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与个人收益问题的探讨

教育投资与个人收益问题的探讨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　何森地

教育的经济价值除体现在教育对社会收益的贡献，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外，还体现在教育对个人收益的贡献。

一、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的结构。

教育个人收益是指个人接受某级某类教育，终身所能获得的经济收入扣除所支付的教育费用后的净收益。计量时，可以用全部教育投资与终身教育所得进行对比，也可以计算某一教育级别或类别的教育个人收益。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投资行为，个人是否愿意接受教育及以何种方式来接受教育取决于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

教育投资和一般生产投资有不同。一般生产投资其产品是物，物的价值是通过交换来实现，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投资其收益也只有经济收益。教育投资其产品是人，人的价值在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任何人的活动总是处于一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因此个人投资教育其收益也有政治收益、经济收益、精神收益。政治收益是指个人接受一定的教育能为他在今后的活动中获取一种特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中国古代个人接受教育主要目的是为获取身份。由于政治收益是以身份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此把这种收益称为身份收益。经济收益是指个人接受一定的教育可以为其带来工资、报酬等收入的增加。由于工资、报酬等收入主要是用货币来计量，因此又称为货币收益。精神收益是指个人接受教育可以获取心理的、情感的某种满足。这种满足既体现在其以后的活动中，但更多的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就能获取。从这一点来讲它更具有消费的性质，是一种消费收益。这样，个人教育投资收益包括两种：身份收益和货币收益。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是指个人教育投资的各种收益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包括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的两种成分即身份收益和货币收益及两种成分在整个收益中所占比重。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的状况及其变化

（一）货币收益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家庭或个人其教育水平同其经济水平成正相关关系。1984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文盲户为284元，小学教育程度户为385元，初中教育程度户为466元，高中教育程度户为556元，大专教育程度户为756元。农户的人均收入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大专教育程度户为文盲户的2.6倍，高中教育程度户为文盲户的1.96倍多。这一现象在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存在。有学者对我国1987年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进行估算得出，劳动者每增加一年教育，工资上涨0.88％；对我国1992年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进行估算得出，职工每增加一年基础教育或专业教育可增加年收入1.8％或3.0％。

根据北京大学学工部1998年的调查，以北京大学1996届本科毕业生在1998年时的平均月收入1801元为基准，每多受一年教育，每月收入增加80.4元，即相当于本科毕业比专科毕业生多161元，硕士毕业比本科生多241元。

学历越高，理应收入越多。学历高的人因教育支付的教育费用和因教育放弃的收入即机会成本也越高。就我国个人教育投资而言，高中生是小学生的5.4倍，大学生是小学生的17.9倍，硕士生是小学生的28.5倍，博士生是小学生的42.8倍。对于获得硕士、博士、MBA学位的人来说，获取高薪是对他们高额教育投资的回报，是与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相符合的。一个在中国毕业的MBA毕业生，薪资将比毕业前增长180％，在武汉人才市场上，硕士生年收入起薪5～8万元，博士生年收入起薪10万元。

2005年《福布斯》中文版在发布“中国最有价值商学院”排行榜及调查报告时称，中国在职毕业生挣钱最多的商学院是北大国际，毕业生毕业后4年总收入为149.2万元，年平均收入37.3万元。中国2001届全日制MBA毕业生平均年薪达到13.7万元，是入学前的2.8倍，平均只需1.9年即可收回投资；而在职毕业生平均年薪13.1万元，是入学前的2.2倍，毕业后平均1.2年即可收回投资。

研究表明，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一般都超过10％，超过银行利率，超过物质投资的收益率。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教育收益率一般为19.9％，物质投资收益率一般只有15.1％，教育投资收益率高出物质投资收益率4～5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一般高于发达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1990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平均个人收益率为12％，按目前状况，武汉江汉大学本科毕业生，参加工作后教育个人收益率为16％，略高于其他同类院校毕业生教育个人收益率。

（二）身份收益

身份是说明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政治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仍然存在有不同政治身份的群体。即干部、工人、农民三类政治群体。决定个人教育投资身份收益大小的因素有三点：一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读书做官”这种思想观念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存在了一千多年。“科举制”为士人甚至于一般贫家子弟步入仕途提供了制度保障，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的教育不一样的地方，西方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下层平民无法通过教育改变身份。二是不同身份之间现实差距有多少。它由两点决定：第一，从某一身份进入上一级身份的难易程度，主要和特定的制度有关，包括获取该种身份的限制性制度条款和保持该种身份的保护性制度条款。两种制度条款越多越严，则获取该身份的机会越少而保留该身份的可能性越大，获取该种身份的收益也就越大。我国区分农民、工人、干部三种身份的限制性制度条款有：户籍制、干部人事制；保留三种身份的保护性制度条款有：终身制、接班制、干部子女提干优先制等。第二，和某种身份相联系的实际权力大小，如：活动范围的权力，控制他人活动的权力、经常性拥有和别人收入差距的权力等等。三是接受一定教育之后进入上一层次身份的可能性有多少。自恢复高考到20世纪90年代初，统招统配的就业制度使得只要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都能找到一份“铁饭碗”的工作，且大部分人进入干部层次和领导岗位。这无疑就为接受教育可以改变身份提供了现实依据。

以上分析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个人接受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身份收益。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学生就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进机关不再是理想的选择，更吸引人的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最先是外资、三资、合资企业，现在扩展到国有上市企业及乡镇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铁饭碗”和终身制被打破，接班制和招干优先制已完全废除，户籍制和干部人事制度也在改革之中，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机构的精减，大学生毕业后进机关当干部的可能已大大减少。同时随着大学生就业市场化，国家统包统配已不复存在，大学招生计划体制也正处于改革之中。所有这一切表明，个人教育投资的身份收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其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

三、建立以货币收益为主的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个人购买教育是为了获取身份或增加收入。不同经济时期，个人购买教育的目的不同。自然经济时代主要为了获取政治身分，市场经济时代则主要为了增加收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正发生着较大变化，身份收益比重在下降，货币收益比重在上升。但至今为止，这种改变还不够，过低的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会降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要建立起以货币收益为主的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并不是要人为地去扩大不同学历的人的工资差距，而是要逐步完善各种制度，建立起有利于人才充分发挥其潜能的制度环境。它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必须进一步实现教育功能的转变，即由政治功能转向经济功能。这项转变随着教育的发展已经发生，但由于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不彻底，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没有跟上来，导致这一转变还不够。要加快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必须依靠深化改革，解放思想，从根本上消除“官本位”和“读书做官”狭隘思想的影响，加快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加快公务员制度的建设，废除干部“终身制”，推行干部任期制和聘用制，防止权力滥用，惩治腐败。

第二，要建立起有利于人才合理流动的制度环境。主要应改革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现有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的直接作用是限制人员流动，把劳动者固定在某一个地方。这种制度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建设。市场经济其实质是通过市场来对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它首先要求劳动者具有择业、流动的自主权。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应成为今后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改革总的原则是要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应面向市场，公开招聘，双向选择，择优录用，彻底消除内招、顶替的招工办法，扩大企业聘用和个人择业的自主权。通过制订劳动合同，使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权益和义务规范化、法制化。

第三，要建立起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工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资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打破了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但工资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在国有企业中工资差距过少，且造成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是非能力因素。这种分配体制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知识、智力越来越成为生产要素，越来越成为资本的今天，一个人教育投资的大小、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个人未来的收益，我们的工资制度应体现教育投资的高低在货币收益分配上的差异，从而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更有利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