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负面效应

三、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负面效应

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导致区域、城乡、校际间的差距拉大，加剧教育不公，引发人口、民族、阶层的教育程度差距，危害和谐社会的发展前景。

第一，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教育机会竞争的不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基础教育分级管理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基础教育管理职责，东部地区由于自身的经济的优势、政府的责任到位，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较大，使得这些地区人口的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与此相反，一些边远落后区域由于自身经济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和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义务教育的发展达不到国家的要求，当地人口的教育程度明显要落后于发达地区。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人口教育程度的差异。义务教育的区域非均衡发展还导致不同民族的教育程度差异。我国少数民族绝大部分居住在我国西部和北部的边疆地区。在这些地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明显低于东部。根据2000年的数据统计，当年东部学生入学率已经达到97.82%，而西部小学学龄儿童在校比例仅为82.22%。从全国小学生毕业升学情况分析，全国小学生升学率为94.37%，东部地区为94.37%，西部地区平均为89.96%。这说明，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较东部地区还有一定的差异。

第二，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导致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教育机会竞争的不公，使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长期以来的城市中心战略，教育资源的配置严重失衡。由于城市中的中小学的基础设施、教学设备、师资力量都明显优于农村中小学，就读于城市中小学的学生往往比就读于农村学校的学生享有质量更好的教育。这为流动人口子女在许多大城市接受义务教育成为一个新问题，即解决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因人口大量、快速地流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教育需求的问题。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推算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一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有1982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报道中还提到中国近2000万流动儿童教育状况堪忧，失学率达9.3%。低收入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上学问题成为解决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的难点和焦点。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数文化程度低，多从事一些城市人不愿做的职业，如废品回收、环卫、打零工等。他们大都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生活条件简陋，属弱势群体。他们的一些社会性需求如子女上学等问题容易受到忽视，而他们自己由于文化素质不高，不懂得也不知道怎样为子女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到了上学年龄，有的被送到办学条件较差的流动人口子弟学校;有的失学在家，帮助父母干活，或者照顾弟弟妹妹;还有的家长认为读书无用，孩子只要能认识几个字，会算账就行了，不用上学。

第三，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导致不同学校、不同班级的学生群体的教育机会竞争的不公正，“择校热”难以降温。由于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有限的资金和高素质的教师总是源源不断地流向极少数的“重点校”。一系列的向“重点校”倾斜的资源优先配置政策，增大了中小学校之间师资水平、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的差距。即使在同一所学校，还有重点班级与非重点班级之区分，其教师的配备、班级的环境等都有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两个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学生群体教育质量的差别。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重点班级与非重点班级之区分所引发的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的“择校”浪潮，事实上又加剧了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其最终结果还是加大了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教育处境和教学质量的差异。校际间的非均衡状态和由此产生的“择校”热潮，给学校、教师、家长和孩子都造成了无形的压力。一部分普通学校逐渐丧失了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部分教师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而相当一部分学生也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如同马太效应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一样，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在理论上违背了义务教育的性质和教育公平的原则，在实际中导致了不同学校、不同班级的学生群体的教育程度出现明显差异。

第四，义务教育的非均衡状态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机会竞争的不公，有权阶层与富裕阶层通过权力、地位、金钱为子女选择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而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弱势人群，无力通过金钱、权力和社会关系来选择理想的学校，他们的子女只能在普通学校或者薄弱学校中就学。教育过程的不公平必然导致教育结果的不公平。一项调查显示，在我国大学本科院校中，出生于不同职业家庭的学生分布明显地不平衡。例如，农民和工人在从业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69%以上，而他们的子女在大学本科高等学校学生中的比例只有29.4%，相比之下，国家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从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为2.02%，但是，他们的子女在本科高等学校学生总数中的比例却高达15%。一方面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些家庭不惜重金送孩子到贵族学校、海外学校学习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