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争鸣·真理

迷信·争鸣·真理——兼谈猿猴变人的问题

这个论题涉及三个不同思想领域的问题，我之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讨论，是因为它们都与创造有关。从本质上来说，创造的目的就在于认识和发现真理，甚至是创造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新理论、新学说、新产品。迷信与真理是对立的，有了迷信思想，不仅不能去认识和发现真理，而且也不能接受已经证实了的真理，只能信仰和接受本不存在的东西。争鸣是民主制度下的一种学术政策，是通向认识、发现和检验真理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障。

迷信思想自古就存在，它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在远古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类无力抵御一些重大的灾害、疾病，于是就产生了对人体以外某种神秘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依赖。例如，对于星象、卜筮、命相、风水、鬼神等的信仰，就是一种迷信思想。

世界上有各种宗教，每一种宗教又有不同的教派，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就其信教教徒的广泛性来看，影响最大的要算是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了。上帝是基督教徒信奉的神，是全能的造世主；佛陀（释迦牟尼）是从人到神的化身，是佛教徒崇敬的救世主；安拉是伊斯兰教信奉的创造之神，是伊斯兰教徒的第一信仰。虽然他们崇拜的神是不同的，但是共同点都是相信心目中的神是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不仅创造了世界，而且还主宰着世界。据统计，在西方国家中，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达80％左右，这说明迷信思想还是相当普遍的。

到底有没有上帝或神存在呢？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当然是否定的。但是，有一个证明上帝存在和否定上帝存在的故事，确实耐人寻味。证明上帝存在的人就是爱尔兰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他是在1654年出版的神造万物一书中证实的。他对《圣经》年表进行了浩繁的考证，准确地计算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第一天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而地球是在第三天，即公元前4004年10月25日造出来的。^[1]那么，上帝又是如何推翻的呢？这个人就是苏格兰的乡绅、医生，现代地学之父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1726—1797）。他于1795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地球原理》。他认为：“无法找到地球开始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地球结束的可能性。”他又说：“已知地球的存在是45亿年了，而上帝创造的地球，充其量只有6000年。”也就是说，上帝不可能创造一个本已存在数十亿年的地球，于是也就推翻了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除了迷信超自然力的神以外，还存在另一种迷信，那就是对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统治者的迷信。古今中外历代封建的统治者，无一例外地都要搞个人迷信，特别是那些没有民主法制的国家的统治者更是如此。因为只有个人迷信和崇拜，才能培养民众的愚忠，也才能达到独裁统治的目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必然要大搞一言堂，堵塞言路，禁止争鸣，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纵观历史，在中国古代、欧洲中世纪等历史时期，由于禁止争鸣和压制异见学说，不知酿成了多少惨痛的悲剧。

在科学上也存在着迷信，主要表现为对科学经典理论和科学权威的迷信，特别是对那些为人类作出过划时代巨大贡献的泰斗的迷信。我们应当尊敬这些科学权威，学习和发扬他们的优良传统，不断地把科学推向新的水平。但是，即使是科学权威，他们也不是没有缺点，他们也会犯错误。他们是人而不是神，因此决不能对他们或他们的学说抱着绝对迷信的态度。

爱因斯坦是20世纪公认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创立的相对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他也并不是一贯正确，他曾极力反对玻尔等人提出的量子力学统计解释。他还断言：“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能从原子中获得能量。”卢瑟福（Rutherford Lord，1871—1937）是英国核物理学家，他的声望极高，与牛顿、法拉第齐名。他的最大贡献是证实了放射元素的衰变和原子核的结构，并因此而获得了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但是，他却反对研究原子能，并武断地说：“谁企图研究从原子转换中获得能量，那他是在干一件荒唐的事。”可是，他完全错了，现在原子能已经普遍地得到了应用。类似的例子，在科学史上不胜枚举。例如，大发明家爱迪生强烈反对交流电，要求禁止使用。威廉·汤姆生（William Thomson，1824—1907）是英国一位极有创新精神和贡献诸多的物理学家，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但是，他也有保守的一面，曾坚决反对X射线存在，并断言：“X射线将被证明是一种欺骗”，“无线电没有前途”，等等。鉴于这些不幸的事时有发生，所以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瑞利（John William Rayleigh，1842—1919）曾发誓：“六十岁以后，不对任何新思想发表意见。”^[2]学术界有一句名言：“当一位杰出的老科学家说什么是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对的；但当他说什么是不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错的。”这话是有道理的，前车之鉴是应当引以为戒的。同时也表明，任何人对权威不可迷信，而作为权威科学家也不可故步自封。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因创立了生物进化论而闻名于世。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随“贝格尔号”海军勘探船环球考察，历时5年，收集到了大量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他根据二十余年积累的资料，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他以自然选择为中心，从变异性、遗传性、人工选择、生物竞争和适应等方面，论证了物种起源。进化论者认为，生物最初是从非生物发展而来的，现代生存的各种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达到多。

