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

法德、波德之间的教科书交流创造出不同的模式。法德模式是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之间改善教科书的模式，波德模式则是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完全相反，历史积怨很深的国家之间改善教科书的模式。两个模式的普遍意义在于：从尊重历史真相与相互理解的立场出发，研究和鉴别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在批判研究的基础上，关于对方国家的教科书中不符合历史事实或出于感情因素表述的、有害于两国友好关系的内容，共同提出改善教科书的劝告。改善教科书并非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教科书，而是参加国共同努力的互动行为，不存在单方面的批判和被动修改。

在法德、波德模式中，法德模式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先进样板，创造出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法德教科书交流活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30年代后半期，第二阶段为1950年至1967年；第三阶段从1981年直至现在。[13]这三个阶段是不连贯的，第二阶段的交流甚至带有宣传纳粹体制“民主”的政治色彩，但是，两国教师积极参与为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50年代法德进行的教科书交流即建立在1935年两国民间团体交流的基础上，1935年德国教师工会与法国历史地理教师协会共同完成的改善教科书的建议，是50年代两国教科书交流的出发点。德国格奥鲁特·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的前任所长杰斯曼，把法德改善教科书的经验总括为以下五个具体程序：（1）在两国开始教科书交流时，由一方担任主导工作，按照主导方的要求制定交流工作的计划；（2）相互分析对方国内的教科书，确认教科书中表述不充分的内容及问题；（3）专家针对“问题”进行研究，并总结最新的研究成果；（4）根据专家总结的研究成果及教科书的现状，由两国参加者针对教科书的内容共同撰写改善建议；（5）在两国国内特别是在教科书的撰写者、教师、教育行政官员之间普及共同建议。[14]法德模式的这一流程至今仍被其他国家援用。

如今，法德教科书交流活动已经发展到两国编写通用历史教科书的高级阶段。2003年1月，在柏林举行的纪念《法德合作条约》缔结40周年的庆典上，两国高中及大学生交流团体“年轻人议会”提出，为了更多地了解邻国的历史，建议共同制作两国通用的历史教科书。这项建议得到两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从2004年始，两国各有5位历史学者着手编写通用教科书，双方各出一位学者具体负责撰写教科书的各个章节。高中第一、二学年的历史教科书囊括了古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第三学年学习二战以后的历史。这是法德两国首次尝试使用各自的语言编撰内容完全相同的教科书。两国学者决定，必须注意以下细节：第一，双方存在“不同的历史认识”。第二，重视哪一个时期的历史？第三，在用词上需要互相照顾对方。第四，在不采取折中表述的情况下，仔细说明双方的差异。法德教科书交流取得显著成果，不仅法德国内的学校（教师有选择教科书的权利），就连居住国外的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学校，也决定使用两国通用历史教科书。[15]法德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在国际社会发挥着引领作用。

与法德教科书交流比较，德国与东邻各国的历史教科书交流很难打开局面。如果没有德国优秀的历史学家、社会民主党人格奥鲁特·艾卡特的努力，德国与纳粹最大的受害国波兰之间的历史教科书交流可能迟到数十年。艾卡特出身于柏林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家庭，上大学前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且担任了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的主席。1951年，艾卡特在联邦德国不伦瑞克大学设立“国际改善教科书研究所”，这就是后来的“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和“格奥鲁特·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1948年，艾卡特担任德国教师工会历史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其研究所成为与西方各国的历史学家开展双边交流的平台。德国与法国历史学家及教师的交流活动，由于符合德国政府以西欧为中心统一欧洲的对外方针而迅速发展。1953年后，在以艾卡特为首的德国历史学家积极倡议、德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下，欧洲评议会举办了一系列国际历史教育研究班，试图为各国的历史教育领域引进超越国家的“欧洲的视角”。[16]50年代中期，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虽然向波兰的历史学家提出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的倡议，但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德波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取向截然不同，改善教科书遇到重重阻碍。

德波之间的教科书交流活动，最初是由德国历史教师麦耶尔发起的。1954年，麦耶尔在德国和波兰历史学者的帮助下分析研究波德两国的教科书，写出改善教科书的47条建议，刊登在国际教科书研究所的刊物《国际历史教育年报》上。经过艾卡特所长事先沟通协调，1955年“故乡被驱逐者同盟”、东方研究所等对改善波德关系持强硬立场的德国团体召开会议，讨论修改麦耶尔的建议，最后一致通过决议，希望将建议作为波德历史课的基础资料。艾卡特的协调工作使这些团体理解了两国教科书交流活动的性质和意义，减少了国内阻力。1956年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者，对麦耶尔和艾卡特邮寄的建议作出了“善意的反应”。[17]不久，双方的交流又被意识形态分歧彻底隔断。

