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即学校”的德育理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个人生活汇集起来，就形成社会生活。无论是谁，他的生活都无法脱离社会，无论在哪里生活，他都是社会生活之一员，无论什么样的生活都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即教育”的理论既已经成立，“社会即学校”的理论也就顺理成章了。陶行知说：“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社会即学校”理论与“生活即教育”理论是一体两面，互为里表，联系紧密。因为“生活即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与“生活即教育”理论的提出一样，“社会即学校”理论的提出也同样是对只重书本、割裂生活、脱离实际的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种颠覆。但还不仅仅在于颠覆旧教育观念那么简单，陶行知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国计民生、教育的发展现状、民众受教育状况提出来的。陶行知作过调查，算了一笔账，他是这样算的：“每一个小学生每年要用八元九角钱的教育费，民众学生每年要用一元八角钱的教育费。现在中国有二万万失学成人，七千万失学儿童。这二万万七千万人当然是我们大众教育的对象，照上面的费用算起来就得要十万万元才能普及初步的大众教育。”十万万元，以当时全面抗战的中国国力来说，不啻是天文数字。所以，“这个数目不但是大众自己办不到，就是教育部，去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筹到三百多万元的义务教育经费，对于这十万万的大众教育经费也一定是筹不出来的。”国家筹不出经费，民众亟需受教育，陶行知的思路是“一定要突破金钱关”，对策就是“社会即学校”，运用社会的力量，应对社会的需求，使教育生动起来，活跃起来。他说：“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的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
“社会即学校”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即学校”德育理论拓宽了道德教育领域。
当时中国教育之弊主要在于两点，一是趋于落后，学校数量不多，尤其是乡村更是被教育遗忘的角落。国力贫弱，战乱不断，教育的发展可谓步履维艰，德育的进行也基本限于学校、限于书本、限于先生说教。二是趋于“小众”，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就是“文化的组织是被小众捏得死死的。学校里的训育管理变成官僚化。学生只是被治而失去了自治。”官僚化的训育管理使教育死板僵化，被治而失去自治的学生则读死书、死读书，这种教育等同于把文化关在监牢里，把道德沉在死水里，教育既无法发展，德育更无从有效实施。所以，陶行知大声疾呼：“我们要把文化从模范监牢里解放出来，使它跑进大社会里去。”所以陶行知竭力推行社会即学校的德育理论。
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来”，影响更为广泛；社会即学校，“茶馆、酒楼、戏院、破庙、茅棚、灶披、晒台，甚至于茅厕在今日都成了大众的课堂”；社会即学校，“工厂、农村、店铺、家庭、戏台、茶馆、军营、学校、庙宇、监牢都成了大众大学的数不清的分校”；社会即学校，“客堂、灶披、晒台、厕所、亭子间里都可以办起读书会、救国会、时事讨论会”；社会即学校，“整个民族解放运动成了大众的课程。教师学生和大众是站在一条民族自救的大路上，从前教师与学生间、学生与大众间的围墙都要打通”。想象一下，这是多么广阔无疆的学校，这是教育内容多么丰富充实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道德教育将会无比生动，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道德教育领域将会大大拓展。
其二，“社会即学校”理论为道德实践提供更宽广的空间
提倡社会即学校，就是把社会与学校之间的藩篱打破，把学生与民众的隔膜打破，把学习知识与关心民族、树立理想志向的区别打破，给学生们、民众们一个宽广的空间，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去实践、去建立良好的道德品质。
陶行知抨击旧教育，“把无所谓的功课排得满满的，把时间挤得滴水不漏，使得学生对于民族前途和别的大问题一点也不能想，并且周考、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弄得大家忙个不了，再也没有一点空闲去传达文化、唤起大众。”陶行知认为，“对于民族前途和别的大问题一点也不能想”，这不是小问题，而是人生观、道德观缺失的大问题。
所以他提出“社会即学校”德育理论，“社会即学校这一原则要把教育从鸟笼里解放出来”，把学生从鸟笼中解放出来，教育的世界是整个社会生活，而整个的社会生活就是学生任意翱翔的天空。“社会即学校的原则，要求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打成一片”，使教育深入社会生活中去，和劳苦大众的生活相联系，使教育不再成为“少爷的手杖，小姐的钻戒，政客升官的梯子，书呆子的轮回麻醉的乌烟”。“社会即学校”就是在教育与劳苦大众生活相联系的同时，学生们可以走进大众生活，了解大众疾苦，在劳苦大众中学习朴实、勤俭、刻苦、忠诚的好品质；学生们可以走进社会生活，了解时局，关心国事，培养爱国爱民、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社会即学校”的德育理论为道德学习和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其三，“社会即学校”德育理论推动教育的进步
