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凯特的观点

三、里凯特的观点

我们说，上述韦伯的思想主要是受了里凯特（Heinrich Rickert）^[7]的影响，而展开了他的“无价值论”思想的研究。可以说，这也是里凯特关于价值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学说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应用的一个实例。

根据里凯特的观点，对现实存在的学问进行把握可用两种方法。一是普通化的方法，还有一个是个性化的方法。他曾说，“在现实中，当我们对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事物进行考察时，这就形成了自然；而当我们对特殊的、个别的事物进行考察时，这就形成了历史”。^[8]换言之，自然科学是对事实的说明和论述，是面向普遍存在的物体，但对象中也常具有普遍的、共通的特性。而与此相对，历史科学则常是对一次性事物、具有个性的事物进行分析和叙述，并以此为课题。也有人称此为记叙个性的学问。但是，单就一次性的特殊事件的记录并不能成为历史，历史科学也并不是对所有具有特殊性的事件的复述。因此，若把它看作是对过去所有发生的事物进行记录的话，那则是根本性的错误理解。同时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事实上，即使有这样的可能，那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历史科学实际上并不是对具体现实的直接描述，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对现实发生的事物做一番取舍选择以后才完成的。换言之，那是对具有历史意义的事物予以保存，而对无意义的事物予以舍弃的结果。为此，所谓选择就应该有一个基本标准或原理，而这原理也被里凯特称为“价值”。由此，“价值”所意味的并不仅仅是存在，而是在于是否妥当。而存在与妥当的结合又使人们知道了价值的功效。价值是客观事物的附着物。比如某一客观物若附有一定的价值，那客观物甚至可成为重要的文化财产。因此，由于价值具有把历史的事实上升为文化财产的作用，因此在研究历史事件之际，对其与价值有关的因素也不能不予以考虑。但是面对历史事实，又应该如何去发现其价值？或者说面对某种历史文化又究竟应该赋予其何种可予选择的价值？而附着了价值的文化又应如何去发挥作用和影响？这就是历史学家们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而历史学家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才会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每一个具有实在的或普遍意义的事物去区分其本质与非本质的部分，并逐个为其确定价值的分量。为此能够成为历史并载入史册的东西，都应该是在现实的社会中被选择出来的有价值的历史部分。这一部分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还应具有历史的个性，即它附着有一定的价值性。而这样一种对历史概念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里凯特又强调，对具有价值关系的历史事件与对这一事件的实际评论应该是两回事并应加以严格区分。因为评价的作用是体现了对价值关心的态度和程度，是肯定一方或否定另一方的行为。但历史学是与价值有关的科学而不是一种评价的学问。简言之，价值关系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态度，而评价则是一种关心的程度。由于历史学家在对对象进行研究时，为了对对象的价值性给以公正的评价，他们必须对对象采取一种冷静及中立的立场。因为，非如此则不能保持一种纯粹的理论态度。也因此，实践性的评价作用和理论性的价值关系必须予以明确的区别。里凯特认为，若能做到这一点，纯粹的历史学特征将被特别显现出来。里凯特的观点是把理论与实践区分开来，而这种理念也有人称为“审美主义的理念”。

韦伯的著名“无价值性”思想的展开可以说就是受了上述里凯特关于价值观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与发展的。在韦伯看来，任何特定的行为及对实际事物的赞否态度，都会在客观上对价值判断形成先入为主的影响，因此作为科学前提的客观性就不能得以保证。概括而言，韦伯认为经验科学不能提供人们应该去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方法，而只能告诉人们成效得失的经验。因此在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明确排除价值判断的因素。但实际上社会科学并不是对所有的价值判断采取舍弃立场的。社会科学也把价值判断作为对象来研究，比如当某一事物被赋予一定的价值观念或价值判断以后，那么怎样运用适当的教育方法或手段来实现这一判断，以及当努力实现了一种价值判断以后，是否会因此而牺牲了其他价值的判断等都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简言之，上述研究并不会对科学的客观性造成损害，而其成立的依据也是充分的。换言之，韦伯把政策区分为客观性的政策和纯技术性的政策，这样理想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也必然将失去。

韦伯的理念是把理论与实践区分开来，而为了实现社会科学的客观基础，而把价值判断的成分从中予以排除，从而使得社会科学只能成为一种技术性科学，这样一种理念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即使根据技术科学所提供的因果关系，其中也必然包含有世界观、政治立场等因素。因此把政策作为一个技术手段来研究，或者说形成纯技术批判的政策论的科学基础都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