1965年，统领德国新教教会的德国福音教会发表了题为“德国国民与难民的地位及对东方各国的关系”的备忘录：战败时，大批德国人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不能容许的。但是，仅从被驱逐者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感情出发，不能构筑两国国民之间的关系。为了实现国民之间的和解，认识德国人对波兰的重大违法行为，切实保障波兰公民拥有充分的空间，有必要承认现在的国境线。另外，柏林新教教会也于1968、1969年两次召开讨论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会议，邀请麦耶尔以及对47条建议提纲作出善意反应的波兰学者参加会议，波德双方终于实现了面对面的交流。[18]1969年，麦耶尔在德国《议会》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波兰历史教科书中的德国与德国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大量散发这篇论文，呼吁实现德波历史和解，引起巨大反响。在波德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两国之间的教科书交流提上日程。1970年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第16届大会，德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长艾卡特，与波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长克拉苏菲斯卡共同决定，创立“波德共同教科书委员会”，两年后委员会开始活动，1972年提出改善教科书的部分建议，在此基础上，1976年发表了波德共同建议。波德共同建议指出的历史认识问题最终得到德国社会的广泛认同，建议所提出的、具有某种妥协性的历史表述也逐渐被人们理解接受，两国学者达成历史和解的智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推行的“东方和解”政策是促成“波德共同教科书委员会”的直接动因。促成的关键在于德国事实上放弃了战前属于德国、战争结束时由波兰管辖的大片领土。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促进两国政府达成了历史性的和解。1972年波德正式开始改善教科书的交流活动，以艾卡特为团长的德国教师代表团一行11人前往华沙，受到波方的热烈欢迎。此后，几乎每年都在华沙和不伦瑞克举行两次会议，许多著名学者与会讨论。1974年为国际改善教科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艾卡特在大学讲台上猝死，第二年，下萨克森州通过法律，把艾卡特创设的世界上唯一的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升格为州立机构———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

1976年，“波德教科书共同委员会”在举行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的建议》（波德共同建议），在26项建议中，波兰历史学家对德国教科书提出的修正要求远远多于德方对波兰教科书的修正要求。波德共同建议引起德国保守势力的猛烈反对。德国联邦政府虽然在1976年6月与波兰缔结了文化协定，承诺在编撰教科书时“努力照顾”共同教科书委员会的建议。但是，正如日本学者近藤孝弘指出，按照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最初就没有向波兰作出上述承诺的权力，因为学校监督权掌握在各州政府手中，而各州政府对待波德共同建议的态度又取决于议会内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基督教民主同盟、基督教社会同盟反对社民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的新东方政策，抨击社会民主党控制下的政府在外交中“滥用历史教科书”，在其执政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批判和抵制德波共同建议。在社会民主党主政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汉堡市、不来梅市、黑森州、西柏林市，则把波德共同建议散发到各所学校，在培养教师和教师进修过程中贯彻实施，甚至还作为审定教科书的参考标准，或者被认定为课堂教育应该参考的资料。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82年德国政府权力更迭。1985年曾经抵制波德共同建议的赫尔穆德·科尔担任总理，肯定“德波共同教科书委员会”在促进与东邻国家的相互理解上作出了贡献，政府决定给予支持。此后，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活动得到德国社会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尽管一部分右翼分子仍然谴责这一活动图谋实现德国“脱民族化”，是“战胜国在审查教科书”，[19]但影响极其有限。总之，1976年波德共同建议发表时，基督教两大同盟作为联邦议会中的在野党激烈反对，后来逐渐转为容许，直至恢复执政党地位后才表示支持。[20]

