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给一个忙碌的理由

能否给一个忙碌的理由

现在大学里的老师一般都认为:只要学生比较认真的学习，通过考试都没问题，压力并不大，可是却总有不少学生就是不能进入状态，反倒提出: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能给我们一个忙碌的理由吗?于是，老师的抱怨和学生的抱怨总是不能休止，教师一般是按着现实教育思想、内容、方式进行教学，由于传统与体制的原因即便出格也出不到哪儿去，况且，教师一般自认为有知识、有经验，会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学生。而作为教学的主体:学生，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却要面对理性与现实、人性与神性的矛盾，特别是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个性的唤醒，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突现的时代更是如此，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实际上可能无法体会，而对于比较传统一些的教育者，就更不容易体会。不过，主体的觉醒，还是反映了人性必定是要被尊重的，就像劳动一定要被尊重一样，学习作为一种付出也是要被尊重的，而老师、学生、体制之间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提升，需要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

我们不免要考虑促使教育转型、改革的动力是教育的主体(学生)还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教育部门和教师，应该说，学生的抵触所凸显的是教育的根基问题。然而，学生不一定会表达，只能采用被动或无声的抵抗，这恰恰表达了根基上的、必须重视的矛盾。

我们的教育在乎什么?学校在乎什么?教师在乎什么?家长在乎什么?学生又在乎什么?我们的教育似乎更在乎生存本领教育，尤其是多年来生存环境变差、基本教育上的欠账，生存竞争的加剧，使得学校、老师、家长、学生都处在紧张、惶恐的情绪中，于是，本来就功利的文化，变得愈加功利，甚至没有时间去面对、思考社会、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一味重视科学教育，轻视人文、艺术教育，本来应该成为教育主体的学生，却只能是教育的承受者，作为人的本身的潜力似乎不容易被挖掘出来。

从传统上来说，教师的作用是传道、授业、解惑，单从表面上看就有些沉重，对于青少年天真的头脑来说，似乎过于正统。首先，传道，到底能不能传出道理(世界本身的道理)；授业，能不能让学生有生存的本领(这要看我们教什么、怎么教)；解惑，到底能不能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消除学生心中各个方面的疑惑。如果这些作用的实际效果低于学生的预期，或者远远低于学生的预期，学生还会认真地接受这种教育吗?如果这些作用所通过的手段、过程超出一般人承受的限度或是与人的认知特点、规律不符，那也不会达到好的效果，或者教授的内容与应有的内容有偏差就更是另一回事了，况且，教育作用的上述定义是否还不完全或不准确，至少，在功利文化的框架下的解释就会偏离人性文化的意义，当这种定义或其解释不能够符合人性文化时，教育的效果自然另当别论，学生不情愿接受也正常。

总的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似乎更适于功利文化框架下的解释，而在真正的人性文化框架下似乎还不够，也就是说对东方文化的解释比较容易，也易于接受。但对于西方注重人性、个性的文化框架下，就会有不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上能够接受，但21世纪东西文化交融的今天，首先受到熏陶作用最明显的年轻人就比较难于接受了。解决的办法看来有两个，一个是按照人性化的原则进行矫正，另一个是对教育的过程进行人性化的矫正。

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在功利性文化(或者说是狭义的理性文化，至少不是笛卡儿和康德所提倡的理性，在这种狭义的理性中就不会有布利丹的驴子，于是，获取真理的机会就少了许多)的驱使下，我们更多的人很忙碌，但社会整体却是冒着偏离真理的风险，于是，或许更多的个体不会获取太大的利益，而只是游走在机会主义的边缘上。事实上，从小孩到大人似乎都一样，忙碌之余，由于思想、精神、审美价值观的缺失，或许就只有通过玩赌博游戏来打发时间，想想看，中国人用在纸牌、麻将等赌博上的时间有多少?普及的面有多广?似乎，赌博游戏是一种疲劳、郁闷的发泄，可是，这赌博游戏对于文化、文明的提高似乎正面作用实在不能算多，反倒其消极影响确实不少，对后代的影响也极其严重。如果父母的业余时间总是玩这种游戏，他们能够带给孩子什么样的一种审美价值观?这也是中国的功利化文化传统所带来的理性疲劳的比较单一的释放方式，可是，似乎非但没有促进文化的提高，反倒影响了文化的进步。这或许就是功利性忙碌所造成的弊端。