陶行知曾说过：“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很明显，这是陶行知对中国旧教育的批判，“无能的教育”对于人的学识养成和道德成长缺乏积极的意义和效果，“盲目的教育”游离于生活、社会实际、人民大众、时代需求之外，“无能”且“盲目”的教育是落后的教育，是急需改革的教育。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的德育理论，就是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教育资源，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拓展教育的外延，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社会即学校”德育理论是倡导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需。“社会即学校”德育理论是主张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使学校教育真正融入社会生活之中。“社会即学校”德育理论是提倡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就办什么形式的教育。“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即学校”不是教育随意论，而是教育进步论，以教育的进步促进人的进步。
陶行知说：“人为物质环境中的人，好教育必定可以给学生以能力，使他为物质环境中的主宰，去改造环境。”“社会即学校”可以变传统的“死教育”为活的好教育，使学生知识进步、道德进步，具备改造环境、改造社会的能力。陶行知说：“学校是为社会设立的，学校而没有改造社会的能力，简直可以关门”。“社会即学校”可以实现教育改造社会的目的，因为“社会即学校”的广阔天地能够让学生受到锻炼，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能力，升华自己的道德，也能够将教育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让广大民众接受教育，提高觉悟，这样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受到了社会生活的洗礼和改造，而“社会是个人结合所成的。改造了个人便改造了社会，改造了社会便也改造了个人。”教育若能够达到改造社会，改造个人的目标，那便是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进步。由此可见，“社会即学校”德育理论可以促进教育进步的步伐。
陶行知提出了“社会即学校”德育理论，他在教育实践中也大力奉行这一理论，“工学团”这一教育形式就是“社会即学校”德育理论实施的最好例证。
“工学团”可以看做是学校，因为它进行教育活动，教人知识与道德。但“工学团”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校，因为它没有围墙，没有校舍，没有固定的学科和书本乃至学监。“工学团”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以社会为校园，以街道乡村为课堂，无须经费，人人皆可成为学习的一分子；无须担忧生计的维持，人人同时既是劳动者也是学生，做工务农挣自己的活命钱，学习知识和接受道德教育；无须专门延请先生，工学团以能者为师，先学者为师，大家都可当小先生，即知即传，“小先生制”就是工学团这种教育方式之中产生的新生事物。这种教育形式为社会生活中最需要、同时教育最缺失的人群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无限地扩大了教育的疆界，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报童工学团
上海静安寺车站附近，一群衣衫褴褛的报童在高声叫卖：“新闻报，大公报！”穿长袍马褂的先生呵斥：“走开，小瘪三！”小姐掩住鼻子说：“脏死了，滚远点！”陶行知在等车，一群报童围住他。陶先生笑眯眯地掏出钱，向每一个报童买了一份报纸，报童纷纷找钱给他，他摇摇手：“不用找了。”他拉着一个孩子的手问：“你们是逃荒来的吧？”孩子点点头，他抚着孩子的头说：“国家穷得连灾民都接济不上了，苦了你们这群小朋友。”这时，来了一个外国巡捕，用警棍驱赶报童。陶行知用英语与他交涉，巡捕走开了。报童们感激地向他道谢，他和蔼地说：“不用谢，你们快去卖报吧！”