德国历史教科书的变化充分反映了各州政府努力落实波德共同建议的行动。常设各州文化部长会议委托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1982年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除巴伐利亚州外，其他各州政府共批准使用13种初中和高中教科书，其中与波兰有关的内容约占2%。这个数字并不比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教科书少。但是，不同种类的教科书之间却存在较大差距，涉及波兰的内容所占比重从1.2%到3.1%不等，而且，基础学校的教科书较少，高级中学较多。这一倾向表明，对广大德国民众来说，与波兰有关的内容不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知识，只不过是学术趣味浓厚的教材。调查还发现了另一种倾向，越是新出版的教科书记载波兰历史的内容越多。由此可见，波德共同建议对德国的历史教科书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教科书中增加了有关波兰历史的表述。现在，与波兰有关的大部分知识，已经纳入国民最低限度的历史知识的范畴。[21]各州文化部落实波德共同建议的举措，产生了有目共睹的效果，不仅改善了德国的历史认识，使广大民众能够正视过去侵略战争的事实，而且还把与受害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即，德国教科书不仅表述纳粹犯下的种族灭绝等暴行，而且还用一定篇幅记载波兰人民抵抗德国纳粹的斗争，有效增进了两国民间的友好感情。当然，波德两国的教科书关于对方国家的表述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德国教科书中关于波兰的表述显然不如波兰教科书表述德国的篇幅多。为此，“波德共同教科书委员会”开创了一个先例：1988年波德历史学家携手合作，编纂供教师使用的系列手册“副教材”，为那些详细讲授德国或波兰有关知识的教师提供帮助。1991年以后，系列手册每1至2年刊行1册，这一经验至今仍被国际社会视为国际教科书交流的范例。在两国改善教科书的过程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德国发行了数十万册波德共同建议，波兰仅出版了数千本，据说，波兰关注的重点是德国政府及各州政府对待共同建议的态度，不太关心它对波兰教科书及其历史认识的影响。

波兰教科书也在与德国的交流中发生了变化。波德共同建议针对波兰教科书同样提出改善意见。例如，共同建议委婉地指出：波兰人民摆脱纳粹暴政之后对德国人进行了报复。90年代后半期，波兰国内政治体制发生变化，教科书不再有禁区，教科书开始记载波兰人的报复行为：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的囚犯获得解放之后，取代纳粹虐待甚至杀害关进同一集中营的德国人。[22]不难看出，1972年以来，波德两国的教科书交流活动与德国的对波和解外交政策，有效提高了波兰民众对德国的信任，是波兰教科书敢于“自揭疮疤”的重要原因。

法德、波德改善教科书国际交流活动的成果不仅体现在教科书上，法德交流对促使德国反省纳粹罪行，在青少年中培养正视历史、爱好和平、民族平等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有利于营造遏制德国新纳粹的社会环境。通过这一活动，法德双方完全走出了国民感情对立的阴影，取得世界瞩目的政治成果———两国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学习理解对方，形成主导欧洲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力量。在波德交流中，波方批判德国将其近代侵略行为正当化等扭曲的历史认识，德方学者也努力修正历史教科书内歪曲史实的表述，[23]为化解历史积怨作出了积极贡献，促进两国国民相互深入了解。波德双方至今仍在通过教科书交流活动扩大和提高对两国关系史的共识。

综上所述，法德、波德模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以下有益经验：

（1）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是参加国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为消除历史积怨，寻求共同利益，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而采取的外交举措。双方政府的政治意愿，是参加国能否担负起组织、支援、落实责任的决定性因素。（2）改善历史教科书是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工程，官民结合影响深入。政府的组织与支援工作赋予民间参与者代表性；政府落实共同建议的工作则是交流成果能否普及的保障。研究教科书的主体非民间学者与教师莫属，这在历史积怨较深的国家之间，尤其能够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教科书交流活动的组织形态，在参加国内部、参加国之间，形成垂直和横向的互动促进关系，以民促官、官民连动、两国朝野互相影响，与单纯的官方或民间交流相比，具有阻力小收效大等优点。（3）侵略战争受害国一方受益匪浅：一是受害国不仅给予加害国以发言权，而且有利于统一国内的历史认识消除历史隔阂。二是受害国作为历史上正义的一方，主动积极地与加害国开展教科书交流活动，尤其有利于提高其国际声誉，塑造和平国家的国际形象。（4）按照国际惯例，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共同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共同建议难免在参加国内部引起争论，经过争论到达理解并接受的过程，正是争取国内多数民众理解与支持的必需阶段，这也是改善两国民众的历史认识的必经之路。这种方式能够有效避免由于批判教科书而引发的外交争端。（5）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交流，对于参加国拓宽教育视野不无裨益。所有参加国的历史认识及教科书都是交流改善的对象，并非单方面针对在历史上“作恶”的国家。这对于正确引导各自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建设和平和谐的国际社会，不失为一个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光明前途的远大目标。（6）德国改善历史教科书的经验证明，这一活动既是全面缓和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突破口，也是持续缓解相互猜疑与敌对情绪的沟通渠道；既是有别于政府外交的改善国际关系的对话机制，也是蕴藏巨大活力的公共外交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