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

第五章　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

摘要：人类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变革的年代。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知识经济将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状况下，全人类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和挑战。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决定着该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除去其他有利因素，美国以往的成就得益于其成功的高等教育。美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依赖于其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如何在新时代保持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是其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基于传统优势继续发挥和保持其高等教育的积极作用和领先地位将是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1993年，警示派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出版了他关于21世纪美国和世界未来的题为《为21世纪做准备》一书，对21世纪美国和人类社会所估计要面临的种种危机和挑战进行了基于客观分析和准确数据的大胆预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了。人类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并继续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条件下前行。21世纪第一个10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验证了作者的许多预言部分已成为现实。例如，肯尼迪关于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形成的新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与传统的大国掌控国际关系体系的政治格局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在新世纪中表现得更加尖锐和突出。人口与生态危机也是21世纪人类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迫切问题。在谈及有关教育问题时，肯尼迪再次发挥了历史学家的知识优势和想象空间以及超人的判断力。肯尼迪认为，当今世界引发变革和变化的各种因素和力量要求人类要比以往更加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加注重普及义务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在帮助人们应对危机和挑战中的关键作用。义务教育可以提高大众参与社会改革和民主管理的意识；高等教育可以提高和开发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和潜力。肯尼迪指出，历史学家威尔斯(Wells)^[1]和汤因比(Toynbee)^[2]都曾经有预见性的提出和强调了一个观点，即进入近代工业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处于一种竞赛之中，一种发展教育与预防人类大灾难之间的竞赛。^[3]到了20世纪末，这种竞赛变得更加激烈，因为人口爆炸和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恶化、人类拥有毁灭地球的热核武器等因素。人类面临着自我毁灭的边缘。知识和信息的爆炸、技术发明与创新引发产业结构调整和随之而来的结构性失业、新兴产业的出现、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的出现对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方式提出了现实和严峻的挑战。能够面对和应对这个挑战，并迅速调整教育战略和结构以及职业培训体系的国家将能在21世纪抢占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制高点，从而可以继续维持其国家核心竞争力。自从人类摆脱了原始蒙昧状态以来，就经济形态而言，人类历史大致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开始全面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服务业为基础，信息技术为动力，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农业经济时代，人们主要依靠自然禀赋和气候因素维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基本生存。除了一般的日常生活知识以外，智力和知识对生产的推动作用有限。人们主要开始靠天吃饭，靠体力劳动为生。这个时期，识字读书等基础教育的所需要的知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不大。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并不迫切和必要。随着劳动实践的深入和继续，人们发现对气候和天气状况的了解和掌握，对土壤的认识，对工具的使用等可以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进化。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客观自然规律使然，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开始越来越多依赖诸如对气候和天气知识的掌握，对劳动工具的发明和使用等智力活动。人们开始有了摆脱被动依靠自然力量和因素生存的状态的冲动而更加主动和有意识地参与到整个生产过程当中。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改进生产效率和降低劳动强度的朴素愿望和原始本能形成了人们对教育和知识的追求最初动力和动机。人们开始关注和积累农业生产与天气之间关系的知识，学习改进工具的本领和技艺。发展教育开始与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教育功利特征的逻辑起点，具有强烈的合理性内涵。但是，农业经济毕竟是比较简单和原始的经济形态。劳动力和土地是产生财富的主要生产要素。农业经济的投入主要是人们的体力(包括一些辅助人劳作的牲畜，像牛和马之类的)、土地的地力和一些非常简单的劳动工具。人们对劳动产出的预期控制力极低。大的气候因素和具体的天气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收入结果和人们的生活水平。除了一些简单的技能可以改善和提高生产效率，劳动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或很少受知识和智力投入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提高文化知识能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主观认识的能动性。发展教育的主观意识需求很低或者说就是基本没有。教育作为一个促进生产效率的变量在整个农耕经济时代的效用函数值基本等于零或者可以忽略不计。

