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势力联手抢占教科书市场

教科书从出版到进入课堂，必须经过审定与选用两个关键环节。教科书只有经文科省审定合格才能作为教科书接受选用，学校决定使用哪一种教科书称为选用。如果未被选用或选用率极低，对于付出巨大努力委托学者编撰并提交文部省审定的出版社而言，可谓前功尽弃。初中教科书的数量最大且争论最多，因为小学教科书涉及历史问题极其有限，高中教科书虽然涉及历史问题更多更深入，但由于各所高中自行决定选用教科书，仅呈报都道府县教委批准即可，所以选用范围广泛、分散，无论选用教科书的总量还是选用教科书的集中程度，远远不及初中教科书。何况，初中教育是培养学生世界观、历史观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来就是革新与保守力量激烈争夺的阵地。主导选用教科书的决定性因素非常复杂。下面从国际社会的规定、日本教育界的共识、战后半个世纪的实际运作机制等方面解读。

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发布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第61条明确规定：“教育职务作为专门职业执行职务时，应该拥有学术自由。教员被特别赋予判断最适合儿童和学生的教材及其方法的资格，因此，在得到认可的计划框架内，在教育当局的援助下，教师应该在选择使用教材、选择教科书和教育方法上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即，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规定，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该享有学术自由，在选择教科书与教育方法等方面应该使教师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换言之，教师拥有选用教科书的权力。日本教育学会1956年发表的《对两项教育法案的意见》，表达了日本教育界战后初期达成的共识：教师和学校在各自的教育计划中灵活选择使用教科书，教科书的选择权应该属于每个教师或学校，由教师和学校自主判断决定。这一共识代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立场。

教科书选用制度的法律依据是体现宪法原则的《教育基本法》。它规定教师拥有自主教育权，教育不服从不正当的管辖，直接对全体国民负责。[25]文部省公布的《新教育方针》（1946—1947）也强调：“教师有自主教育的自由和权利”。[26]文部省每年发行的《教科书制度概要》提出，教科书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运营法》第23条第6款，即，教育委员会处理教科书及其他教材相关事务。然而，《教科书发行法》第7条第1款规定：市町村教育委员会、国立及私立学校的校长，必须向都道府县教委报告选用教科书的数量。上述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市町村教委的权限和义务是向上级教委报告选用教科书的数量。1947年文部省事务官木田宏也曾表示：“打破教科书的划一性就是给予教师相应的自主性。这就是说，一个教学科目发行了几种教科书，因此，使用的一方当然拥有选择权。”（《新教育与教科书制度》）。[27]上述情况证明，相关法律及其法律解释，并未规定选用权归教委所有，而是规定教师拥有自主选用教科书的权利。所以，广大教育界人士认为，包括选用教科书在内，教师在教育中的权利与地位，受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保护。

现行教科书选定机制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日本小学所有科目的教科书合计约100种，中学多达300种左右，文部省审定合格后的教科书样书，从送到各地教委到结束选用的全过程不足3个月。实施教委任命制以后，5名教委成员不仅高龄者居多，而且往往仅有兼课经验，不具备全部学科的专门知识，在中小学同时选用教科书之际，他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少则260种、多则400种教科书一一阅读筛选，从中选定最适合学生使用的教科书。所以，都道府县教委成立了“教科书选用审议会”，下设“调查员”一职，接受教委咨询。相邻的若干行政地区构成统一选用教科书的“选用区”，规模较小的县分成10个选用区，全国共分为500个。每个选用区内的市町村教委又各自成立了“选用区协议会”，下设“选用委员会”，在其辖下再设“调查员”。选用委员会参考教科书选用审议会提供的有关资料、调查员的调查结果进行综合调研，将选用对象筛选到1至2或1至3种教科书，然后提交教委最后决定。

在保守政党长期执政的日本，唯独选用教科书不能使执政党如愿，原因在于选用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全国各地的调查员几乎都由任课教师担任，他们在研究各种教科书的基础上制作资料，将选用范围缩小到2至3种教科书，并且根据学校教职员投票的结果，标明“学校票”或“学校希望票”的排名顺序，然后上报教委。以东京都的23个区为例，各校以任课教师为主进行调查研究，经过讨论选出希望使用的教科书，列出第一位到第三位的排名，经教职员会议确认后，以每个学科为单位，将希望使用的教科书的排名顺序填写在相关文件上，然后，由校长通过区教委提交东京都教委。东京都教委最后选定区内学校填写最多的排名第一的教科书，在各校填写排名第一的教科书出现分歧的情况下，由教委决定使用排名第二的教科书。虽然学校票没有决定权，但现行选用制度能够较多反映教师和学校的意见。教职员一方主张：教职员代表参加选用与学校票发挥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接近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共同要求，符合教育的实际需要。

