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教科书》再次引发国际风波

2001年围绕选用教科书的激烈斗争出现两个高潮。前者涉及社会舆论和外交领域；后者分散于日本各地，主要在“左”“右”翼教科书团体及双方的支持者之间展开。2001年4月3日，文科省违背日本政府向亚洲国家作出的国际承诺“邻国条款”，不顾国内民众团体的强烈抗议和邻国的再三交涉，仍将编撰会严重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审定“合格”。当日，中韩两国提出强烈抗议，韩国成立了“歪曲历史教科书对策班”，并一度召回驻日大使。5月初，韩国在“不干涉日本历史教育”的前提下，要求日本政府修正8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朝鲜史、“合并”朝鲜半岛、随军慰安妇等35项内容，其中25项针对《新历史教科书》，其他10项针对另外7种表述史实倒退的教科书。文科省认为，韩国的要求包括“历史观”，因此，“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接受近现代史部分的修改要求”，为了避免刺激韩国政界和媒体，日本政府避开韩国国会开会的6月，直至7月才回复韩方要求。中国也提出了8项修正要求，“文科省没有惊慌”。[38]

围绕《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文科省审定，日本政界、市民团体及国际社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反对，相关活动梳理如下。在2001年1月23日，一个自称“纠正‘和平大阪’偏向展览的市民团体”，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彻底验证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集会”，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以“彻底验证南京大屠杀”为题发表了大约1小时的讲演，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2月5日，前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又在国会发表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文科省在此背景下审定编撰会的历史教科书“合格”，并且拒绝中韩两国的修正要求。在不必亲自操刀上阵篡改教科书的情况下，文科省声称不对教科书审定进行“行政干预”，为编撰会的右翼教科书护航。

2001年右翼历史教科书外交风波大事记[39]

2001年2月5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自民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前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侵略战争有功的“荒唐言论”，指出应该提高对日本国内类似的政治倾向的警惕。《人民日报》详细报道北京大学召开“日本教科书问题学术研讨会”的情况。

17日　韩国《朝鲜日报》发表社论，呼吁日本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不要陷于国际孤立。

18日　野吕田芳成在秋田县鹰巢町、能代市举行的集会上宣称：“由于日本发动的战争，欧美列强的亚洲殖民地政策才从根本上消失”，“我反省一个大错误：战败了，就认为日本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是不好的。”“东亚战争”使东南亚国家获得了独立。

20日　中国台湾地区《中央日报》谴责教科书问题与野吕田芳成的言论为“日本右倾”。韩国《东亚日报》头版报道：这是在选用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即将成为事实的形势下，将侵略战争正当化的“妄言”；《朝鲜日报》援引东京消息说，这种教科书已经没有审定不合格的理由。KBS等韩国电视媒体自20日积极报道日本教科书问题。

高嶋伸欣等人要求“公正交易委员会”采取措施，k禁止编撰会等违反《禁止垄断法》促销教科书。

21日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及民众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外进行抗议示威，高呼“反对歪曲教科书”等口号。媒体报道“来自日本政府”的非正式消息：审定教科书不为“政治判断”左右。

22日　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会见记者：教科书问题是“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要求日方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任何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登场，切实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27日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隅谷三喜男，骏河台大学教授荒井信一，明治大学教授海野福寿，已故三木首相的夫人三木睦子等16位学界及社会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反对《新历史教科书》的声明，批判编撰会“根据错误的历史认识”编写教科书。针对日本有人指责中韩朝三国批评教科书“干涉内政”，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石井郁子在众议院文科委员会上提出质询，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槙田邦彦答辩说：“认为‘干涉内政’没有道理”。[40]

28日　韩国外交通商相李廷彬召见日本驻韩大使寺田辉介，转达韩方对日本教科书问题将妨碍2002年日韩合办足球世界杯赛事的忧虑。韩国国会全体一致通过超党派议员敦促政府积极干预教科书问题的决议，呼吁在《新历史教科书》修正错误之前，采取“全面重新研究对日开放大众文化市场”等措施。

3月1日　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出席纪念抗日独立运动“三·一运动”集会时表示：“1998年10月，韩日两国关于克服过去的历史问题，构筑今后志向于未来的关系达成了一致意见。希望日本有正确的历史认识。”韩国《联合新闻》就此评论说：金大中对日本间接表示遗憾，要求早日纠正。[41]

2日　日本外相河野洋平会见记者：教科书审定规则内包括“邻国条款”。文科相町村信孝会见记者：《新历史教科书》“进行了相当幅度的修正。”

3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传召日本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野本佳夫，对日本教科书问题表明中方的关切和立场。

