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科必须改造

大学文科必须改造

科学上学科的划分，是在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出现的，这既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同时又有利于学科的分类管理和传播。到目前为止，科学分为三大类：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后来，又从自然科学中分出了技术学科。科学的划分又是分层次的，随着知识的日益积累以及新知识的不断创造，一些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地涌现。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它们既不断地分化，同时又不断地综合，于是学科越分越细，新的学科越来越多。这是人们创造性的表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

那么，学校的教育能否像学科划分那样来分别实施教学呢？当然不能，这是因为我国的普通教育是打基础的，要求学生必须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掌握最基本的文化和科学知识，为今后继续学习奠定基础。即便是大学教育，也仍然是高等普通教育，不可能在学习期间培养出专家。因此，大学的专业也不能划分太细，应当实施通才教育。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就是这种模式，他们已经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从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我国提出“一边倒”的口号，即坚决倒向苏联一边。在教育战线上，也提出向苏联学习，兴师动众地进行大学院系调整，把本来是完整的综合大学分割为文理综合大学和单一的专科学院，从而造成了理工分家的局面。与此同时，还采取了苏联的专业化的教学模式，使得培养的人才的知识面越来越窄。这次院系调整的不良后果，其影响是深远的，至今还不时地表现出来。例如，现在相当多的教师不适应素质教育，就是因为他们的知识面太窄，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知识面很窄的专业化的教育。

自20世纪80年代初，教育界的不少有识之士，大力呼吁实行通才教育，以克服大学生知识面太窄的弊端。他们指出，一些理科学生不会写论文，家书也写得文句不通。文科学生缺乏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不知道核能是怎么发出来的，不懂得电灯的维修……二十多年过去了，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甚至一些学校利用设立专业的所谓自主权，建立了更多的、专业面更窄的新专业。大学生知识面过窄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但是在文科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现在，文科教育似乎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否则它就很难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在我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大力进行了多方面教学制度的改革，使这所古老的大学焕发出了青春。那时，我已意识到文科教育必须彻底改革，并且已经在着手制定文科改革的方案，以便把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继续推向前进。可是，就在这时我突然被免除了校长职务，不得不使我的改革方案停止下来。我本想再掀起第二次改革高潮，经过十年的努力，希望把武汉大学的整体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我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这使我总有一种壮志未酬的遗憾！

我离开校长之职已15年了，在此期间我并没有放弃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只要有机会，我仍然在进行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虽然我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但是对于文科教育改革，我依然是很关心的，也许这是一种使命感吧。在这十多年期间，据我观察，我当年设想的文科改革方案，至今还没有人提出来，或者虽有人想过，但至少还没有看到有哪一所学校在全面实施这些改革措施。因此，我愿意把这些设想公布出来，如果能对我国大学的文科教育改革起到一点有益的作用，那就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了。

我国大学文科教育到底如何改革呢？在我15年以前的改革方案中，曾提出了以下三大措施：

第一，废除分文理科招生的办法，面对全体考生，文理并重，择优录取。本来，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很长的时间内，大学招生是不分文理科的。那时候，学文科的学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数理基础差才学文科，而是由他们的兴趣决定的。可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大学开始分文理科招生，高中也分文理科班进行教学。到底是大学分文理科招生在先抑或是高中分文理科班在先，对此我没有考证，反正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就我所知，高中分文理科班基本上是按照学生的数理化成绩来划分的，也就是说那些数理化成绩差升理工科大学无望的学生才被分配到文科班。当然，不是说没有个别学生是由于兴趣而自愿学习文科的，但绝大多数的学生是因为考理工科大学无望而学文科的。很显然，这种分文理科班的做法，是为了提高升学率而采取的措施，是应试教育造成的。本来，中学生处于打基础阶段，应当全面发展，无论文科或理科知识对他们养成良好的素质都是重要的，因此二者不可偏废。