战后，日教组的影响力几乎覆盖全国教育领域，这是教科书选用机制形成的历史背景，日教组据此对抗文部省企图阻止教师参与教科书选用的措施。1955年执政党攻击“偏向”教科书，达到了教委成员从公选制改成任命制的目的。1956年文部省根据《教科书无偿措施法》推行“广域教科书选用制度”，扩大教科书选用区，促进选用教科书集权化，为通过行政手段选用教科书创造条件。1957年文部省下发“选用权归教育委员会”的通知，但没有相关法律支持。1990年3月20日，文部省在《文初教第116号通知》中提出：“由教委选用教科书”，取消学校票和任课教师参与选用教科书的“违法”活动，“不要通过学校票进行筛选”。此后，政府行政改革委员会主持召开了“缓和教科书制度规定公开讨论会”，文部省与教科书协会、出版工会联合会、日教组、中学校长会公开讨论了如何改善教科书审定和选用制度问题。行改委在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向日本政府提出“教育内容多样化、改善教科书选用制度建议书”。1997年9月11日，文部省以初中和中等教育局长辻村哲夫的名义，向都道府县教委发出《关于改善教科书选用制度的通知》：当前促进选用区小规模化，将来以学校为单位选用教科书，有利于提高学校与教师在选用教科书中的地位与作用。通知实际上否定了文部省1990年发布的阻止教师参与选用的通知。直至2000年3月27日，文部省教科书科计划主任白鸟纲重仍然表示：文部省并未否定学校票，只是说不能仅由学校票“自动选定”教科书，文部省将继续指导各地教委彻底贯彻1997年发出的通知。上述过程证明，现行选用机制并没有否定教师参与选用的权利。

编撰会非常清楚，在现行选用机制下，与科学、民主、和平的教育宗旨相悖的右翼教科书根本不可能占有市场。于是，他们联合右翼媒体不断变换手法进行欺骗宣传，攻击现行教科书选用机制“侵害了教委的选用权”，要求取消学校票。西尾、藤冈在《国民的疏忽》一书中谎称：“法律规定选用教科书是教委的权限，无人否定”。编撰会还通过直接向教委做工作的违法活动，采取欺骗手法企图达到阻止教师参与选用的目的。2000年5月下旬至6月，全国各级教委无一例外收到PHP研究所文库出版部邮寄的《国民的疏忽》及西尾和藤冈的两封联名信，一封信写给教育长，请求其向其他教育委员分发书籍；另一封信给教育委员：“你们拥有选用教科书的权限，从事着选用的实际工作”，“请委员学习《国民的疏忽》，在选用历史教科书之际不要听从任课教师的意见……”。编撰会购买了15000册《国民的疏忽》，委托PHP研究所邮寄给各地教委，对于那些拒绝接收邮件的教委，编撰会的支部还展开迫使其接收的抗议行动。按照公正交易委员会制定的《禁止垄断法》的规定，与教科书发行者有关者，向与教科书选用有关者提供物品（包括书籍）属于违法行为。西尾和藤冈同为编撰会历史教科书的著者，耗费1000万日元的赠书行动当然是违法的。另外，编撰会在向地方议会、教委请愿时也谎称“学校票违反法律宗旨和文部省的‘指导’，架空教委的教科书选用权。”他们抓住文部省1990年的第一份通知大做文章，故意隐瞒文部省1997年发出的第二份通知、以及文部省官员于2000年的公开表态。[28]编撰会的骗术在一些缺少专门知识的地方议会屡屡得逞。