高桥哲郎代表“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等三个日本旧军人团体，向文科省递交反对《新历史教科书》的声明。

4日　时事通讯社报道町村文科相透露的信息：《新历史教科书》经过修改会使邻国满意。日本各媒体一齐转载。

学界组织“科学者会议”发表声明，要求文科省不要批准编撰会的教科书合格，声明同时要求各都道府县教委拒绝选用。

30日　中国政府向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提出纠正右翼教科书的错误。

4月3日　文科省发布审定结果，包括《新历史教科书》在内的8种教科书“合格”。文科相町村会见记者说：《新历史教科书》“送审时的版本，给我的印象是写法相当不平衡，但看了合格后的教科书，就觉得平衡掌握得非常好，作为教科书足够合格。”“我期待，看了合格版本后，中国和韩国也能大体上消除担心。”编撰会发表声明：《新历史教科书》“虽然有不得已进行修改的部分”，但“大致按照编撰宗旨”完成修改，“愿与至今支援本会的人共享喜悦。”日本社会民主党在众议院举行“反对篡改历史的历史教科书紧急集会”。中国驻日大使陈健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明中国驻日使馆对这样一本教科书居然得以通过深感震惊和遗憾。韩国“阻止日本历史教科书修改恶化运动本部”发表声明：最重要的问题是，日本全面废弃战后在国际公约中提出的世界观。归根结底，通过审定及选用危险的教科书，是与亚洲和平乃至世界和平背道而驰的第二次侵略行为。

4日　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关于日本政府审定通过右翼学者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问题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5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社论，批判“日本右翼战争史观不让子孙以史为鉴，结果必然还是会祸延子孙”。

6日　韩国政府决定成立“日本教科书对策小组”，以期最终“要求日本纠正歪曲史实的教科书”。

4月初　中国香港地区教联会会长扬耀忠抗议日本文科省通过歪曲二战侵华历史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用醒目标题报道日本教科书问题“日本历史观让邻国不安”。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致日本教职员团体公开信，要求日本自民党、文科省和编撰会停止散播军国主义思想，不再向日本年轻一代隐瞒侵略历史的真相。

25日　日本历史学者发表声明，指出审定“合格”的《新历史教科书》在近现代史部分仍然存在51处错误和问题。

5月8日　韩国外交通商部长韩升洙召见日本大使寺田辉介，向日本政府提出《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关联内容修正要求资料》，包括35项修改要求意见。

14日　针对韩国政府的要求，编撰会理事、学习院大学教授坂本多加雄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满足修正历史教科书的要求留下祸根”，质问“中国和韩国有按照日本的要求修改本国教科书的意见吗？”呼吁小泉内阁“不要为谋求一时的‘修复关系而采取姑息措施’”。

16日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约见日本驻华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备忘录，提出8项修正要求，再次严正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右翼教科书的严重错误。

20日　韩国副总理兼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长韩完相表示：韩国将把1910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某些韩国人的亲日罪行，写入学校教科书中。

24日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和韩国国会议长李万燮共同表示：中韩两国将敦促日本政府修改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

31日　在市民团体阻止编撰会教科书选用的斗争高潮中，自民党本部以政策调查会会长麻生太郎的名义，向各都道府县的自民党本部发出通知：市民要求不选用《新历史教科书》的活动是“不正当的政治干预”，各地自民党本部必须进行“监视”。

6月10日　在“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战争和对妇女的暴力’日本网络”、“实现和平基督教网络”等日本市民团体的号召下，“‘不许使用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亚洲团结紧急大会”在东京举行，韩国、中国、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40名代表参加大会（朝鲜因未获签证提交书面发言），与来自日本各地的250名代表通过宣言和行动计划，呼吁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日本各界共同阻止《新历史教科书》进入学校。大会同时呼吁亚洲各国共同编写一部正确反映历史的《亚洲史》。

11日　参加上述会议的500多名各国代表用“人筑锁链”围住文科省所在地，抗议日本政府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150名右翼分子出动多辆宣传车游行支持编撰会。当晚，各国与会代表等800余人又在日本教育会馆举行“紧急联合集会”，决定成立“历史教育亚洲网络”。

14日　在首尔举行的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第24届大会通过决议，呼吁日本立即纠正教科书歪曲历史的错误。

16日　日本三重县桑名市私立津田学园决定，初中部的69名学生从2002年新学年开始，使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扶桑社）获得第一张订单。

26日　日本成立超党派议员联盟“思考历史教科书问题之会”，中川昭一任代表，成员为自民党、民主党、自由党、保守新党、无所属之会等派系的国会议员，支持选用编撰会教科书，要求文科省取消“邻国条款”、反对教科书表述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

