会科课程和一年半的计算机科学课作为学校教学的核心课程,是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的课程。另外,对于那些希望将来升入大学学习的学生来说,还要修满两年的外语课。同时,学校还要设置必要的职业课程来作为补充,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与技能。也鼓励各种学术团体与组织参与学校教学内容的设计,不断修订、更新教学内容。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认为,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不仅要使学生掌握各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些核心课程的学习来传递美国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观

第二,从学业标准与期望上来看,中小学和大学要采用更高的、可测量的学术标准来要求学生,四年制大学要提高他们的入学标准。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从学生的作业量、作业难度、学生的学习目标和大学入学要求等几个方面考量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学校教育,首先,发现美国学校的作业量呈下降趋势,美国中小学生每晚做作业所需要的时间竟不足一个小时,并且随着学生年级的上升,学生的学业成绩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这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各主要工业国家。其次,从1980年各州的高中结业标准的考量上来看,美国高中的毕业标准在不断下降。例如,在美国52个州里,只有8个州要求高中开设外语课程,而且竟没有一个州规定外语为必修课[8]。再次,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最低能力测验”(Minimum Competence)降低了学校的学业测量标准。同时,有20%的四年制公立大学或学院可以无条件招生。它们不计学生的学业成绩,甚至不计学生是否已获得高中毕业证书。最后,学校所使用的教材质量低下,教材中80%的内容为常识性内容,编写教材的人员也不再是教育专家或是长期执教的教师,而往往是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因此,针对以上问题,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认为,①美国中小学要严格考试评分制度,要使学生成绩如实地反映学生的实际学业成就,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高难度的标准化测验,以便于教师发现学生学业中的不足与困难。②四年制大学要提高入学标准,要提高对学生在各方面的要求,特别要提高对学生在五门新基础课的标准化测验中所取得的成绩的要求,如有需要,院校还可对学生的外语水平做进一步的要求。③提高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质量,要求教科书应由教育专家或不同学科领域中权威研究人员进行编写,并要注重结合科学研究的发展,随时更新学习内容。④需要配备一定的资金来满足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弱势学生和学习超前的天才学生的特殊需求。⑤要积极采用先进的教学手段与教学设备。

第三,从学时上来看,中小学要有效利用学时,要延长学时和学年。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通过对比发现,美国的中小学生在学习时间的总量和单位学习时间内的学习效率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例如,在英国等发达国家,高中生每天的在校时间为8小时,每年的在校时间为220天;而在美国,高中生每天的在校时间仅为6小时,每年的在校时间为180天[9]。在美国的许多学校里,学生用于学习烹调、缝纫、驾驶的时间几乎和他们用于学习数学、英语、历史、化学的时间一样长。并且,许多高中生甚至在升入大学之后都没有养成系统的自学习惯。在加利福尼亚的一项抽样调查表示,美国的中小学生在单位时间内的有效利用率仅为20%。因此,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认为,首先,中小学要增加学生的在校时间,可通过各地方或各州的立法机关强制要求学生每天的在校时间至少为7小时,每年的在校时间为200—220天。其次,教师不仅要教授学科知识,更要教会学生如何有效地管理学习时间,教会学生如何提高学习效率,同时还要严格学校的考勤制度。再次,对弱势学生或天才学生,可额外安排时间,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

第四,从教学方面来看,要实行教师教育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薪金待遇和社会地位,鼓励培养专家型教师。目前美国中小学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大部分教师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不足,许多教师仅为高中毕业,缺乏坚实的学术基础;部分学科出现了教师短缺的现象,而新聘用的教师远远无法满足教学要求。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认为,究其根源是因为教师的薪金待遇要远远低于社会其他行业。近12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教师的平均薪金仅为每年17000美元[10]。因此,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主张,一方面要从提高教师教育的质量入手,提高教师教育质量,严格师范生的学业标准。另一方面要从提高教师的待遇入手,提高教师待遇。①中小学要建立合理的教师教学评价标准,并以此为依据来对教师进行奖惩,对教学效果好、教学质量高的教师要给予丰厚的奖励和津贴。②学校建立健全的职称制度,以此来区分初级教师、资深教师与专家型教师。③师范学院可通过设立奖学金和资助政策来鼓励学生报考师范学院。④扩大教育工作者对教材选择的影响力。⑤设计相关的培养计划以培训专家型教师。

第五,从学校管理和财政支持上来看,可建立各级问责制度,充分发挥联邦政府的辅助作用。要严格区分校长、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学校教育中的不同职责。校长直接对本学校的一切事务负责;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应为该辖区内的学校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联邦政府则主要通过国家立法和宏观调控来保障学生入学机会均等、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不同需求、进行教育数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从政策上支持学校改革,等等。

简要评述

《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发表之后在美国国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继而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大辩论,并为后续的高质量教育运动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它继承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教育改革的成果。它不仅吸收了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精神,强调应重视基础学科的学习,对天才儿童应给予特殊的照顾,注重联邦政府在教育改革中的角色;而且它还总结吸收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推行的“回到基础”教育运动的基本主张,强调实行标准化的考试制度、严格毕业和升级的标准、延长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等等。