为了抢占教科书市场，右翼势力于2000年联合发起选用教科书的攻势。藤冈自1999年夏开始在《正论》（1999年7月号）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学校票参与选用教科书“蔑视了教委的权限”，过去是日教组，现在是出版工会联合会、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等团体统治着任课教师的头脑，导致“自虐史观”教科书得到选用并持续增加发行量；左翼势力通过选用事实上统制教科书并控制意识形态，“这是至今没有改变的教科书问题的基本结构”。藤冈主张：“有一个能够从教科书排除‘自虐史观’的方式，这就是选用教科书。如果不选用‘自虐史观’的教科书，其结果就是将‘自虐史观’驱逐出教科书。”编撰会副会长浔川荣太也在《产经新闻》上发表文章诽谤说：“部分教师集团顽固坚持东京审判史观决定的‘日本坏蛋论’的观点”，“用‘人民投票’方式选择自虐教科书。”[29]这类言论赤裸裸地表明铲除现行教科书选用机制的目的。他们一方面以“学者”身份向教委做工作、在媒体发表文章蛊惑人心，另一方面又打着“民意”的旗号，以“学生家长”、“区民”、“县民”、“市民”的身份向各地议会施加压力。例如，编撰会的西东京支部向当地居民散发传单，污蔑“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到处都是日本侵略亚洲，屠杀了许多人。日本是个坏国家，日本人可怕”的内容，“孩子们能够为祖国而感到自豪吗？能爱国吗？所谓教育就是要教授民族的骄傲。”编撰会的广岛县支部在递交给广岛县教委和所有市町村教委的《要求书》中诽谤说：县内中小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向学生灌输“劣等感”，说他们是“愚蠢残暴的民族的子孙”，“如果历史教科书错了，孩子们的心灵将会颓废，国家将会灭亡’”。这份要求书连同《产经新闻》刊登的“自虐教科书排名表”一并递交广岛县的各级教委。与此相呼应，自民党议员照搬《产经新闻》的诽谤内容，在各地方议会上频频质疑教科书选用，攻击编撰会以外的历史教科书。

编撰会的“替身”———1999年6月成立的“思考23区教育之会”，每区1个在东京都内共成立了23个“替身”团体，它们用“要求公正选用教科书××区民之会”的名义，开展宣传、集会及签名运动，污蔑学校选用“用日本与坏蛋画等号的历史观写成的历史教科书”，向各区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教委直接审查教科书。至2001年1月，东京都有13个区议会通过了这种“代表民意”的请愿书或陈情书。与编撰会关系密切的右翼团体“东京教育再兴网络”、“教科书改善联络协议会”等也纷纷在选用教科书正常化的口号下，动员其基层组织在各地发起请愿活动。2000年3月18日，108名从千叶县选出的自民党等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县议会议员及市町村议员，成立“改善教科书千叶县议员联盟”，将选用编撰会的教科书作为主要活动方针。《产经新闻》发表社论大加赞赏，呼吁在全国都应组建同样的团体。至2001年4月，全国共有9个县议会建立了支持编撰会教科书的议员联盟，另有15个县、府也在筹备之中。

在政界和民间右翼力量的推动下，2000年8月森喜朗内阁文部相大岛理森在国会答辩中全面肯定编撰会修改选用制度的主张。2000年9月13日和2001年1月24日，文部省向都道府县教委两次发出通知指导修改选用制度。以东京都教委为首，许多道府县教委作出决定，根据文科省修改后的《学习指导要领》选用“正确的教科书”；各地教委委员直接指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取消了迄今发挥重要作用的学校票和教科书选用协议会。至2001年4月，全国共有33个都道府县议会和222个市町村议会，通过了有利于编撰会教科书的修改选用制度的决议。[30]在各地方自治政府中，石原慎太郎领导下的东京都自治政府发挥了先导作用。1999年9月，石原在都议会答辩时提出强化教委权限，污蔑“小学社会科教科书表述自虐史观”，2000年2月，石原又表态说：教科书的选用手续有问题。东京都教育长横山洋吉秉承石原的旨意，向各区市町村教委发出通知：（1）区市町村教委要担负起选用责任，依靠自己的判断选定教科书；（2）根据《学习指导要领》制作选用资料；（3）反映家长等监护人的意见。4月12日，石原又召集各级教委委员开会发出警告：“选择教科书的不是教师而是教育委员，如果有谁认为完成职责有麻烦，就撤他的职。”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东京都，5月之内发出通知或进行同样“指导”的县多达30个，[31]无一例外要求教委及早准备选用教科书，限制任课教师参与选用。如此大规模的朝野互动，在战后半个世纪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编撰会得到来自部分媒体、地方议会特别是文部省自上而下的“指导”等多方面的支持，为抢占教科书市场做好了准备。