其实，忙碌的目标没有错，但忙碌有偏颇，与人性、个性的特点，与广义的理性文化是有悖的。所以，现在的孩子不容易接受，而传统文化影响的人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传统思想对人性、个性相对是封闭的，而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性和个性的力量开始显现。

目前，人们对劳动报酬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得企业“用工荒”突显，这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显现，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低端劳动太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以及教育培养更多貌似高端的人才的矛盾。而我们更看中的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人性、自身生存意义的感悟，思考更多的是人生生存价值的问题，如果能够依此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找回应有的审美价值观念，那是很好的事。这样一个事件也应该能够触动教育的主导者、管理者、教师、家长去思考，到底如何对待教育、对待学生的意见，也必将触动学生思考更多人生价值观念的问题。如何成为人生的主角，去焕发人性、个性的潜力，去实现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种潜力才是真正、执著的追求是坚持不懈的保障。

功利文化对坚持的态度、意义、目的的看法，功利文化注重目标、注重基本的目的，在赋予了人都是可教化的理念的前提下，为了目标，实现的途径也是比较单一的，于是，传统教育就有了“头悬梁，锥刺骨”式的，为目标而努力、刻苦的教学理念，过程确实是苦涩的，我们不妨认为这种观念还是把人性、人生异化了。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思想的束缚，人们对此是接受的，可如今在世界文化交融，人性与个性重新认识的时代，学生就逐渐对此失去了耐心。

人生存到底为了谁，这是一个辨证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尖锐的、敏感的问题，不能正确回答，也会影响教育的思维。史蒂夫·乔布斯的一句名言:“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我更愿意相信，为自己而活和为别人而活是相对的、辨证的，为自己而活是活出为别人而活的资格、资本，为自己而活的兴趣、价值、风格；为别人而活是为了活出人性、活出道德、活出高尚、活出快乐环境。就像利己和利他的关系一样，不能割裂开来，个体是集体的基础，个体的内涵丰富、丰满必然孕育着总体的活力。所以，现在的学生对人生自主意义的追求，一方面原因是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的短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的进步，而不能把它当做自私来批判，这似乎也是当今思想教育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不敢谈个性、不敢谈利己的大公无私的观念，但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风格，不用说整体的活力，连我们为人民服务的资格都少之又少。

毛主席对青年人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学生会说:“希望太遥远了，我们现在怎么办?”老师说:“你们要刻苦努力学习、培养自己的本领。”学生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请给我们一个忙碌的理由。”老师说:“我们的老师就是这么教我们的，坚持就会有风格、有回报。”胡雪岩说:“风格是坚持出来的。”学生说:“可是，我们如何坚持得了?”是啊，说了一圈，还回到原处:如何坚持?靠什么坚持，坚持的意义在哪?坚持的动力在哪?难道就这样忙碌吗?看来我们是应该有一个不回避事实的回答。

为什么总是要那么忙碌，学生为什么不愿意总是忙碌，也是因为，我们的学习，讲要求多于讲原因(于是，学生就更多地要认可、服从，至少是短期内服从、照做，这种硬性的纪律使学生畏惧，长此以往，思维的惰性就形成了)、讲方法(程序)多于讲思想(思想总是指导一切的最高层次的，缺乏思想就意味着上升空间的有限)、讲目标多于讲细节(于是，缺少了细节的做的体验，缺少了兴趣、陶醉感的来源，这些缺少了，就等于缺少了做事的激情)、在乎共性多于在乎个性(虽然笛卡尔的一元原则是个人主义的，但最起码应该明白个性是共性的基础，离开个性的共性就没有多少活力和激情了)、社会对会说的比会做得更愿意接受(会说的有会推销自己的嫌疑，情商相对发达，也是社会的生存环境压力的一个结果，于是，独立的个性容身之所就更狭小了，使得个体常常会感到，忙活了一顿，结果白忙活，对自尊心是一种打击)、关心目的多于重视欣赏(这是功利性文化的特征，致使做事的思维自觉地收敛，自觉地淡化细节，自觉地泯灭个性和联想，这一切都淡化了细节、过程，也就淡化了精神和审美的精益求精的追求)、模仿多于创作(模仿本身就有竞争的成分，也是落后的心态容易采取的功利的措施，但功利就是功利，一定要承认，并在适时进行调整，创作是基于个性风格的、基于审美价值观的、基于多元联想的、精益求精的、非竞争性的、非急于求成的)、似乎神性多于人性(这是前面一系列的倾向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倾向会随着竞争的加剧、环境的恶化而愈演愈烈)。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教育过程的弱点，但要想矫正实在太难，估计是一个慢的过程。

回到主题上来，我们如何给学生一个忙碌的理由，让学生如何去坚持学习，培养自己的风格?