28日　《朝日新闻》发表社论“编写能与过去对话的历史教科书”。书店开始销售《新历史教科书》。

7月2日　编撰会向文科省申请修改《新历史教科书》。

5日　日本大分县及横滨市掀起市民运动———不用编撰会“危险的历史教科书”。

7日　中国台湾地区第五新党发起抗议联署活动，要求日本改正历史教科书中与侵华史实不符的内容。

8日　韩国总统金大中因不满日本对教科书问题的处理，拒绝会见访韩的日本联合执政三党（自民党、公明党和保守党）的干事长。

9日　日本政府向中韩两国递交文件：根据政府、文科省公布的“详查结果”，两国提出的修正要求，“不能说是解释和表现的问题，不能说是明确的错误，在制度上不能要求（出版社）修正”；“在近现代史中没有错误”；至于教科书未涉及慰安妇、皇民化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制度上不能要求表述”。关于朝鲜古代史，认定两家出版社的教科书内有两处表述错误。

中国教育部表示，不能接受日本关于教科书问题的表态。

10日　文科相远山敦子表示，即使韩国和中国再次提出修改教科书的要求，日本也不会同意。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与日本执政三党干事长会谈，再次要求日本修正教科书。

11日　韩国民众在汉城举行集会，要求日本修改有争议的历史教科书。韩国国防部、文化观光部、外交通商部等采取联合行动，决心全面抗议迫使日本修改教科书。

12日　韩国采取“对抗教科书问题的措施”，停止对日开放文化市场。

25日　枥木县下都郡地区选用协议会，一度决定选用《新历史教科书》，随后又推翻决定。

7月下旬　基本判明《新历史教科书》的选用情况。

8月初　编撰会事务所发生一起人为放火事件。

9日　《产经新闻》晚刊用“妨碍选用，最后进行游击战”的大字标题，刊登影射市民团体与事件有关的报道。

8月　各所学校选用教科书结果揭晓，《新历史教科书》的选用率仅为0.039%，《新公民教科书》为0.055%。超党派议员联盟“思考历史教科书问题之会”，针对市民团体的反对活动向文科省施加压力。文科省则向各都道府县教委发出通知：在2002年8月选用教科书时，如果发生此类市民活动，应与警方“合作应对”。

8月17日　韩国《朝鲜日报》就《新历史教科书》选用结果发表社论：这是“日本政府的失败，日本市民的胜利”，同时提出，韩国在教科书问题上采取的报复措施———在音乐领域冻结民间交流是“浅见”。中国台湾《中央日报》也在当日发表社论强调：“应该奖励与一般国民对话”。韩国新千年民主党举行抗议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集会，指出“日本反和平的氛围正在不断加强”，同时，呼吁应该避免全面中断民间交流。韩国法务部按照1997年修改的《出入境管理法》，根据外交通商部从日本民间团体得到的5300名日本战犯的名单，以及美国政府关于日本战犯的缩微胶卷，首次决定对25名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犯下屠杀和虐待罪行的日本战犯，采取永久性禁止入境的措施。

9月11日　文科省公布2002年4月全国公立、私立初中学校新学期使用的历史教科书的市场占有率：《新历史教科书》在全国初中学生历史教科书所需总量132万余册中选用率最低，占0.039%；东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最高，占51.2%。

13日　日本约50名市民团体的代表等在东京正式成立“历史教育亚洲网络JAPAN”，小河义伸（基督教和平网络）、高嶋伸欣（高嶋伸欣教科书诉讼支援之会）、俵义文（“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等5人担任“共同代表”。

10月8日　小泉首相访问中国，在与江泽民主席的会谈中谈到：“今天访问了卢沟桥和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我用对过去的战争和侵略的牺牲者由衷道歉和哀悼的想法，看了展览。”

15日　小泉首相首次访韩，在与金大中总统会谈前，参观殖民地时期日本监禁朝鲜独立运动志士的监狱遗址“西大门独立公园”，并向媒体表示：“我看到了过去的一段可恶的历史。我怀着对日本殖民地统治给韩国国民带来极大损害和痛苦，由衷地反省和道歉的心情，看了展览、设施和拷问的遗址。不能忘记被强加痛苦与牺牲的各位人士的气愤心情。……日韩关系必须基于历史相互反省，为了不再重复苦难的历史而合作。”

金大中在与小泉的会谈中，说明韩国关于教科书问题的立场，小泉表示“日本教科书并非国定”，最重要的是两国“建立共通的历史认识”。双方就两国设立“日韩历史共同研究机构”达成一致。韩国在野党要求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道歉，宣布阻止小泉访问韩国国会，小泉被迫取消当天下午与国会议长李万燮的会谈。