2000年，教科书选用攻势中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右翼媒体集团入伙，从围剿“自虐史观教科书”的攻势中谋取政治经济双重利益。产经新闻社在教科书问题上一贯坚持右翼立场，90年代中期以后将宣扬政治主张与营销战略相结合，利用右翼学者制造媒体呼声，在蛊惑人心的同时获取利润。与其他各家报纸一样，1995年原本发行量有限的《产经新闻》，每份报纸的售价提高到250日元，面临如何保住现有销量并扩大市场份额的难题。富士产经集团的最高负责人羽佐间重彰，同时担任产经新闻社的社长，他认为要实现把报纸发行量扩大到200万份的“挑战200计划”，必须具备独自的特点，可以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点火”、炒作。羽佐间注意到，1995年1月成立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虽然人数有限，但藤冈“东京大学教授”的头衔及其标新立异的观点很能吸引眼球，可以借此大做文章。另一方面，来自教育界的右翼学者深知与其共鸣者寥寥无几，要装扮成与数不胜数的学界“左派历史学家”相抗衡的“反对派”，唯有利用媒体制造轰动效应，推销自己扩大影响。1995年末，《产经新闻》的编辑局长住田良能找到藤冈信胜，提出为研究会提供版面，双方一拍即合。自1996年1月15日，《产经新闻》连载《教科书不教的历史》，藤冈等人从此获得更大的宣传平台，《产经新闻》则借助右翼学者的反对派形象实现报纸提价后扩大市场占有率的经济效益。右翼传媒以推进编撰会的“教科书事业”为中心密切合作。1997年12月，编撰会、产经新闻社、扶桑社交换备忘录，确认三方在编撰会教科书的执笔、编辑、发行、选用四个领域同心协力全力以赴。从此，《产经新闻》“贴身”报道编撰会的活动；产经新闻社的另一份杂志《正论》扮演编撰会“广告杂志”的角色；扶桑社是编撰会教科书的出版商，作为富士产经集团的出版部门，富士电视台是它的最大股东，社长中村守、专务董事江渡宗行等人都来自富士电视台，董事兼书籍编辑部长平田静子也由富士电视台支付工资。但在表面上富士电视台却对其与编撰会之间的关系讳莫如深。[32]这一包括报纸、杂志、出版社、电视台及网站的经济体，具备当今媒体的全部形态，其舆论导向作用不可轻视。

首先，《产经新闻》不但在政界、学界、街头暴力性团体及右翼传媒共同攻击慰安妇问题的高潮中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甚至向发行初中历史教科书的所有出版社发送传真“调查表”，调查各家出版社的教科书表述随军慰安妇、三光作战、卢沟桥事件、南京事件等问题的情况，变相施压。为了诋毁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产经新闻》从1999年6月26日至7月2日连载文章“小学社会科教科书通讯簿”，恶毒诽谤学校正在使用的教科书，列出“最坏的教科书排名表”。9月，《诸君》杂志刊登藤冈制作的小学历史教科书的“自虐排名表”，把教科书分成“可取的”到“自虐的”几个等级。[33]10月19至30日，《产经新闻》连载《中学社会科教科书通讯簿》，攻击选用率高、“自虐史观”编写的初中和高中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把《产经新闻》的上述连载文章汇编成小册子，在车站、交通枢纽等人员来往密集的地方免费赠送；或者在自民党举行演讲会的会场发放；竭力扩大社会影响。编撰会仅赠送书籍一项就达10万册，所需费用超过1亿日元。编撰会还发动“学习历史运动”，将这本小册子作为“批判现行教科书的启蒙资料”使用，并由此派生出四份资料，分别针对选用率排名前4名的4种畅销历史教科书进行诽谤。在大多数日本民众甚至国会议员对历史问题既无了解也无兴趣的现状下，上述报纸、杂志、电视台等舆论工具释放的信息，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直接影响各地教委选用教科书的立场。2001年4月，编撰会教科书刚刚通过文科省审定，扶桑社就以产经新闻社的名义刊行了小册子《邀请你到历史中来》，配合编撰会的选用战略，抢在其他各出版社之前开展促销宣传。