基于天赋的基础的坚持(个性、兴趣的坚持，艺术家的坚持风格)，这是一种需要弘扬个性的坚持，杰出的成功者一般都具有这种坚持的精神，这种坚持是把目标和过程的细节结合在一起的坚持，是把成就感和兴趣结合在一起的坚持，既能窥见目标的感召力，又能发现细节的意义与乐趣，具有这样素质之后，就容易摆脱世俗的一定的偏见，当然，社会如果能够提供良好的、鼓励个性的、不是功利性的文化环境，这种坚持就容易成功，否则，失败也是正常的，同时，还在于社会生存环境的压力，如果一开始生存环境压力较小，这种坚持就能够得到发挥，也会感染后继者，但如果生存环境压力太大，那这种坚持就不太可能持续。这种坚持本身就需要优良的文化环境，如何能够把个人潜力挖掘出来，把天赋体现出来，把个人的价值体现出来，这需要社会的扶持，所以欧洲人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

基于朴素情感的坚持，中国农村人口居多，加上多年来生活水平低下，对生活质量不敢有更多的奢望，于是，朴素的情感对中国人来说是丰富的，也造就了勤劳、朴实的形象，朴素的情感要求，是基本的人性要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基于这种朴素的情感的坚持如果不能与个人的特点相结合，或者个人不能具备一定的人文、审美素养，就只能维持在朴素的情感层面上，坚持的质量也会比较低，朴素的情感如果不能上升到对人类、对自然的理性审美价值观念上实现对接，出路就看不清楚。我们现在时常说起五十年代的人们如何地朴实、能干、能吃苦，可现在，我们似乎不可能这样来要求我们的后代。我们也时常说起刚刚恢复高考制度那几届大学生的学习，多么的能吃苦，可现在却不能以此来衡量目前的大学生。

基于理想教育的坚持，必须解决头顶理想蓝天和脚踏现实大地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有成就，可脚踏现实，意味着理想要落地，怎么着路?就必须有正确的审美价值观，还必须与个性结合起来，这又回到了人文教育上，并需要提升人文、艺术素质，提升审美价值观念。应该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教育，科学文化是重视了，但人文素质重视的远远不够，于是，理想无法着路，势必造成坚持也不会是太高质量的坚持。

基于苦难经历的坚持，由于较长时期、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低下，穷则思变，获得了巨大的前进动力，有的人会在苦难的经历中奋起改变生活，也确实出现若干优秀的榜样，他们获得了超常人的毅力和耐力，确实值得赞扬。但是，这种耐力、这种坚持要想持久，真正获得成功还必须与人文素质、审美价值观的培养相联系，也必须回归到人性、个性的发挥和把握上来。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对于所有人真正缺少的是什么。

而更重要的是，教育要有一个人性、个性保护的环境，然而，社会对坚持的支持是很不够的，“十年动乱”的时候，是不能谈坚持的，因为那是一个剔除异己、消灭个性的时代。如今，时代算是进步了，但对人性、对个性的保护还是不够的，因为人们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的印记已经过多次动荡的摇摆，思维混乱、审美价值观扭曲，似乎不知道是否该坚持什么，如何坚持。当社会对个性的潜力不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那么，这种坚持就只能是表面上的，最起码不能有一个较高的层次。

勤劳、善良似乎是中国人的一个标签，中国的农民很多，我们祖祖辈辈的勤劳、忙碌、善良、淳朴，却似乎始终受着生存的困扰，朴实到一心一意地为了子女勤劳、忙碌，可现代人开始质疑这种勤劳、忙碌的意义，这是文明的倒退还是进步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一定包含着勤劳、善良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勤劳、善良、淳朴还没有真正让我们摆脱生存的困境，那么，质疑或改良就是有意义的，事实上，再加上智慧可能更完善一些，现在的学生开始质疑我们特色的“勤劳”“忙碌”。这是有意义的，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只有理清这个问题，知道我们缺什么，再去矫正，使勤劳、善良加上智慧，或许就会更好，可是智慧在哪?需要我们做横向、纵向的学习、比较，汲取多元文化的营养，才能够获得，而首先必须面对的是学生的质疑，从主观上自觉地、积极地解决问题。那种始终强调学生应该努力学习而不从教育改革入手的生硬的教育方式应该是武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