随后，达尔文又发表了《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等著作，对人工选择作了系统的叙述，并提出了性的选择及人类起源的理论。达尔文认为，自然界各类不同的生物，都是由古代同一祖先而来，而人是由类人猿的祖先进化而来。恩格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把它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另两项是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和细胞学说）之一。他对于从猿到人的进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3]

由于进化论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所以自《物种起源》出版以后，无论是在生物学抑或在哲学领域里，都掀起了一场风波，并形成了坚持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和坚持“神创论”的唯心主义的两大营垒。一般说来，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是信仰唯物主义的。自小学开始，就要进行社会发展史教育，使他们坚信人是由猿猴变来的。

那么，达尔文关于猿猴变人的观点是否正确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应当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应当肯定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当时教会还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进化论对于抨击神创论的唯心主义、宣传科学的唯物主义思想，确实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达尔文当时提出猿猴变人只是一种推理或是假说，尚待以后的考古发现或其他方法来证实。现在看来，这个假说是值得怀疑的，当今许多的新发现，已经动摇了达尔文的这一论断。

其实，自进化论创立的一百多年以来，对于猿猴变人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一起最著名的“猴子案件”（Monkey trial），也称作斯科普斯案（Scopes case）。这是一场“圣经与科学的大战，这个故事后来又以传奇手法描绘成为舞台剧和电影《风的遗产》”。^[4]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的田纳西州的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学校讲授进化论课。州长虽然签署承认该法律，但同时声明政府不曾执行此法。反对这项法令的人，制造了一起试验性的诉讼事件。一位叫斯科普斯的科学老师，自愿担当被告角色，于是拉开了一场滑稽的法律论战。

当时，双方的律师都是政坛上的显赫人物，领头起诉的律师叫布赖恩，曾经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并在威尔逊总统任期内担任过国务卿。他笃信圣经，反对达尔文主义，认为达尔文的理论会引起社会道德的衰败。被告人斯科普斯的首席律师是著名的刑事法专家克拉伦斯·达罗，他是支持不可知论的演说家。达罗巧妙地诱使布赖恩走上证人席，让他以圣经的权威作证，在盘问时大大地羞辱了布赖恩。在这之后，达罗竟一反常态地承认他的委托人即被告斯科普斯确实违反了州法，并请求陪审团给他定罪。最后，法院宣判对斯科普斯罚款100美元。后来，上诉到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法院一方面因“技术细节”取消了100美元的罚款，另一方面仍坚持认为讲授进化论违反了美国联邦宪法。从法律的观点，这宗诉讼案并没有明确的结果。但是，从宣传舆论上看，一般都认为达尔文主义大获全胜。

八十多年前发生的那宗“猴子案件”，虽然是戏剧性的，但它毕竟是一件试验性的诉讼事件。在民主制度下，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进化论，都可以进行辩论，不能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同时也说明，围绕着猿猴变人的问题，始终存在极大的争议。正如英国自然博物馆资深的古生物学家科林·帕特森所指出的：“进化论和创造论（实际上是神创论）都好像包括了很多知识，可惜名不副实，都是伪知识（Pseudo－knowledge）。”“在这种情况下，进化论的高调越来越像当年的创造论。”^[5]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考古化石的新发现，达尔文的猿猴变人的观点，越来越受到挑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詹腓力，于1998年出版了《审判达尔文》一书，可以被看成是众多的挑战者中的代表。我并不赞成他的书名所表达的观点，这无疑是极为偏颇的。但是，他毕竟对达尔文的猿猴变人提出了质疑，可以引起人们广泛的争鸣。该书一问世，立即被翻译成7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无论是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及神学家，都热烈地参加讨论一个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题目——再思达尔文及其学说。