其次，《产经新闻》积极声援右翼政客美化日本侵略的历史。2001年2月18日，前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在讲演中指出：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22日，《产经新闻》登载大野敏明的署名文章论证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大东亚战争一词是1941年12月8日对美英宣战当天日本内阁会议所定，“太平洋战争”则是在“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强制下通用的”，政府至今也未取消这个“内阁会议决定”。23日，又有一篇署名文章见诸报端，鼓噪“中国要求审定中的特定历史教科书不合格，事实上相当于干涉内政”。2月上旬至中旬，《产经新闻》连篇累牍载文挑拨中日关系：连载“日中再考———友好的虚实”一文，污蔑日方从事日中友好的7个团体“发挥筛选交流的作用”，日本“在中国政府的掌心跳舞”，“无论怎样为中国服务，人们依旧冷淡”；“日中青少年交流的实际状况是灌输历史认识的偏见”……，极力煽动狭隘的排外主义情绪，散布敌视中国的言论。

再次，《产经新闻》对关注教科书审定的《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展开猛烈攻击。2月22日，《朝日新闻》发表题为“关注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的社论，第二天，《产经新闻》发表社论谴责：“朝日社论向审定施加压力”。[34]为了给编撰会教科书通过审定创造有利条件，《产经新闻》还通过采访报道施加压力，攻击使用揭露日军侵华暴行教材的大分县教委进行“自虐史观”的历史教育。[35]以《产经新闻》为代表的右翼传媒集团，不仅充当右翼势力的专用喉舌，而且极力误导舆论，作为“第四种权力”放大右翼团体的活动能量，一方面为右翼提供舆论支持，另一方面欺骗误导日本民众，破坏中日友好关系。

此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新动向是，财界成为右翼团体的经济后盾。尽管编撰会为教科书四处游说、宣传和请愿，竭尽全力实现夺取10%的市场占有率（约13万册）的促销目标，但在各校选用教科书总数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2001年9月11日文科省公布编撰会教科书的选用结果，东京都立养护学校、聋哑学校等5所中学和6所私立中学共选用约521册，在2002年4月开始使用的初中历史教科书总数132万余册中占0.039%。[36]一位在法庭上与家永三郎对峙几十年的原文部省官员（现某大学校长）不无遗憾地对作者说：“是编撰会张扬过头了，不然肯定会得到更多的市场”。即便如此，截至2001年10月编撰会的《新历史教科书》却连续再版7次发行量达60余万册，采取购买20册以上降价20%的优惠措施，其绝大部分用于免费赠送，没有充足的资金后盾怎能“赔本赚吆喝”？1997年以来编撰会的活动经费大多来自日本企业和财团的赞助。西尾所著《国民的历史》自1999年10月出版后，作为编撰会在各地开展“学习历史运动”的教材号称销售72万册，其中免费赠送约10万册，所需资金至少1亿日元，西尾的其他几本著作也以超常的廉价上柜；编撰会在全国各地设立支部，在全国大搞“国民运动”到处免费赠阅宣传资料；举行各种研讨会、讲演会等耗费了大量资金；这些无不证明编撰会资金来源丰富。1999年前后，编撰会会员超过1万人，每年会费收入达4.2亿日元。普通会员每年交纳6000日元，拥有表决权的正会员需交纳1.2万日元，正会员可以担任支部干部。顾问会费以10万日元为单位，法人会员为30万日元，两者都是提供赞助的财界人士及其企业。一方面，企业提供大量资金增强了编撰会篡改历史的能量，另一方面，编撰会支援日本企业，应对企业前身在二战中奴役各国强制劳工的受害者发起的索赔诉讼。企业有财力但无能力推翻史界“定论”，右翼学者有知识但无财力扩大影响，企业代表加入资助篡改历史的团体，两者结合实现互补互惠。