几天后，静安寺的一条弄堂里，报童卖完了报都坐在地上。陶行知走来，孩子们齐声亲热地喊起来：“先生！先生！”陶行知与他们一起坐在地上说：“报都卖完了？”他拍拍身边一个孩子的脑袋又问：“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早上卖《申报》《大公报》，晚上卖《晚报》，只有中午有空。”“应该把中午的时间利用起来，学习文化。要过好日子没有文化可不行。”一个报童怯生生地靠近陶行知，陶行知将他挽着坐在身边说：“孩子，你们不会一辈子卖报，将来会有好日子过的。有空学点文化，识了字人家就不会再欺侮你们。”“读书？可我们没有钱买书和笔！”陶行知伸出手指说：“看，这就是笔。”他用食指在地上写了一个“人”字，大人小人的人，做人的人。一报童说：“没有书怎么办？”“你们每天卖的报纸就是书。你们识了字，会读报上的新闻，介绍报纸的内容，人家听了会喜欢买你们的报纸。”“没有老师怎么办呢？”陶行知想了一想说：“我每天早上提前几分钟来，教你们识字。谁识的字多，学得快，我就多买他的报纸。”从此，陶行知每天在静安寺附近的车站上教报童识字。报童工学团就这样诞生了。在报童工学团，这些穷苦的流浪儿学识字，学文化，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有一些报童在陶行知先生的关心教育下，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流浪儿工学团
上海租界一块空地上，一群孩子在追逐嬉戏，有的坐在泥地上玩石子。有个小孩子奔跑中，不小心一头撞在一位先生的胸前，小孩吃了一惊，胆怯地停住脚步低下头。先生踉跄了一下，扶住孩子的肩问：“撞痛了没有？”听见先生温和的问话，孩子抬眼望去，这位先生身穿长衫，戴着黑框眼镜，一双黑布鞋沾满了灰。
孩子摇摇头说：“先生，撞痛你了，对不起！”
先生一把拉住孩子的手高兴地问：“你读过书？”
“是的，读过两年。妈卖花，生意不好，没有钱供我读书，只好不上学了。”
孩子们围过来，看着这位和善的先生。先生摸着孩子的头说：“我叫陶行知。你们喜欢读书吗？”他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华菜根。我喜欢读书，可是家里没有钱。”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喜欢读书。”
“我做梦都想读书！”
“看见背书包的学生，我好眼热。”
“我们自己来办一个学校，怎么样？”陶先生笑着问。
孩子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问：“你很有钱吧？”
陶先生大笑起来，他说：“我没有钱，但我会想办法。只要你们肯读书，我一定让你们上学，不比在学校里差。三天以后，你们到此地来，我包你们有书可读。”
“好！”孩子们哄然大叫。
三天以后，老地方，十五六个孩子坐在地上等。陶行知带着一个略大点的孩子走来。孩子一跃而起欢呼着问：“陶先生，你的学校在哪里？”
陶行知微笑着说：“学校就办在这儿。”陶行知指着他带来的那个略大的孩子说：“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个小先生，他叫方明，你们叫他方大哥吧！”这像什么学校啊？孩子们有点泄气。陶行知鼓励他们说：“只要有书可读，像不像学校有什么关系？你们先试一试，怎么样？”
方明在地上架起留声机，唱片慢慢旋转，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空中回荡。孩子们凝神听着，慢慢地哼起曲调。方明将抄的歌词分发给大家，歌声渐渐响起来。
陶先生注视着孩子们，脸上浮现慈祥的笑容。歌声停了下来，他说：“看，你们学会了一首歌，也认识了不少字，这就是学校呀！”孩子们信服地点着头。
从此，孩子们每天下午聚集在这里，在方明的带领下读书识字，陶行知也经常来这里给孩子们讲些通俗易懂的，但蕴含生活哲理和道德教育的故事。“流浪儿工学团”就此成立了，而且孩子越来越多，有时多到了近百人，“流浪儿工学团”越办越红火。
亭子间工学团
“流浪儿工学团”的华菜根为生活所迫，搬到很远的老西门去了。这样一来，他到“流浪儿工学团”来学习就很不方便了。但是华菜根并不想离开，还想着坚持来学习。
陶行知听说这事后，对华菜根说：“路太远，你来去不方便。我借一本字典给你，不识的字在家可以查字典自学，有空就来问。你要记住，像你这样的孩子多着呢，你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他们，不要看轻了我们流浪儿的力量。”
过了几天，菜根来看方明，拿了一张名单，上面有九个人的姓名，他说：“我在家里亭子间办了一个工学团，教九个小朋友读书。每天上午九时上课，十一时下课。”
陶行知得知此事，非常高兴地说：“菜根搬了家，不但还来上课，并且还能办工学团去教人！”
他和方明找到了菜根的家。亭子间很小。布置得很整洁。北墙上贴着从报上剪下的孙中山遗像，国旗也是从报上剪下来的，旁边还贴着一张课程表。
陶先生非常赞成孩子们的做法，特意写一首《亭子间工学团》的诗：“吃饭在这里，睡觉在这里，做工教学在这里，富翁惭愧死。爸爸也卖花，妈妈也卖花，字儿认得一担担，字大像冬瓜。跑五里路来，跑五里路去。去是叫人来求学，风雨无阻。学一两点钟，教一两点钟，他有一个大信仰：‘知识为公’。”
“工学团”这一教育形式，把工场、乡村、市井、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和支持，发展很快也很广泛，“社会即学校”德育理论得到了真正体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上海和宝山之间的大场乡创办的“山海工学团”。从山海工学团创办的1932年到1937年，山海地区附近十里方圆内的农村几乎都成立工学团，视年龄不同、生产不同、性别不同，分别组织了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和养鱼工学团等等。小先生制得到了更广泛的实行，取得更明显的效果。“社会即学校”的德育理论在山海地区取得最显著的成效，“一村读书者，尽是种田人”的理想在山海地区得到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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