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研究创造教育。作为一个崇尚创造的人，应当具有不迷信权威、大胆质疑、敢于批评、勇于探索等多方面的素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猿猴变人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我显然没有掌握充足的论据，仅仅是从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逻辑推理而得出的看法。我的推理基于三点：第一，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渐进变化的观点，如果人是由猿猴变来的，那么在猿猴到人之间，应当有无数的似猿非猿和似人非人的中间过渡态。可是，几十万年以来，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中间过渡态，尽管猿猴和人类本身都存在缓慢的进化，但是猿猴仍然是猿猴，而人依然还是人。这种现象与达尔文渐进的观点是相矛盾的。第二，如果人是由猿猴变来的，那么猿猴又是从哪里演变而来的呢？达尔文并没有提出合理的答案。第三，如果人是由猿猴变来的，那么是否自然界里每一种动物都是由另一种动物变来的呢？例如，虎是否从猫变的，狼是否从狗变的，鹿是否从羊变的……但是，我们也找不到它们变化的中间过渡态。这些都说明，物种本身虽然存在进化，但是一种物种与另一种物种的区别，是由于它们的特质所决定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基因决定的。

从此以后，我开始注意有关猿猴变人的报道，希望找到科学的证据。有人说，达尔文的猿猴变人是在打瞌睡时说的胡话。^[6]这种说法是极不严肃的，你可以不同意达尔文的观点，但不能用这样的讽刺语言来诋毁达尔文严肃的科学研究。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迭戈·亚什休认为：“从考古、生物基因遗传和地球生物演化中可以发现，生命的起源和发展，无不遵循着‘种’的原则。即是说，‘瓜就是瓜、豆就是豆’，不管生物如何演变，瓜不可能变为豆。种种迹象表明，人类是不可能从猿猴进化而来的。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类人猿再与人接近，也只能是猿，不可能是人类的‘祖先’。”^[7]

达尔文的进化论创立以后，曾经风靡一时，但为什么在一百多年后却陷入了困境呢？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达尔文是人而不是神，他像爱因斯坦、爱迪生等许多大科学家一样，在科学研究中也会犯错误。凡是科学假设，能证明的就是真理，否则就不是真理。像由猿猴变人这样的假设，迄今并未得到证明，它之所以流行了一百多年，是由于对达尔文、更多的是对恩格斯的迷信。这本来就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必扯到意识形态上去，应当开展实事求是地争鸣。但是，过去并没有这样做，致使这个问题被掩盖下来了。

从当代科学发展水平来看，达尔文进化论中关于由猿猴变人的假设，之所以陷入了困境，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理论上的困难。达尔文主张渐变而反对大突变，用他的话来说，“大突变等于一个奇迹。再极端一点来说，大突变几乎与特创论（Special Creation）没有什么区别”。本来，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决支持者，但他在一封信中也警告达尔文说：“你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然界绝无大跃进的观点，使你陷入不必要的困难之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查·戈尔德施米特列出一系列复杂结构，他认为从哺乳动物的毛发到血红素都不可能由小突变渐渐累积而来。于是，他作结论说，进化论已经完全瓦解了。就连达尔文自己也说：“如果有人能证明，任何现有的复杂器官，不可能是从无数连续的、微小的突变而来，我的学说就必完全瓦解了。”^[8]

其次，达尔文进化论最大的难题还在于化石。绝大多数的人都相信，达尔文进化论的最大的敌人并非神职人员，而是化石专家。达尔文及其信仰者深知，他们的理论最终被确认，唯一的途径是需要用化石来证实。当初达尔文坚信，生物进化过渡中间态的数目非常庞大，他甚至说大到不可想象的程度。然而自达尔文起，人们一直在寻找生物渐变的中间形态的化石，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就连忠心支持达尔文的赫胥黎也为缺乏连续的中间型而烦恼。达尔文也不得不向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一种生物演化成另一种的过程是借着难以了解的微小的步伐，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到处找到大量的中间型呢？为什么我们在自然界找到的生物都是种类分明，而不是相似难分的呢？”^[9]