与编撰会赞助者有关的企业名单

鹿岛建设、大成建设、大林组、清水建设、小松建设工业、东芝PULANTO建设、东日本房屋、殖产住宅相互、大金工业、三菱重工业、神户制钢所、住友重机械工业、住友电机机械工业、住友金属工业、川崎重工业、朝日工业、日本KOMUSISU、SMK、住友不动产、井关农机、东芝、富士通、佳能、住友电气工业、冲电线、坂口电热、电气化学、NTT、凸版印刷、大日本墨水化学工业、五十铃汽车、日野汽车、松田（马自达）、YANASE、BMW东京、昭和飞机工业、PULIZISU-TON、横滨橡胶、日本合成橡胶、中国电力、出光石油、丸善石油化学、日本海石油、阿拉伯石油、爪哇石油投资、住友金属矿山、大阪商船三井船舶、日商岩井、丸红、森村商事、藤村商事、加商、味之素、狮王、中外制药、日本ZEON、日本肯德基炸鸡、日本香烟产业、帝人、东邦人造丝、东洋纺织、松屋、纪伊国屋食品、东京三菱银行、住友银行、住友信托、住友信托银行、横滨银行、广岛银行、日本开发银行、朝日银行、山阴合同银行、西日本银行、东京信用组合、南美银行、东银国际调查、富国生命保险相互、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住友生命保险相互、日本团体生命保险、损保会馆、日本KADO、住友不动产、北日本楼房管理、TOKUYAMA、池袋车站商业区（池袋TAAMINARUBIRU）、银座ASUTA食品、东京中小企业役员育成、东京中小企业投资育成、日本综合研究所、日兴调查中心、山种综合总合研究所、东京映像制作、TOOPULA、文教堂、北斗学院（北斗AKADEMEE）、大新东、南日本起重机中心、东SOO、商业智囊太田昭和、日通工、藤泽小田急、青山监察法人、品川女子学院、嘉悦学园、城北埼玉高校、樱丘女子学园、村田学园、国际文化会馆、日本BE研究所、MORALOZII研究所、日本相扑协会、日本职业棒球机构、日本武道馆、松本思考研究所

与编撰会赞助者有关的财团名单

PHP研究所、太平洋经济协力会议日本委员会、资本市场振兴财团、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不动产研究所、矢野经济研究所、机械产业纪念事业财团、日本文化研究会、短资协会、高龄者住宅财团、松下政经塾、世界经济情报服务、基础技术研修促进中心、日语普及中心、纸浆经营者恳谈会、富士社会教育中心、新松下村塾、JapanVision研究所

作者掌握三份编撰会赞助企业的名单，都是“儿童与教科书网络21”事务局长、出版工会联合会教科书对策部副部长俵义文整理制作的：第一份是在中国网上公布的最早的一份赞助团体名单，企业名称存在一些翻译错误，如“日本总合研究所”应为“日本综合研究所”，“南米银行”应译成“南美银行”等，此外，日本不动产研究所被重复计算一次，这是截至1999年6月向编撰会提供资助的日本企业和财团的名单。第二份名单是作者在东京采访俵义文时，他亲自赠送的，修改时间为2000年7月31日。从赞助者总数的增加情况看，这是编撰会外援最充足的时期，日本相扑协会、日本职业棒球机构、日本武道馆等属于日本“国粹”的传统竞技团体加入赞助行列，证明编撰会恢复“日本民族的自豪”的欺骗性口号的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第三份名单从俵义文的著作《彻底验证危险的教科书》（2001年6月第三版）中引用，名单的订正时间是2000年9月8日。其中，捐助企业与财团总数微减，增加了池袋车站商业区（池袋TAAMI-NARUBIRU）、藤泽小田急等经营公共设施的企业，上述国粹竞技团体退出赞助行列。[37]为便于读者了解编撰会赞助者的情况，作者综合俵义文整理修订的三份名单，分别列出赞助财团和企业名单。翻译企业名称时最大限度使用原有汉字，属于日文片假名的部分，为避免一词多义情况下的误译，除众所周知的企业，如“佳能”、“五十铃汽车”外，用罗马字母代替日文读音表示，或者并用中译名称与罗马字母，如北斗学院（北斗AKADE-MEE）。作者之所以将赞助编撰会的企业和财团名单冠以“与编撰会赞助者有关”字样，主要是因为不少企业在公开场合下，将为编撰会捐款解释成企业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而非“企业行为”。与编撰会赞助者有关的企业名单，包括先后出现在三份名单中的所有企业共116家，其中60%以上名列三份名单，为编撰会提供稳定财源，也有个别企业仅提供一次性捐助，例如，樱花银行、日本相扑协会等传统竞技团体分别在第一、第二份名单中昙花一现。

与编撰会赞助者有关的财团名单中，先后共有18家财团与赞助编撰会的企业有关，是编撰会的主要赞助费来源。它们分别出现在1999年6月到2000年9月间制作的三份名单内：（1）第一份名单中有12家赞助财团。第二份名单中有16家财团。第三份名单中有15家财团。有9家财团是三份名单中的赞助“元老”，是编撰会最坚定的经济后援。