2002年2月2日　“历史教育亚洲网络JAPAN”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提出“与亚洲人共有历史”，得到中国、中国台湾地区、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及地区的书面声援。

28日　日本“历史教育亚洲网络JAPAN”的5位代表与韩国“纠正日本教科书运动本部”的4位代表联合发表声明，关于日韩两国进行“历史共同研究”问题提出具体要求。

3月5日　日韩政府发表“历史共同研究计划”，建立由两国专家共同组成的“日韩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支援联合推进日韩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开展为期2年的共同研究，约定通过媒体、因特网、图书馆等公布研究成果。当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会见记者：“将来在编修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可以考虑作为参考。”韩国“教科书问题对策本部”发表声明，批判日本拒绝韩国政府将研究成果反映到教科书的要求，提出2001年韩国向日本政府提出35项修正要求问题尚未解决。韩国（通讯卫星）CS数字广播举行开局仪式，决定播放日本NHK海外版节目，这是韩国广播委员会首次许可播放日语广播。

4月　明成社2001年2月提交文科省审定的右翼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获准“合格”。

综上所述，2001年《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文科省审定引发的外交风波持续了一年时间，日本政府特别是文科省在对待中韩两国修改要求的问题上缺乏诚意。中韩要求修正的部分都是日本史学界权威人士及历史研究学术团体所指出的错误表述，其中有的谬误在家永教科书诉讼中已经受到批判并且得到纠正。日本政府把这些都说成是“解释”、“表现”上的问题，“不能说是明确的错误”，表明官方的历史认识与美化历史的右翼史观没有区别，不仅践踏了日本政府此前承诺的国际公约，而且与90年代前半期日本政府首脑表明的历史认识背道而驰。日本政府拒绝修正的理由之一是，教科书没有写到的部分“在制度上不能要求表述”。但是，文部省在审定中一直是通过提出审定意见来“让编撰者写”。在审定《新历史教科书》时，关于日中战争、1937年占领南京的表述上，文科省就指示用括号加注的形式写南京大屠杀事件。[42]2001年日本政府公然违背“邻国条款”，已经到了毫不顾忌侵略受害国的反应与批判的程度。而在3年前，日本官方至少还有这样的共识：西尾干二的观点会给日本人带来损失。1998年11月，文部省辞退首席教科书审查官福地，理由即其历史见解与西尾相同。3年后，小泉首相的态度异常强硬：“中国和韩国进行批判是自由的，但日本不能被其蛊惑”，“不可能再修正，不能”。

从2001年的教科书国际风波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四点：（1）中韩等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反对日本通过教科书歪曲历史，要求按照“邻国条款”重新修正，新加坡、我国港台地区的媒体及市民团体也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在东北亚地区陷于孤立。（2）韩国政府及民间团体反应激烈，不仅提出修正要求，而且还采取一度停止开放文化市场的报复性措施。韩国政府对日本教科书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在《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关联内容修正要求资料》中提出35项修正要求，其中针对扶桑社以外的其他教科书的修正要求有10项之多，表明韩方对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整体性恶化有全面认识。与此同时，韩日两国首脑都不愿看到1998年10月韩日政府主导实现的“历史性和解”发生逆转。因此，小泉建议开展日韩历史共同研究活动，立即得到金大中的积极响应。此举使教科书问题暂时淡出两国外交领域，对于缓解双边紧张关系起到一定作用。（3）在民间层次上，日本国内民众在反对篡改历史的市民运动中形成了网络，日本与其他国家民众共同反对篡改历史的运动，也实现了国际网络化。2002年2月“历史教育亚洲网络JAPAN”的成立，标志着活跃在这一运动中的多数日本市民团体在组织上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了更广阔的活动平台。正是在这些团体的号召下，各国代表到东京参加“‘不许使用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亚洲团结紧急大会”，不但对日本政府及美化历史的右翼势力形成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而且成立“历史教育亚洲网络”。（4）为了批驳歪曲历史的教科书，2002年参加“东亚和平论坛”的中日韩学者，决定共同编写一部东亚历史共同教材，与《新历史教科书》进行对抗（后述）。尽管与1982年由日本右翼高中历史教科书引发的外交风波相比较，2001年批判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邻国主要是东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发出的声音大幅减弱，但就抗议运动而言，在日本市民运动团体之间的横向组织化和专业化方面、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市民团体的国际联合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尤其是制定了国际合作编撰历史教科书的对抗方针，为实现教科书的国际和解开辟出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