考古新发现与进化论者所希望的相反，在斯蒂芬·斯坦利所著的《进化的新时间表》一书里，记录了美国怀俄明州的大羊角盆地埋藏了5 000万年连续不断的化石，而这段时间又正好是哺乳动物在地球上出现并开始征服全球的时期。古生物学家们本来是希望从这些非常完整的化石中找到可串联的化石，为生物连续不断的进化作证据。但事实恰恰相反，许多被认为是“祖先”的种，竟然跟其“后代”同时存在。并且，在整个化石记录中，没有一处清楚显示任何生物从一种转变为另一种。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古生物学家在云南省澄江县，发现了大面积古生物化石群，迄今已累计发现四十多个门类的八十多个动物化石。这一重大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为全世界所瞩目。1995年4月，在南京举行的“寒武纪早期生命‘大爆炸’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生物研究所陈均远研究员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他认为：“已有46亿年历史的地球，最初是没有生命的荒漠，直到32亿年前，才在海洋中出现了仅有单细胞的菌类、藻类等低级生物。经过缓慢的发展，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由单科性到多样性的飞跃。古生物学家称这次革命飞跃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而保存完好、栩栩如生的澄江动物化石群，就是这次生命‘大爆炸’的有力佐证。”与会专家对这一新的学术观点给予了肯定。^[10]

这一重大发现，以确凿的事实证明现代动物的“祖先”的演变发展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也就是说，在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上的生命在形式上出现了飞跃。这一论点，对于达尔文生物进化“渐变”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对于由猿猴变人的推论也是一个否定。

再次，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最新结果，也不支持所有生物“祖先”相同的假说。达尔文主义者在碰到化石困难之后，他们又把希望转向分子生物学。他们认为：“分子结构的相似乃是证明进化的事实。”但是，2000年6月26日国际人类基因研究组公布：人类基因图谱已经全部解译出来。结果表明，地球上人与人之间99．99％的基因是相同的。^[11]同时还发现，来自不同人种的人比来自同一人种的人在基因上更为相似。在整个基因组系列中，人与人之间的变异仅为万分之一。这些研究结果，不仅不能作为达尔文生物进化的证明，反而证明了林奈的生物分类学说。分子生物学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大自然中生物类别是彼此隔绝的，其间并不存在过渡状态的生物。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看，达尔文关于猿猴变人的假设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但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它，似乎还应当做更多的论证工作。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能再向少儿灌输人是由猿猴变来的观点，否则就是以讹传讹了。对待达尔文在科学上的地位与贡献，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否定一切，应当考虑到历史的条件和局限性。我们应当把进化论与猿猴变人的观点区分开来，尽管它们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就连口出狂言要“审判达尔文”的詹腓力也表明他支持“微进化”的观点，但他反对“广进化”的思想。所谓“微进化”是指生物物种因遗传、自然选择而演化出新的物种；而“广进化”是指一切复杂的动物、植物都是由同一的单细胞的“祖先”进化而来。

通过对猿猴变人这一假说的探讨，我是想说明无论对科学权威或是他们的经典理论，都不能迷信。在科学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绝对要允许争鸣、允许批评。任何真理都是能够被证实和能够重复的，一切人为地压制争鸣的做法对于发明创造是有害的。达尔文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生物学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学说，我想如果他们在世，也一定会根据最新考古发现和基因研究的新成果来修正自己的观点。

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既涉及生命的起源，也涉及宇宙的起源。当今，基因工程的研究和对月球、火星等外域空间的探索，就是希望揭开这两大起源的秘密。也许，这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人类的探索会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最后，人类终会揭开人的真实的本相！

【注释】

[1]参考消息，2002－04－29．

[2]王选．科学研究中权威也会犯错误［N］．光明日报，2003－04－0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8．

[4]［美］詹腓力．审判达尔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4．

[5]［美］詹腓力．审判达尔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9－10．

[6]当代杂文，1996－10－18．

[7]武汉晚报，2000－03－23．

[8]［美］詹腓力．审判达尔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45、55、110．

[9]［美］詹腓力．审判达尔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45、55、110．

[10]文汇报，1996－08－27．

[11]武汉晚报，2001－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