赞助编撰会的日本企业多达116家。这些企业可以区分为建筑和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飞机、汽车、石油、海运等各类企业，商业、研究咨询机构、传统竞技团体、初中教育机构七大类别。由此可以推断：第一，从建筑、房地产及金融保险业居多的现象，不难看出经过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10年”，在泡沫经济崩溃、经济低迷的打击下一蹶不振的企业，尤其感到有必要“振奋民族精神”，从而支持编撰会通过抹去日本历史上的侵略劣迹美化国家形象的活动。第二，鹿岛建设、三菱、三井等跨国企业集团，都是与中韩强制劳工受害者索赔诉讼案直接相关的企业。编撰会的历史翻案活动将带给这些企业道义与经济上的双重利益———帮助它们洗刷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奴役劳工的历史污点，摆脱诉讼赔偿的经济重负，它们支援编撰会的最大动力即在于此。第三，始终如一赞助编撰会的企业，无疑是这个右翼团体的经济靠山。在116家企业中，有占总数的60%以上的企业一直向编撰会提供捐款。第四，对比分析三份名单，可见赞助编撰会的企业总体上不断增加，其中有的企业自称与此无关，但事实并非如此。自《北京青年报》于2001年4月4日公布支援编撰会的企业名单以后，“日商岩井”[38]驻华机构负责人原世纪雄给报社发署名传真，否定与编撰会有关。但上述三份名单内都包括日商岩井。俵义文这样解答作者的疑惑：日商岩井赞助编撰会是事实，它会以各种借口进行推脱，如董事长的个人行为等，公开他们的企业名称，无疑将对其形成社会和道义上的压力。第五，相当一部分活跃在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成为编撰会的坚强后盾：三菱重工、东芝、富士通、日野汽车、五十铃汽车、佳能、松田（马自达）……，它们是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红利的主要受益者，在赚取利润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为中国民众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它们却在政治上主动参与右翼组织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活动。这个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对于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能否酿就中日之间的战略互信，能否促进两国民众化解历史隔阂，似乎不宜期待过高。第六，国际文化会馆等虽然为编撰会提供赞助，但也为中国留日学生提供了许多支持和帮助，这也是需要指出的一个侧面。

编撰会的“学者”阵容受到财界青睐，一时财源滚滚。令老一代右翼团体望尘莫及。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右翼高中教科书连年赤字惨淡经营，1986年5月经文部省审定“合格”以后，出版商换了3家：1986年至1994年间由原书房出版《新编日本史》，每年选用此书的公立和私立高中多则35所，少则28所，选用最多的年份1990年为9357册，最少的年份1993年只有6409册。从1993年起，原书房拒绝继续出版，改由国书刊行会出版并更名《最新日本史》。此后，选用行情依然每况愈下。从1995年至2002年，选用该书的高中学校多则27所少则14所，1997年的最高选用记录是4898册，2001年降至2682册，其中有1所学校仅仅选用13册，创下最低单位选用纪录。2002年的情况更糟，只有4所公立高中和10所私立高中选用了2117册。[39]于是，国书刊行会终因不堪重负于2003年将版权转让给明成社———日本会议副会长石井公一郎负责的专门出版机构，继续亏本经营。由于通过正规选用程序一再遭遇失败，保卫日本国民会议想方设法扩大销路，1986年6月借助加入该团体的神社本厅的组织网络，在全国各地的神社贩卖《新编日本史》提交学校选用的样书；1994年12月通过函购方式销售《最新日本史》的样书；《最新日本史》2003年的选用册数为2727册，市场占有率为0.97%，2004年共有30所高中学校选用民成社的《最新日本史》，总册数达4997册，市场占有率为0.81%，[40]选用册数增加是日本会议与编撰会联合开展促销活动的结果，其市场占有率不升反降。事实证明，广大高中教师仍然抵制这册右翼教科书。如果没有财界“输血”，违背科学、民主、和平宗旨的教科书难以生存，尽管日本政府为扶助它们抢占教科书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日］《朝日新闻》2001年9月4日。

[2]［日］藤原彰、森田俊男編：『近現代史の真実は何か』，大月書店1996年。

[3]［日］大日方純夫：「『自国』中心·『国益』中心史観の誤り」、松島栄一·城丸章夫編：「『自由主義史観』の病理———続·近現代史の真実は何か」，大月書店1997年，第76~92頁。