人才学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人的才华是相通的，不能设想一个数理基础很差的学生，将来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反之，一个人文素质很低的人，将来也很难成为出色的自然科学家。这种例子在科学上是很多的，例如诺贝尔不仅是发明大王，而且他还有很多文学佳作；化学家霍夫曼不仅因发现了“轨道对称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而且他还发表了许多散文、诗歌和评论。同样地，在社会科学家中，也有很多人具有很高的数理素养，如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列宁等，对数学都有很深的了解。当然，少数特殊偏科的例子也是有的，但这是特殊的规律，我们既不能忽视那些特殊的人才，也不能以特殊规律代替普遍规律。

第二，设计和创建相关的实验室，实行直观教学，克服文科长期脱离科技实践的状况。长期以来，似乎文科与科学技术是不相干的，其实这完全是人为划分的。为什么文科教学只能是一支笔、一张纸，只能空对空地讲说章句、背诵经文呢？为什么只提理工结合而不提文理相互渗透呢？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文理分离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高新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文科与技术分离的状况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

在文科院系能否建立相关的实验室呢？对待这个问题，必须用一种新的思维方法来看待，应当认识到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是文科面临的挑战。当然，建立文科实验室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只有根据需要去创造。应当说，现在优越的科技条件，文理科相互渗透的需要，为我们创立这些新的实验室提供了可能。

在我1988年设计的改革方案中，曾经提出建立以下的实验室：在法学院建立模拟法庭、法医与刑事检测实验室、环境法与技术检测实验室；在经济学院建立经济信息实验室、计量经济模型实验室、证券模拟实验室；在图书情报学院建立图书情报检索实验室、图书微缩与修复实验室；在哲学系建立心理学实验室、脑科学与思维实验室；在新闻学系建立大众传播实验室；在历史系建立考古与文物复制实验室；在中文系建立文物与博物馆，等等。这些设想是否有可能性呢？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应当说这些实验室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当然也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从经费上说，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建立这些实验室并不需要很多的钱，比起建立理工科实验室将会少得多。因此，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改革措施，对于文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会起到革命性的变化。

第三，开设文理科相互渗透的选修课，合理地组成文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论是记者、作家、律师、经济师、会计师或是部长、省长、厂长、经理，都不可能再是科盲。在今天，文盲已不再是不识字，而是不会使用电脑、不懂最起码的科学技术常识。知识经济就意味着知识和经济已经融为一体，因此，不懂技术就不能从事经济工作，更不能领导经济工作。我历来认为，自然科学家是建设国家的，而社会科学家是管理国家的，这是科学分工所决定的。如果学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的人都去做官，那还要人文社会科学干什么呢？

为了培养参加管理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使他们能够参加和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我们必须培养具有合理知识结构的人才。因此，我们应当为文科学生开设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选修课。例如，自然科学概论、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发明史、创造思维方法、高新技术常识、生命起源、人类与环境、人类文明简史……当然，需要开设的课程远不止这些，根据不同的系科需要，我们还可以开出更多和更有针对性的选修课，以增强文科学生对未来工作的适应能力。

要实施以上三大改革措施，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下决心去做，我想没有不可以克服的困难。从实质上说，这些改革措施还只是行政措施（如招生）和物质条件，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然而，改革中的思想阻力要比物质条件的困难大得多。因此，我认为最困难的还是转变教育观念和提高教师的素质，这应当是我们改造文科工作的重点。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即使那些物质条件解决了，改革文科的方案也不能顺利地实施。

对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既关系到政策问题，又涉及许多方面的工作。很显然，要开展这项改革，必须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允许大胆进行改革试验。同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要有远见卓识，发扬大无畏的改革精神，作好改革中的思想工作，特别是教师的教育观念的转变工作，保证所需要的经费和物质条件。改造文科是一项全新的尝试，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各级领导应当采取抓好典型，以点带面，待获得成功的经验以后，再普遍地推广改革的做法。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断地总结经验，包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遵循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思想路线，我们就能够取得文科教育改革的最终胜利！

（本文曾以《为大学文科改革献计三策》为题载于2003年2月27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