另一方面,它更开启了一个新教育改革时代,成为高质量教育运动的先声。第一,它强调知识的系统传授。首先,它强调“高标准”,即要求严格学业标准,建立高水平的全国标准化课程体系和测验体系。切斯特·芬尼指出,“美国学生在最基本的事实知识方面是一无所知的,这是美国学校教育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而全国标准化测验则是通向提高教育质量的指南”[11]。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认为,目前美国学校的课程不仅毫无侧重点,而且课程评价标准也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因此,他们主张学校应根据学科结构开设课程,设立五门“新基础课程”,让学生掌握基本技能,使核心学业技能和基本知识成为考试的重点;应进一步改革社会科课程,建立以历史为核心的学科中心课程,传授西方文明和美国社会中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共同文化”,帮助学生形成清晰的民族归属感、爱国主义精神,充分理解公民的责任,形成富有同情心的、公正的态度[12]。其次,它关注教师能力,提高教师素质。要让学校校长享有更大的自由聘用和管理教师的权利;要增加投入,提高教师工资,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从事教师行业[13]。再次,坚持“平等”与“优异”共存,反对单纯的“英才教育”。要重视学业有困难的儿童,关注特殊儿童和少数族裔儿童。第二,要求建立各级问责制[14],通过立法严肃学校、社区、州政府在学校教育教学中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15]。这种问责制的思想随着高质量教育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又与分权制、择校制、公立学校的私有化[16]等基本主张相结合,成为当前指导美国学校改革的主要原则。约翰·布兰达(John Brandl)指出,市场竞争和社区是政府的两大法宝,竞争能鼓励学校不断革新、改进[17]。同时,择校制和学券制能使家长更多地参与学校的管理,从而能更好地激励学校改善管理,提高学生课业,优化教学效率。

但《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正如赛泽所批评的那样,从形式上看,《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是一份36页大字体和大纸边空白的报告,加上25页的附录;从内容上看,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所列举的大量具体数据和警世恒言,仅仅指出的是学校教育质量低劣所造成的结果,没有指出导致低质量教育的原因,而这恰恰是分析当前美国学校教育症结的关键所在。“这些发现中缺了些什么,而这种缺乏又说明了什么。这里没有任何关于课堂实践的描述,没有提到学生的无聊或学校与社会脱节的现象,更没有揭示学校的设计和日常运作及其所造成的浪费,以及学习理论与普遍存在的教学实践之间的差距”[18]

另一方面,《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所主张的改革原则并真正地实现美国学校教育的“公平”与“优异”。首先,他们强调的基础知识与“核心课程”,实际上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课程,女性文化、黑人文化和少数族裔的文化被排除在外,这在事实上造成了知识传递的不平等。“知识从来也不是中性的,它也不会存在于相对于现实生活而言的经验论的或是主观的联系之中。知识即权力,知识的传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权力的社会分配。建立可以融入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常识体系的发配的权力在社会权力关系中是处于中心地位的”[19]。其次,“全国标准”、“全国课程”、统一教科书,直接导致了学校中文化霸权的产生。课程、教科书反映的是“经济上处于有利地位的团体需要的知识”,“只有这些知识才是合法知识”[20]。课程与教科书实际上是政治的产物,“它们要体现教育重要角色者的意图;要体现教育专家的思想;要为出版社的利益服务;也要为那些帮助学生通过标准化考试的学校和教师利益考虑”[21]。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标准化的课程与教科书实际上妨碍了学生对现实社会的理解,阻碍了教师技能的提高,“使教师愈加远离课堂教学的专业控制权”,课堂上“试图传达的信息远非学生能够把握,因而也把教材与人性和人的潜能的张扬隔离开来”[22]。“全国标准”和“全国课程”背后是经过国家权力认证的文化霸权,它“剥夺了学生和教师分析和实践日常事务的能力”,“在人们的心中建立起一种‘一切不可改变’的意识,从而否定了人们作出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性”[23]。而这种潜移默化的知识灌输恰恰是造成“处境不利”学生学业失败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陈露茜)

【注释】

[1]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m,A National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1981.1、39—40

[2]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m,A National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1981.1、39—40

[3]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5—6、11.

[4]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5—6、11.

[5]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pp.13—14.

[6]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18—19、19.

[7]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18—19、19.

[8]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20、21.

[9]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20、21.

[10]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21—22.

[11]Diane Ravitch,Chester E.Finn,Jr.What Do Our 17-Year-Olds Know:A Report on the First National Assessment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New York:Harpercollins,1989).

[12]Wayne E.Ross(ed.),The Social Studies Curriculum:Purpose,Problems,and Possibilitie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22.

[13]Chester E.Finn,Jr.“Improving Empowering and Dismantling”,The National Affairs,2000—06—22.

[14]Donald R.McAdams,“Lessons from Houston”,Diane Ravitch,(ed.),Brookings Papers on Educational Policy:1999(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9),134、161.

[15]Donald R.McAdams,“Lessons from Houston”,Diane Ravitch,(ed.),Brookings Papers on Educational Policy:1999(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9),134、161.

[16]P.Applebome,“Pleading a Case for the Child”,The New York Times,July 1,1998.

[17]Paul E.Peterson,“Top Ten Questions Asked about School Choice”,Diane Ravitch,(ed.),Brookings Papers on Educational Policy:1999(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9),371.

[18]约翰·古德莱德.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M].苏智欣,胡玲,陈建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

[19]迈克尔·阿普尔.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M].曲囡囡,刘明堂,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6、68.

[20]迈克尔·阿普尔.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M].曲囡囡,刘明堂,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6、68.

[21]迈克尔·阿普尔.教科书政治学[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2.

[22]迈克尔·阿普尔.教科书政治学[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2.

[23]迈克尔·阿普尔.教科书政治学[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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