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教师有着悠久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化就完成了从神本向人本的过渡。孔子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明确表达了对神道的不信任和怀疑。《易传》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强不息、相信人为的精神，正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极好写照。在儒家学说的深刻影响下，道德至上主义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实质。有着崇高的道德修养和强烈的入世精神的“君子”，不仅是一种道德理想意义上的人格称谓，更是作为一种现实的追求在历代儒生中绵延传承。“乐得其道”，“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君子必备的人格境界。
君子教育着眼于人的善端，是认为善端人皆有之，并相信“途之人可以为禹”，通过教育修身扬善，使善端扩而充之，熏陶指向人格修炼的理想方向，培养出仁人、君子、圣贤道德楷模，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以实现“圣人之治”。我国从孔夫子到蔡元培先生等教育家主要奉行的便是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人文教育，即教育教人做人，做人遵礼不违德。
孔子可以说是早期人文教育教师。孔子一生从教40余年，所教弟子约有三千人，他对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言传，一部分是通过学习古代文献、传授各种技艺，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老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与后人。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既是孔子的高尚师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条教育原则。孔子爱教育、爱学生，诲人不倦，他能平等对待学生，做到教学相长，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孟子认为教师应学养丰厚、道德高尚、治学严谨，具备过硬的基本素质，他反对让素质不合格的人勉强做老师。他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尽心下》）在他看来，教导别人的人即教育者，必须自己对知识彻底理解了，然后才能去使别人明白。在这里孟子对教育者应具备的知识素养作了阐明。不仅如此，孟子还对教育者的道德品质、行为操守提出了要求，他说：“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他还说：“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矣。”（《滕文公上》）孟子的言语中强调了教育者只有注重道德内省，对自身的道德具备足够的自觉，才能加强自身修养树立起光辉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教学活动中以自身强烈的人格魅力对学生产生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此外，孟子还认为教学者在教学过程中应坚持对学生采用严明的标准。“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上》）在这里孟子以教人射箭为例，阐明了教师对学生施教必须坚持一定的标准。而联系他言谈中所提到的“彀”、“规矩”、“必”等字词足可看出孟子对于标准严明性的强调。显然，孟子对教学活动应遵循其规律已有了一定的认识。非但如此，孟子又提出：“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尽心上》）这样孟子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强调教育者严格控制教学标准对于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性，要求教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这有利于实现受教育者人格的自我价值定位和社会价值取向。
关于教师的从业标准，荀子也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意思是说，教师必须具备这样一些基本条件：有尊严，使人肃然起敬；有崇高的威信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表达问题条理清楚、逻辑性强、语言简练、规范，且不违背师说；能体会“礼法”的精微之处进行恰当的阐发。至于仅能对知识进行一般的传授（即“博习”）就不在以上标准之内了。荀子认为，只有具备以上几条标准，才够得上一位称职的教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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