经过漫长的农耕或农业经济时代，人类开始进化和演化到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即工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是在农业经济时代相对比较发达的基础上伴随着人类对自然和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而开始的。工业经济时代的出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农业生产的成果已经可以基本满足人们的日常生存和生活的需要；第二、人们开始具有进一步改善生存条件，全面提高生活质量的强烈冲动和欲望；第三、人们已经发现并且开始利用一些基本自然科学定律以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投入除了土地和劳动力两大传统生产要素外，开始依赖资本的投入作为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品产出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产品种类大大超过农业经济时代的初级农作物产品的种类。工业经济从原始初期的阶段发展成后来的相当先进的高级工业经济时代，其本身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更新。高级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和模式特征是大规模社会化、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集约化、数字化、智能化流水线生产方式。工业经济时代发展到高级阶段包括不同类型的大的行业，继续细化可以进一步分为劳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工业经济形态与农业经济形态最大的区别就是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增加，影响和决定生产成果的新因素增多，其中包括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生产技术的应用。对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对生产技术的发明、改进和普及必须以人们的三个主观认识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即人们对客观世界运行规律的认识、对自然界物质奥秘的认识、对科学技术发明重要性的认识。这三个重要认识成为决定工业经济发展速度快慢、工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工业经济发展质量优劣的重要决定因素。显而易见的是，制约或者促进这三种认识水平的关键因素就是知识积累和创新以及智力投资和开发。而支撑知识积累和促进智力开发的根本基石就是教育，包括普及型教育(基本的听说读写技能的培养)和提高型教育(专业技能和知识的培训和开发)。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工业经济时代开始日益显现出来。产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是世界近代历史上改变人类命运的划时代历史事件。纵观世界近代史，人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工业革命是伴随着其他两场意义深远的革命而开始其进程的。第一场革命就是政治领域中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摧毁了旧的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方式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系，建立了一种以宪政主义为政治体制基础、以自由市场机制为经济制度模式、以公民广泛认同和参与为社会管理方式的全新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并以此将人类社会引向所谓的现代国家发展之路。第二场革命就是以哥白尼“天体革命”、^[4]以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以牛顿力学定律和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知识革命。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表明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规律能力的开发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创造力。知识革命的启示在于，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地探索、发现、掌握并且利用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进行和完成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从而达到提高自身生存能力和生产能力的目的。工业革命带给人类的是工业经济时代。从工业革命最初开始到现在已经约200年了，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还有许多国家正在工业化进程之中，还有一些国家还没有开始工业化进程。工业化成为国家现代化历程的必然阶段。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经济时代的特征是，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传统生产要素基础上，企业家精神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此外，在工业经济时代，决定和制约生产力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因素大大增加，其中包括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生产管理模式、技术研发和应用能力、文化价值观念和习俗、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利用、社会组织管理能力、国民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等等。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能力、速度和规模依赖所有上述生产要素和制约因素的综合作用。所有上述因素对于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的制约和促进作用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的投入和运用，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发达程度。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优劣取决于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掌握；生产管理模式的改进和创新依赖于人们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生产方式自身规律的认识的提高；技术研发和应用能力更是依赖基础学科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能力的不断改进和探索；社会组织管理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决策层面、管理层面和执行层面之间的协调一致的有效沟通和制度运行。因此，工业经济时代产出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地依赖智力技能的投入和专业教育的发展。然而，决定或者说制约工业经济时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仍然是自然禀赋，即自然资源的投入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首先，在没有实质性技术突破的前提下，全球以煤、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储量日趋枯竭，按照目前人类的能源消费模式、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活消费方式，在不久的将来终将有一天会耗费殆尽。失去能源支撑的现代工业将无以为继。其次，工业化时代的经济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因素的影响，例如气候和天气的变化以及土地、水源等基本资源。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和生活仍然依靠自然的禀赋、智力的投入和制度的创新。与农业经济时代不同的是，人类依靠和依赖自然的程度有所下降，智力开发、教育培训和技术发明的促进因素不断上升。尽管建立在智力开发和教育普及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业经济时代人类被动依靠自然条件生存的困苦状态，但是从根本上人类还没有摆脱对整个自然资源和自然因素的依赖。200年的工业化进程创造的财富虽然超过了以往所有时代的财富总和，但也透支甚至耗尽了地球未来的自然资源储备，特别是不可再生能源，使人类面临着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这也是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的极限”报告的现实理论基础。^[5]在地球资源迅速枯竭、气候变化趋于恶劣、人口爆炸成为威胁、老龄社会已经开始的客观严峻现实面前，人类必须利用自己的创新智慧和建设性思维，寻找一个全新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真正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途径和生活消费方式。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出版了他的专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提出了以美国为首的早期工业化国家在全面完成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后，率先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阶段。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特征和大众生活方式将与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和之前的工业经济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将对人类未来的生产和生活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和难以想象的改变。

197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6](Alvin Toffler)的著作《未来的冲击》问世，这本讨论美国未来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巨著，提出了未来世界的生产和生活形态变革的图景，向人们展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个新经济形态的现实必然性。1980年，托夫勒推出了另一部描述未来世界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力作《第三次浪潮》，再一次以其睿智的见解和犀利的分析影响了全球关心未来世界命运和前途的学术界和知识界精英，并引起了潮水般的评论和争议，被称为是“本世纪最有社会现实影响力的学术杰作之一”，“第三次浪潮”成为当时的时髦术语被广泛引用和评论，形成了一股浪潮般与之有关的新概念的涌现和冲击，促成了许多新产品、新公司、新行业、新领域的出现和发展，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观念的各个层面。我们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许多新生事物在那个时代只是一个概念和创意。托夫勒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深邃的预见力提出了未来世界基本特征的构想和描述，许多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托夫勒是为数不多的首先洞察到现代科技、概念创意和观念创新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思维习惯和生活形态的学者之一。在《第三次浪潮》中，他将人类文明发展史划分为三个不同经济形态波浪式发展阶段，或者称之为“浪潮”。脱胎于游牧状态的“农业文明”为第一次浪潮，大约持续了5000年；属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开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这个浪潮大约持续到20世纪60或70年代基本结束，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有的还在继续，有的刚刚开始，有的地区甚至还没有经历第二次浪潮的冲击，依然停留在农业文明的早期阶段。代表第三次浪潮的是“信息文明”，其进程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个过程依然在进行和持续当中，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未来的冲击和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体验。托夫勒未来学预测给历史研究与未来思想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和独特的审视和研究视角。