[4]引自［日］俵義文：「徹底検証あぶない教科書———『戦争ができる国』をめざす『つくる会』の実態」資料編，第182~183頁。

[5]新华社东京电2000年12月7日。

[6]［日］《国会议事录》，引自俵義文：「徹底検証あぶない教科書———『戦争ができる国』をめざす『つくる会』の実態」，第41頁。

[7]［日］俵義文：「徹底検証あぶない教科書———『戦争ができる国』をめざす『つくる会』の実態」，第40~42頁。

[8]［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宗旨书》，1997年1月30日全体大会通过。引自编撰会网站www.tsukurukai.com。

[9]［日］根据2000年10月13—31日《产经新闻》早刊、晚刊的报道和文章标题制作。

[10]［日］立野水砂人：《缠绕审定与选用的深谋远虑》，《中央公论》2001年8月号，第115~116页。

[11]王智新等：《揭开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黑幕》，第168页。

[12]［日］《东京新闻》2000年10月31日。

[13]［日］《产经新闻》2000年10月31日晚刊。

[14]［日］《东京新闻》2000年10月31日。

[15]［日］立野水砂人：《缠绕审定与选用的深谋远虑》，《中央公论》2001年8月号，第115页。

[16]［日］《台湾加强在永田町的“院外活动”攻势》，《选择》月刊2002年11月号。

[17]在文部省的第一次审定中，总共7个出版社送审的历史教科书按照审定意见进行了修改，其中东京书籍18处，日本文教41处，日本书籍35处，大阪书籍13处，帝国书院29处，清水书院22处，扶桑社137处。

[18]［日］《朝日新闻》2001年2月21日。

[19]［日］立野水砂人：《缠绕审定与选用的深谋远虑》，《中央公论》2001年8月号，第114页。

[20]［日］《每日新闻》2001年3月2日晚刊。

[21]［日］荒井信一监修：《历史问题年表、资料》，《世界》2001年12月1日增刊，第185页。

[22]［日］立野水砂人：《缠绕审定与选用的深谋远虑》，《中央公论》2001年8月号，第117—120、121页。

[23]［日］《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4月4日；［日］俵義文「徹底検証あぶない教科書———『戦争ができる国』をめざす『つくる会』の実態」，第181~183頁。

[24]［日］立野水砂人：《缠绕审定与选用的深谋远虑》，《中央公论》2001年8月号，第121—122页。

[25]［日］俵义文：「徹底検証あぶない教科書———『戦争ができる国』をめざす『つくる会』の実態」，第101頁。

[26]［日］《文部省新教育方针》，引自国民教育研究编：《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56页。

[27]引自［日］俵义文：「徹底検証あぶない教科書———『戦争ができる国』をめざす『つくる会』の実態」，第99～102頁。

[28]［日］俵義文：「徹底検証あぶない教科書———『戦争ができる国』をめざす『つくる会』の実態」，第85~86、89~98、103頁。

[29]［日］《产经新闻》1999年5月10日。

[30]［日］俵義文：「徹底検証あぶない教科書———『戦争ができる国』をめざす『つくる会』の実態」，第170~171、84~89、176~177頁。

[31]［日］立野水砂人：《缠绕审定与选用的深谋远虑》，《中央公论》2001年8月号，第124页。

[32]［日］产经新闻社内报We第86号1997年1月24日，引自俵义文：《从教科书问题看历史认识———尤其是最近日本的潮流和动向》，2001年10月中日国际研讨会论文。

[33]［日］藤冈信胜：《小学历史教科书排行》，《诸君》1999年9月，第152~171页。

[34]［日］《产经新闻》2001年2月23日。

[35]［日］《产经新闻》2001年2月26日。

[36]新华社2001年9月11日东京电；［日］《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9月12日。

[37]［日］俵義文：「徹底検証あぶない教科書———『戦争ができる国』をめざす『つくる会』の実態」，第54，175頁。

[38]日商岩井是日本六大商社之一，是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跨国公司，在北京、上海等地设有12家代表处、6家法人公司、1家投资公司和107家合资企业，每年对华营业额30亿至50亿美元。

[39]［日］「新編日本史」￡「最新日本史」の採択状況、子どもと教科書全国ネット21：「あぶない教科書·高校版、徹底批判『最新日本史』」資料編，学習の友社2002年，第114頁。

[40]［日］俵义文统计数据，2004年4月10日载自［日］“儿童与教科书网络21”www.ne.jp/asahi/kyokasho.net.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