从社会学和社会发展角度归纳，人类从史前文明进入历史分期文明发展阶段大约至今有10000年的时间。自从那时起，人类经历了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形态，奴隶制度，封建等级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等。按照马克思社会发展学说，^[7]资本主义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以后将被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所代替，这其中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社会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与这些社会发展形态相对应的是其经济发展形态或经济发展阶段。尽管也有其他学者提出了不同社会发展形态模式，但所描述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就经济发展阶段而言，有学者提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三阶段学说。这个观点认为，自人类文明史以来，从经济演化模式、技术进步方式、劳动分工形式、生产力发展趋势和自然资源利用的手段等方面综合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劳力依赖型阶段、资源开发利用型阶段和智力及教育推动型阶段，每一个经济阶段均呈现了与其他经济发展阶段迥然不同的经济发展动力源泉和驱动力。^[8]在劳力依赖型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效率和产出基本完全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和投入的规模。劳力的占有和配置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这个阶段在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大约从人类文明之初延续到20世纪(实际上世界至今部分地区仍属于劳力依赖型经济)。由于劳力的占有和规模成为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首要因素，人类之间的争斗和战争也主要集中在对劳动力的占有和对栖息劳力的土地的掠夺上。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3世纪蒙古帝国^[9]在亚欧大陆的战争扩张和16世纪的西方奴隶贸易。在劳力依赖型经济发展阶段，主要的生产要素投入是人力。辅助生产的是一些原始的简单劳动工具。人们从事的行业也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加上一些维持基本生存的手工业作坊等。在这一经济阶段，人们主要考虑的是基本生存和传宗接代，维持温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低，基础义务教育很不普及，绝大多数人是文盲和半文盲。即使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其知识结构单一，几乎都是科盲。整个社会没有智力投资的欲望、能力、条件和需求。智力开发水平的高低，教育水平发达与否，知识因素影响和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无正向关联和明显直接的推进作用。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文明分期说中的农耕文明阶段在时间跨度和形态特征上基本重合和吻合。有些学者也将其称之为农业经济时代。只不过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此外，劳力依赖型经济发展阶段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济分工或者称经济领域的单一性和静止性。生产是整个经济活动的唯一环节。生产的目的是维持生存，而不是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活条件。劳力依赖型经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或自给自足型经济类型，经济活动中基本上不存在交换过程，如果有的话，也是以满足自我需要的以物易物型交换，不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交换和商品流通。因此，经济活动中没有统一的交换媒介，即货币的存在和介入。货币的发明是人类社会从自然型经济走向社会型经济的重要步骤和显著标志，表明人类智力和脑力参与经济活动时代的开始，代表人类开始以某种抽象的符号便利于经济发展的象征。^[10]随着货币的出现，单纯依靠以物易物形式的商品交换和流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活动开始出现了阶段性分工，即生产阶段、流通阶段、交换阶段和消费阶段，每一个阶段与下一个阶段形成的联动和互动的关系，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开始出现。

人类社会第二个经济发展阶段为资源开发利用型经济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即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快慢及水平的高低在依旧依赖劳力规模和质量的前提下，开始更多地取决于和受制于自然资源的禀赋、勘探、开发、利用、占有和配置。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水平开始直接影响经济顺利发展与否。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勘探、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其中首先就是动力和能源的开发，包括对水力资源和热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人类的智力开发和对自然世界客观规律的认识更多地参与到整个经济活动的全过程之中。人类对自然资源有意识的勘探、开发和利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对自身意识能动性潜力开发的自然逻辑结果。人类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和追求舒适欢乐生活的天性。这种自然的本性和天性必然激发人类希望改变劳力依赖型经济阶段中所经历的生活单调、物质匮乏、劳动艰辛的困苦生活状态的欲望。勤劳节俭和艰苦朴素也许并不是人类的一种天性美德，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道德所提倡的“外在美德”和“后天优良品质”。倒是懒惰的确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固有“品性”和“禀赋”。基督教“七宗罪”^[11]中的一条就是懒惰。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历史发展证明了一条似乎荒谬的现象，人类的有关生活设施和生产设备的发明，从汽车、电话到洗衣机等等，其原始初衷都是为了“偷懒”。从某种意义上讲，“偷懒”的动机成为人类科技发明的动力。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改变生产条件和改善生活状况的时候，人类文明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诚然，这个有意识的认识过程是渐进的过程，是人类对外部世界和内心需求不断探索发现和体验感受过程的终极结果。然而，无论是人类意识对外部世界和自然规律不断探索和发现，还是人类意识对自身需求的不断体验和感受，都是人类对其智力和脑力开发以及利用的开始。经济活动和生产过程中智力的投入开始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人类开始通过自身的脑力和智力，而不是仅仅通过体力参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

资源开发利用型经济发展阶段人类面临的最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型转变是从农耕乡村文明向工业都市文明的逐渐过渡。这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型首先发生在中世纪以后的欧洲。伴随这个历史转型过程的是在几个领域中所发生的改变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一系列革命性事件，包括科学领域中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普朗克、麦克斯韦、法拉第等科学巨匠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知识革命；文化领域中以欧洲文艺复兴为标志的人文主义革命；政治领域中的推翻封建统治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宗教领域中新教改革运动；知识领域中的启蒙主义运动和经济领域中工业革命。就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工业革命是资源开发利用型经济的主导力量和枢纽环节。因此，也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者将资源开发利用型经济称之为人类的工业文明发展阶段。在资源开发利用型经济发展阶段，有两个显著特征使其有别于劳力依赖型经济发展阶段。首先，人们的主观意识开始转变。在劳力依赖型经济发展阶段，人类对自然和客观规律的认识还停留在蒙昧状态，在行为方式上主要是顺从和受制于自然条件和状况，整个生产和生活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中。这个时期经济形态的指导思想和人们行为理念是建立在“宿命论”、“蒙昧主义”、和“悲观主义”基础上的顺从和服从，生活目标就是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人们缺乏改变客观世界和生产生活状态的认识、能力和动力。而在资源开发利用型经济发展阶段，人类的主观意识开始发生变化。人类开始试图通过利用自然资源和外部环境改变自身的生产条件和生存环境。这个经济形态阶段支配人类行为的指导思想是利用、开发、征服自然。人们的价值观更加具有竞争和占用意识，并且这种竞争和占用意识可以激发人类更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生活目标是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占用，增加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最大限度地提高和改善生活质量。人们意识的革新和变化必然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资源开发利用型经济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更多的生产要素和外部因素开始参与和介入到经济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并形成了从市场经济体制、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方式到贸易流通、商品交换和服务消费模式等一系列的经济运行方式的运作。工业文明表现出来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市场体制、资本流通和人力/智力资源开发大规模地介入经济活动，并发挥着对资源配置和利用的重要功能。资源开发利用型经济阶段的生产效率主要通过对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的占用、掠夺、勘探、开发和利用而提高和改进。与此同时，资本的投入和人力/智力资源的投入也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起到促进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的比重随着科技进步和资源的枯竭而越来越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人类开始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200年的工业化历程所消耗和利用的自然矿产资源和化石能源超过了以往历史年代的总和并已经消耗了地球资源的绝大部分。照此速度和规模，人类迟早会很快将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能源和关键性矿产资源耗尽。单纯或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必须寻求和开发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以承担人类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正是在这种生存困境和严峻现实背景下，代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新方向的知识经济应运而生。

知识经济的形成和产生从最初就是一个渐进和缓慢的历史进程。它源于人类对资源开发利用型经济“增长极限”困境的担忧和恐惧，经历了对经济、社会、人文“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探索和寻找，止于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向知识经济发展模式的最终转型的完成。知识经济概念的产生既是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对自身发展规律和客观世界运行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产物，是社会客观存在与人类主观意识作用与反作用，互动共进综合作用的直接后果。土地的不可扩大性，地球生存空间的有限性，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人类物质欲望的无限性等一系列矛盾属性必然导致以往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人类为了继续生存和发展，必须寻找一种以科技产业为支柱产业，以智力知识投入为第一生产要素的，摆脱主要依赖自然资源为发展要素的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早在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组织专家、学者开展了题为“用知识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型综合研究课题，首次从理论上探讨知识经济的前景和潜力。1996年，经合组织^[12]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经济”这个概念。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在许多先期完成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经济体中，知识经济已经或正在成为其主导经济形态。经过学者和专家长期观察和考察的结果，人类对知识经济的定义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知识经济就是以智力资源的投入、占有、配置，知识产品的生产(产出)、分配(传播)和消费(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13]在知识经济运行过程中，智力资源通常是指人才、信息、专业知识、科技发明、决策机制和管理方法等一系列主要依赖人脑和智能产生的思维和意识成果。智力资源的核心属性是创新和创意，包括制度创新、方式创新和意识创新。创新具有对现有智力和知识资源利用的重复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无限变化的可能性并存在于无限变化的过程中，从而总可以产生更新的结果组合。将具有创新和创意的知识智力开发结果根据市场运作的规律应用于商业价值实现的过程就可以产生新颖的物质产品和变化的服务方式，从而引发和促进更新和更多的财富创造。知识产品是指知识、技术和附加值高的高科技产品和高技能的专业服务。知识经济将社会生产和服务的方式和分工在专业和职业的基础上更加细化和专业化，创造出许多传统社会中不曾有过的新的专业和职业，从而解决了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实质障碍，即大众的就业需要。知识经济阶段人类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需要降低到最低水平，而将对自身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到最大程度，并且利用科技手段对自然资源进行循环利用，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的利用，从而形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协调同步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知识经济的发展的确主要依赖智力资源的投入。但这不意味着人类的经济活动就可以离开基本的物质需求。知识经济仍然需要自然资源的基本投入。从理论上说，宇宙是无限的，自然资源也是无限的。相对而言，我们地球赖以生存的光能的来源——太阳能也是无限的。即使是在空间有限的地球上，有些资源(海水、岩石、土壤、空气、风能等)在可以预见的人类未来，也是近乎无限的。从知识革命到知识经济，人类走过了漫长和曲折的征程。人类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并将这种知识成果逐渐运用于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形成了今天的知识经济的智力基础。知识经济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建立在人类智力开发和进步基础上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人类可以在地球现有资源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开始着手进行三大前沿科学领域中的研究(天体演化、物种起源和基本粒子)。^[14]对天体演化的研究将揭开宇宙空间的奥秘；对物种起源的探索将解开生命本质的机理；对基本粒子的探究将提高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人类在三大前沿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研究将进一步促进信息科学、基因科学、空间科学、新材料科学、新能源科学、海洋科学、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应用研究。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将直接和实质性地改变人类现有的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方式、途径和结果。例如，以电脑为主干的信息科学技术将可以无限度地提高人类对数据记忆和分析能力。基因科学可以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和在不增加现有土地、水利、农药和肥料投入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新能源技术可以利用海水中氢的同位素氚和氘在一定条件下的可控热核反应产生能源。因此，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用新知识、新发明和新创意改变现有自然资源的配置并加以利用，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智力基础和知识保障。

在知识经济阶段，经济增长和社会综合发展的内生动力更主要地源自于人的智力，更多地适应于人的能力，更明确地致力于人的福利。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积极潜力的充分发挥，贡献于社会的协调进步，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及和谐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源的培养、智力的开发、知识的储备与传承、科技发明与运用、制度创新与实践、观念的创意与更新等一系列与人工智能和知识应用有关的脑力行为方式与创新思维方式成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协调发展和进步的关键因素。毋庸置疑，促生这些关键因素的基础动力则来自于基础教育的普及和专业教育的提高，特别是前沿基础学科研究的实力。作为支撑前沿基础学科研究的高等教育的实力和发展趋势决定着一个国家在知识经济阶段的核心竞争力及相匹配的综合国力。研究和分析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应该基于这个分析框架之上，理清教育与知识经济之间、教育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之间，教育与国家综合国力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个人竞争力，教育与整体社会进步之间显然存在着正相关联系。而经验也表明，在知识经济阶段，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是不言而喻和不证自明的，因为无论是人文教育，还是科技教育，还是美学教育都可以对人的智力开发和观念更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方面，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和经验值得关注和研究。

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没有完全遵循人类历史经济发展三阶段的一般规律，而是走过一条颇为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这也是所谓“美国例外论”的现实基础。^[15]就经济发展历程而言，美国的经济体制脱胎和移植自欧洲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和成果。独立后的美国基本没有经历典型的劳力依赖型经济发展阶段。美国农业经济发展处于一个较高的技术起点和起始阶段上。美国农业从发展之初就借助了工业化和机械化的成果，具有许多现代农业的特征。例如，农田作业的机械化和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社会化。南北战争北方胜利后，代表更先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经济经营方式取代了较为原始的奴隶制分散型庄园式初级农作物种植经济。美国迅速完成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成为世界上比较早进入经济发展第二个阶段的大国。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和都市化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形态表现出典型的资源开发利用型经济模式。更为幸运的是，美国农业的顺利和成功发展为其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和剩余劳力。加之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优越的地缘政治位置进一步加速和促进了美国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进程。经过自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至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的50年的飞速发展，美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之一，奠定了美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领先地位。至“二战”结束之时，美国已经基本在各个领域里完成了现代国家结构体系的建构，建立和巩固了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开始了向新的经济发展形态的转型和过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从资源开发利用型经济发展阶段向知识智力推进型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型和过渡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和突变过程，而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重叠动态过程。在这个长期和渐变的转型过程中，决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生产要素(劳力、土地、资本、资源、智力、知识、技术、观念等)所发挥的作用是重叠与交叉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互动和互补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仍然起着基础性作用，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与利用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效益。然而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趋势、城市人口的增加、人口爆炸等)，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绝对稀缺性，土地的不可扩大性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依靠资源投入支撑的经济增长路径遭遇到许多不可克服的障碍和瓶颈。因此，人类必须寻求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应对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作为知识经济阶段最具内生动力的生产要素的知识与智力的开发、观念的创意和制度的创新具有可再生性和永不枯竭性。因此，从理论上说，依靠知识、观念和意识投入而产出的知识经济体系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性和属性。这也是人类经济发展三阶段中最具持久性和拥有无限发展性的经济阶段。尤其重要的是，知识经济的内生动力、驱动引擎和发展源泉来自于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高等教育引领着一个国家前沿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方向，代表着科技成果实用化的研发的水平，担负着科研成果向产业化应用转化的任务。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大众普及教育和专业高等教育是支撑其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石。这个教育基石作用的陈述是建立在知识经济独有特征基础之上的。有学者将知识经济特征归纳为“十化”，^[16]相当全面和系统地概述了知识经济的主要属性。如果将其“十化”更加准确的浓缩和提炼，并根据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应该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在终身教育的进程中，全民和社会教育普及化与专业、职业教育大众化；知识经济发展首先依赖于基础教育和基本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的高度统一，其首要前提条件是无文盲和无科盲社会。联合国对文盲根据现代社会特征的发展提出了更完备的定义。^[17]为了不断积累新的知识，创造新的观念，更新原有体制和管理方式，专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成为全社会和每个公民终身投入的事业。第二、资产和生产要素投入无形化、数字化和虚拟化；金融产业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并形成强大的杠杆作用以推动高风险、高回报产业的创新和革新。主要的生产要素以信息、知识、智力、创意和观念形式参与财富的生成和积累。而且这些以知识、智力和信息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要素的投入具有不可枯竭性、永继创造性和无限再生性。这也是经济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和保证。第三、支柱产业高科技化和服务行业智能化；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阶段不同，知识经济阶段的支柱产业将是知识密集型、自然资源节约型、气候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并且其主要产出要素的投入应具备可再生性和可持续性。第四、生产决策、经济运行、组织管理系统化和信息化；知识经济阶段中的生产决策是建立在高度准确的数据信息基础上的预测性和预后性计划决策，具有高度的相互协调性和贯通性。经济运行也是基于各个产业与部门之间相互信息透明和渗透的基础之上的有机运转和协调运作。经济运作过程中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均处于一种整体协调、相互融合的状态之中，具有高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同步性和相关性。知识经济阶段的组织管理机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实施和操作模式。由于这种组织管理机制是建立在充分采集信息和系统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并且经过缜密的数据处理和综合分析的过程，决策和结论最大限度地排除人为因素和主观臆断的干扰，表现出更多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因此，知识经济阶段的组织管理机制具有极强的潜在风险预测、危像分析、危险应对、危机化解和灾难控制等功能。第五、社会管理和大众信息沟通网络化。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是观念开放、资源流动和价值多元的社会。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的革新和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人与人之间物理空间中的实质流动以及虚拟空间中信息影像的电子网络交流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空间流动性和交往的速度和频率。以互联网、物联网、局域网、行业网、专用网、国家网为主干的数字网络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娱乐和交往的主要平台。第六、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经济贸易全球化；知识经济是社会化的规模经济与专业化的精细经济的协调统一。知识经济产生于信息社会，依赖于以知识创新和智力开发为基础的新型服务贸易的繁荣和发展。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人流的畅通无阻应该是知识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必要条件。而基于贸易自由化的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是这些生产要素流动的前提条件。网络市场和电子商务将成为世界服务和货物贸易的重要形式。由于知识经济发展阶段的可持续性和开放性，以上所列知识经济六个主要特征虽然不能穷尽知识经济的全部特点，但基本概括了知识经济不同于以往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属性。

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行为科学的综合研究成果表明，人类后天的行为能力或技能与个体先天智商和基因条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而建立在信息接收、接受、处理和归纳基础上所获取的知识则全部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和学习。^[18]知识经济，顾名思义，就是与知识相关联的经济。知识是知识经济中智力和智能资源的核心要素。教育是传播和传承知识，培养和培训人才的主要渠道。人才是智力资源的生命载体和输出源泉。教育的基础和基本功能就是普及和传播知识，培养和培训人才。因此，教育在知识经济中承担着枢纽功能与作用。由于在知识经济阶段教育与知识、知识与智力、智力与经济、经济与知识、教育与经济相互之间呈现和存在的对应、联动和互生的逻辑关系，知识经济的丰富内涵和典型特点对普及义务教育和高等专业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知识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整个社会职业和专业教育的普及和全民知识化。在知识经济阶段，教育目的、对象、期限、场合、内容和方式均与以往传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首先，教育的目的是实现全民知识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其次，教育对象针对的是不分年龄界限和职业范围的全体公众。从儿童到老年公民均要持续不断地接受新知识的积累、新技能的培训和新观念的熏陶。接受教育已经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第三、教育的年限从传统的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到终身职业和专业教育。教育已经不是人生阶段性的任务，而是一个人终生要不断追求的目标。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知识的更新、智能的升级和观念的创新。第四、教育场合和场所已经不局限于传统教育模式下的校园和教室。而是从实体空间的教室、图书馆、学校、培训中心发展到电子空间的广播、电视再到虚拟空间的网络。知识传播的速度和渗透的幅度大大提高和拓展，成为支撑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第五、教育的内容更加注重理论知识的研究与开发以及运用的能力。第六、教育方式主要实行启发式和参与式。参与式教育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师生关系和教学模式，提倡知识智力共享型和技能沟通提高型的教学教育方式。

任何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方向和路径均应建立在对未来正确和准确预测的基础之上。而对未来正确和准确的预测则应基于对过去的认识和现实的分析。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建立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的准确预测之上。因此，讨论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未来也必须在美国社会正在或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宏观框架下开展。从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呈现出信息社会的主要属性特征，初现知识经济阶段的端倪。美国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其核心竞争力源自于其领先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先进的科技创新能力、雄厚的研发应用能力和稳固的金融霸权实力。然而，支撑这些能力和实力基石则是其极具发展潜力和竞争活力的高等教育体系。尽管遭到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迅速追赶和激烈竞争，美国仍然牢牢保持着全球高等教育第一强国的地位。根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和美国《新闻周刊》2010年的全球高校排行榜，全球高校二百强中的前10名，仍然为美国8所顶级大学和英国剑桥、牛津占据。其他权威机构发布的全球顶级高校排行榜也显示出大致的信息。经过近400年的发展和演化，在汲取欧洲教育传统和发扬本土教育特色的基础上，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具备了雄厚的实力基础，表现出了自己独具风格的办学理念和教育传统。美国大学教育中最具生命力和活力的特征是其质疑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实践。美国大学的这三种关键意识的组合展现和诠释了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现实与未来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质疑意识继承了从古希腊罗马到欧洲古典大学再到新大陆哈佛学院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古希腊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被公认为质疑理念的鼻祖。而质疑精神和求实与实验精神一样，都是科学精神的核心理念。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19]的肯尼迪公园门柱上铭刻着已故肯尼迪总统的一段名言：创造权力的人对国家的强大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但质疑权力的人做出的贡献同样必不可少，特别是当这种质疑与私利无涉时。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寻求和发现真理。而质疑意识是科学精神的精髓之一，也是发现真理的必由之路。其次，自由、公平的竞争意识是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之一。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使用，从而可以达到资源最优化组合和效益最大化结果。竞争意识不仅可以激发社会组织机构的生机、活力和动力，还可以促进个人的进取心、想象力和创造力。第三，创新意识是知识经济发展阶段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创新意识和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创新作为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非常丰富的概念，包括观念创新、工具创新、手段创新、制度创新等。其中最关键和最核心的就是观念创新。建立对原有信息和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分析、处理、归纳、综合的运用所衍生出来的新信息、新概念、新知识就是一种知识创新的过程。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认知领域的扩展，理解能力的提高，人类所接收和面对的信息量和知识范围持续增加。因此，知识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无限开放和可持续的过程。建立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其他创新形式也同样是一个无限延伸和持续的过程。未来大学教育的中心就是要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征，重点是建立创新型教育体制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机制。很显然，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也必须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即以创新意识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美国的大学不仅具有悠久的创新意识传统，还制定了能与时俱进地确定和界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具体标准。普林斯顿大学在本科生培养目标的标准设计中就着重强调了创新型人才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结构的要素。^[20]

在美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基因谱系中，“创新”、“进取”、“开拓”精神从来就是其重要的品质特征。1922年，历史学家杰克森·特纳(Jackson Turner)提出了美国历史发展著名的“边疆精神”假设(frontier thesis)。^[21] 特纳认为，“边疆精神”是美国文化中重要的思维观念，是美国人不断开创更美好生活的意识基础，是美国精神的重要体现。在“边疆精神”的鼓励和鼓舞下，美国人陆续提出了“新边疆精神”和“高边疆精神”。就历史渊源而言，特纳的“边疆精神”是美国“西进运动”的产物，也是美国从领土扩张到文化扩张到意志扩张的典型符号象征。在“边疆精神”的鼓舞和激励下，美国首先完成了新大陆的领土扩张，将美国的边界从大西洋连接到太平洋；然后完成了从太平洋走向世界的全球势力扩张。1960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提出了“高边疆精神”理论，提出将美国人送上月球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将美国人的探索领域延伸到太空和宇宙。“边疆精神”真正上升为国家的文化意识和民族意志，将美国的探索精神扩展到无边无垠的宇宙，完成了“边疆精神”的国家意识形态化历程。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指引下，美国率先进入了一个“无边界”的扩张历程。这个历程既是有形物质力量的扩张历程，包括领土、领海和领空，也包括无形影响力的扩张，包括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美国的流行文化和美国的国家形象。弗雷德·赫钦格和格蕾丝·赫钦格夫妇在他们的《美国教育的演进》一书的第九章“未完成的诺言”中写道：“教育一向是美国无形的边界。它曾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深入到他们父辈感觉陌生和恐惧的领域，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他们在边界上总是能够发现希望和机会，使他们摆脱束缚，勇敢地奔向前方。”^[22]

【注释】

[1]英国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其传世大作《世界史纲》，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历史名著。该书编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8~1919年。当时欧洲经历了一战正处在战争的废墟之中。空前的浩劫和灾难迫使人文主义学者对人类的过去和未来作出深刻的反思。这成为该书的写作动机。此书从地球的起源开始，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2]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早年曾在牛津大学接受古典教育，并成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1919~1955年，汤因比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并多次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他的一生著述很多，但全面反映他历史观点并使他成名的是一套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这部书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汤因比史学的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作出了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作为“新斯宾格勒派”，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斯宾格勒创立的文化形态理论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3]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93, p340保罗·肯尼迪(1945—),英格兰人,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曾撰写和编辑过10本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198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的肯尼迪出版了《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此书独树一帜，打破了陈陈相因的传统，以全球性的宽广视野、引人思索的新颖观点、旁征博引的历史资料和逻辑严密的有力论证，广泛论述了 500 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沧桑巨变与兴衰存亡，引起了美国学术界、政界与读书界的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此书多处提及美国所面临的危险处境，肯尼迪被称为警示派历史学家(alarmist historian)。

[4]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教会的宇宙观，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因此使天文学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自然科学从此获得了新生，这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哥白尼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巨人。他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天文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由于时代的局限，哥白尼只是把宇宙的中心从地球移到了太阳，并没有放弃宇宙中心论和宇宙有限论。在德国的开普勒总结出行星运动三定律、英国的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才更加的稳固。从后来的研究结果证明，宇宙空间是无限的，它没有边界，没有形状，因而也就没有中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动，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5]罗马俱乐部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其主要创始人是意大利的著名实业家、学者A.佩切伊和英国科学家A.金。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的宗旨是研究未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发展的影响，阐明人类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引起政策制定者和舆论的注意。目前主要从事有关全球性问题的宣传、预测和研究活动。成立于1968年4月，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宗旨是通过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全球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提高公众的全球意识，敦促国际组织和各国有关部门改革社会和政治制度，并采取必要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由于它的观点和主张带有浓厚的消极和悲观色彩，被称为“未来学悲观派”的代表。罗马俱乐部主要从事下列3种活动：①举办学术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并经常不定期地举办专题国际学术讨论会或与其他学术团体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②制订并实施“人类困境”研究计划，组织其成员进行系统研究并撰写研究报告。③出版研究报告和有关学术著作。罗马俱乐部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基金会的赞助和研究课题的拨款。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它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做了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的预测，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性方案，在全世界挑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辩论。《增长的极限》是有关环境问题最畅销的出版物，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卖出了三千万本，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1973年的石油危机加强了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此后，较著名的研究报告有：《人类处在转折点》(1974)、《重建国际秩序》(1976)、《超越浪费的时代》(1978)、《人类的目标》(1978)、《学无止境》(1979)、《微电子学和社会》(1982)等。罗马俱乐部把全球看成是一个整体，提出了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全球系统观点;它极力倡导从全球入手解决人类重大问题的思想方法；它应用世界动态模型从事复杂的定量研究。这些新观点、新思想和新方法，表明了人类已经开始站在新的、全球的角度来认识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它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和它所开辟的全球问题研究领域，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综合地运用各种科学知识，来解决那些最复杂并属于最高层次的问题。在罗马俱乐部的影响下，美、英、日等13个发达国家也先后建立了本国的“罗马俱乐部”，开展了类似的研究活动。随着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书籍的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不仅对世界范围的未来学问题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唤起了公众的对世界危机的关注和增强了人们的未来意识和危机意识，从而促使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更多地从全球视角来考虑问题。

[6]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未来学大师、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1928年10月8日出生于纽约，纽约大学毕 业，1970年出版《未来的冲击》，1980年出版《第三次浪潮》，1990年出版《权力的转移》等未来三部曲，享誉全球，成为未来学巨擘，对当今社会思潮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托夫勒的妻子海蒂也是知名的未来学者，两人多次合作著述，2006年5月，两人的最新作品《财富的革命》全球同步出版。工业革命使旧有的许多政治结构为之埋葬，同样的道理，知识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第三次浪潮的转变，将对全球化下的国家造成相同影响。托夫勒在本书中提出警告：第二次浪潮的既得利益者和第三次浪潮的开创者的大争战一触即发、以“知识储备”为财富工具的社会将占领战略的制高点、“知产阶级”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托夫勒呼吁我们：人类不只在过渡，而是在转型；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新社会，而是一个崭新文明的再创造。托夫勒在本书中献上了他对人类所处困境的最新洞察并提出了各种大胆的预测。透过近年来的各种危机，托夫勒发现了与财富相关的三个基本原理—时间原理、空间原理、知识原理，三个基本原理互相影响，改变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掌握了这些原理，我们也就掌握了获取革命性财富的钥匙。

[7]1859年，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的序列作了完整的论述。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同时，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在这里，马克思用“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等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表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转引自《齐鲁学刊》1999年第六期文章，人类历史进程学说的逻辑支点—学习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一般进程的理论。

[8]吴季松：《知识经济学》，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5页。

[9]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为蒙古帝国图(1206~1405)写了如下说明：“来自亚洲腹地的原始游牧民族蒙古人，对世界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征服的规模无与伦比。……这是文明社会所经受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激烈的游牧民族的野蛮攻击，其后果十分严重。亚洲全部、欧洲大部分和非洲北部的政治组织都变换了。许多地区的人民被灭绝或四散，永远改变了其种族特性。世界主要宗教的分布也发生了改变。横越欧亚大陆的道路由一个政权所控制，旅行变得安全了。在中断了一千年之后，欧洲人又能进入中东和东亚了。”成吉思汗超越历史时空，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不仅仅影响一个民族，一、两个国家，而是影响了整个世界，其影响之大之深之久，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10]货币是指任何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和完全流动的财富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商品，都可被看做是货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是货币；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

[11]根据基督教教义原罪论，人类生而有七宗罪，即怒、妒、馋、贪、色、傲和懒。七宗罪的英文是anger, envy, gluttony, greed, lust, pride and sloth. 2008年3月，梵蒂冈新的社会罪更新了传统的七宗罪，把新七宗罪和现代社会诱惑联系起来。新七大罪为：伦理罪、从事基因改造科学实验、滥用药品、污染、社会不公、导致贫穷或少数人过度累积财富。

[1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是由30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成立于1961年，目前成员国总数34个，总部设在巴黎。经合组织的前身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该组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支持下建于 1947年，目的是协调二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作为北约组织的经济对应体而创建的经合组织在 1961年取代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立条约是于1960年12月14日在巴黎签署的。该条约附有多项关于组织特权、豁免权以及欧盟在OECD地位的补充协议。

[13]吴季松：《知识经济学》，第54页。

[14]这三大前沿科学的研究对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意义重大。探索天体演化引发了人类宇宙空间技术的发展；物种起源促进了人类基因工程(DNA解码技术、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的进步；基本粒子结构研究推动了高能物理和平利用的开展。

[15]Carl Degler, Out of Our Past, p.128.

[16]吴季松：《知识经济学》，第58页。

[17]联合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重新定义新世纪文盲标准，将文盲分为三类：第一类，不能读书识字的人，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盲；第二类，不能识别现代社会符号(即地图、曲线图等常用 图表)的人；第三类，不能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交流和管理的人。后两类被认为是“功能型文盲”，他们虽然接受过基本的识字教育，但在现代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请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网站信息。

[18]Sanford Nevitt, ed. The American College: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2. p.157.

[19]哈佛大学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它在20世纪30年代就建立了公共行政学院，下设两个系：政府系和经济系。在公共行政学院刚成立的时候，全学院只有20多名学生。当时并没有划分专业，两个系的学生同时学习两个系的课程。到了20世纪60年代，公共行政学院改名为肯尼迪政府学院，并进一步完善了课程设置，开设了政治、经济、历史、统计等专业课程。由于考虑到公务员培训的实际需要，在教学中大量采用了案例教学，并注重培养学员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肯尼迪政府学院成为哈佛大学最优秀的学院，其招生的能力已经超过了哈佛大学著名的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并且成为美国重要的公职人员培训基地和政府问题研究机构，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公职领导人员，并承担了大量的政府研究课题，对美国社会发展和政府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员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全日制的专业研究生，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公共政策硕 士(MasterofPublicPolicy)，学制2年；一个是城市和区域规划硕士(MasterofCityandRegionPlanning)，学制2年；再一个就是公共行政硕士(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学制也为2年。另外这三个专业也可以授予博士学位。另一种是在职官员的职业培训，也分为 两类：一类是为在职官员授予公共行政硕士学位的培训。这种培训要求政府官员脱产学习1年，通过各种考试后才能拿到学位；另一类是高级行政官员的短期培训教育，培训时间一般为3个星期到13个星期。培训的对象主要是政府机关内部的高级公务员，也包括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和市长。

[20]《中国教育报》2008年3月20日第12版刊登了眭依凡的文章。文章列举了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1)具有清楚地思维、表达和写作的能力；(2)具有以批评的方式系统推理的能力；(3)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5)具有敢于创新及独立工作的能力；(6)具有与他人合作的能力；(7)具有判断什么意味着彻底理解某种东西的能力；(8)具有辨识重要的东西与琐碎的东西、持久的东西与短暂的东西的能力；(9)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10)具有某一领域知识的深度；(11)具有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念相关之处的能力；(12)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

[21]Frederick Jackson Turner(November 14,1861——March 14, 1932)was an influential American histori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e is best known for his book,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whose ideas are referred to as the Frontier Thesis. He is also known for his theories of geographical sectionalism. In recent years western history has seen pitched arguments over his Frontier Thesis, with the only point of agreement being his enormous impact o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and the American mind.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address befor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hicago, 1893.

[22]Fred Mechinger & Grace Hechinger,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America, McGrow-Hill Book Company, 1975, p.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