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鼓也要重槌敲

我在《别和青春期的孩子较劲》一书中，从家庭教育角度用相对较重的笔墨写了我的学生王海洋。他的优秀——高中入党，北京市“希望之星”十佳中学生，考上北京大学；他的自立自强——勇挑校学生会主席重担，为母校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勇于探究——独自一人行程一万多公里进行社会调查等等。这些确确实实要归功于他父母亲的影响与教育。正像王海洋面对记者采访时所说的：“如果把我比作父母种植的树，那么从一开始他们就是善加引导而不是粗暴修剪的，这使我获得了宝贵的个性。”可是王海洋却又总是说“上高中遇上了关老师是我一生的幸运”。长期以来，在他人生遇到路口需要抉择时，他都会来一个电话：“关老师，我是海洋。您最近身体好吗？有个事跟您商量，您帮我拿拿主意……”在高考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问题上，在大学毕业后的发展方向问题上，在选择女朋友问题上等等，他都要听听我的意见或建议。三年的师生关系，我们成了忘年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说起王海洋在上学时的表现，老师们往往会赞不绝口。而学习优秀只是享有赞誉的一个方面，他的品行和能力更被老师和同学们称道。高中三年，王海洋获得过不少的荣誉，但他丝毫也不张扬、不炫耀，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十分谦逊；面对社会上一些不良少年的寻衅滋事，他不畏惧、不退缩，以一身正气制服对方，然后再机智脱身；代表北京市高中生出访日本，在访问团全体成员中他的年龄最小，但在整个行程中他却忙前忙后，服务于大家；王海洋作为学生会主席发表的激情演讲，博得了全校师生的高度赞扬。可以这么说，王海洋始终是他父母的骄傲，育英中学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但是我在这里着重要说的不是他的优秀，而是作为一个中学生、一个孩子，他身上也有缺点和不足，他也在犯错，罩在他身上的光环并不能遮掩他在成长过程中时隐时现的瑕疵。尤其作为我这个班主任来说，非但不能“偏向”他，还要用心去观察和发现他的问题，甚至用挑剔的眼光去审视他的行为表现，挖掘他的内心活动，用更高的标准去要求和激励他。

由于他具备很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班级工作我放手让他去做。无论是组织主题班会，参加学校歌咏比赛，还是班费的管理等，他与副班长张璐、生活委员崔岩、宣传委员陈薇——都是我十分得意的学生，合作配合，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我很是省心。在他们读高三时，有一天王海洋拿着一张邮局订阅收据给我：“老师，我用班费给班里订了一份《参考消息》，让同学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也能了解一下国内外重大新闻。”看着这张收据，听着他似乎有道理的表白，我心猛然一缩——不好！这孩子在心态上出现了偏差！第一，他是先斩后奏，订完了，钱花出去了才告诉我；第二，他是假公济私，假借集体的名义，实际上是在满足个人的需求。因为我太了解他了，只有他对《参考消息》情有独钟，大部分同学是不那么感兴趣的。为了不让他太难堪，我不动声色，故作平淡地嘱咐了一句：“以后做这种事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其实他已经意识到了我的不快而心存忐忑，但我仍旧不能放过他，要在适当的时机揭他的疮疤，让他知道疼，才不至于恶化。而且我相信不久就会抓住“教训”他的机会，因为在浮躁心理的驱使下，他还会因耍小聪明而犯错误的。

不幸被我言中。没过多久，学校党支部要求他交一份思想汇报，因为此时他已经被党组织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他写好后拿给我过目，我一看，立即再一次发现了他自以为是、文过饰非的膨胀心理：一共写了四页信纸，满篇都是自己的成绩和功劳，说到自己的不足，只寥寥数语，有那么五六行文字，且空洞无物，完全是走形式用的点缀，似乎他这个人太完美了，真的无可挑剔。可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份思想汇报，让我意识到王海洋这面大家公认的“响鼓”，需要我用重槌猛击了！

我找他进行了一次谈话，一次非常严肃甚至有点严厉的谈话。我首先帮他分析了思想汇报暴露出的思想问题，然后揭穿了他订《参考消息》施用的小伎俩，最后追根溯源：表扬听得太多了，荣誉冲昏了头脑，得意有点忘形。王海洋毕竟还是一面“响鼓”，对于我的严厉、我的不留情面、我的一针见血，他表示心悦诚服，发热的头脑被我一瓢凉水冷却下来了，认真反思了自己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偏差，并拿回自己的思想汇报重新进行了修改，着重剖析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原来三言两语的敷衍变成了深刻的自我反省，我看了并表示满意后才交给了校党支部。

这一次教训，对于成长中的王海洋来说是深刻的，够他记一辈子的。不久，他就凭借自己的良好表现通过了组织的考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预备党员，在高中阶段，刚满18岁就实现了自己的崇高追求。

一般来说，学生们固有的思维定势是：老师都偏向学习好的同学。平心而论，学生们的这种带有不满情绪的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于学习优秀的孩子，老师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偏爱，尽管在有意识地注意着，也难免在不经意间有所流露。何况像王海洋这样的学生，当时在育英中学简直就是个公众人物，数学老师孙长娟曾不无羡慕地说过：“人家王海洋妈妈怎么这么有福气，生了这么个好儿子！”作为班主任的我能不感到宽慰和欣喜吗？但是我更明白，他毕竟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过多的赞扬和褒奖是好事也是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毁了他。于是我把对他的爱隐藏在心里，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严格和严厉。我曾戏称：在王海洋面前，我是一把小锤，时不时敲打他两下；我是一瓢冷水，经常浇一浇他要发热的头脑；我是一个千斤坠儿，当他飘飘然时把他拽回地面。他与同学们犯了同样的错误，我对他的处理会更严格。高二时，班里不交作业的现象趋于严重，理由经常是忘带了，是真是假不好判断，让他们回家去取又得顾及路上安全。于是我就拿王海洋开刀，当他也有两次不带作业时，我使了个“损招儿”——让他家长亲自把作业送到学校来，一来让他感到内疚，二来“杀一儆百”，三来也让同学们意识到我对王海洋的不留情面。那天正好是个大风天，当他妈妈顶着风骑车到学校后，我俩联起手来狠批了他一顿，让他长记性，让其他同学接受教训。我一直认为，内疚感是孩子们成长的最好动力，知错—内疚—改正—进步—成长，人生之路不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吗？

古语说“严师出高徒”，如果王海洋算是个“高徒”的话，却不敢说出自我手，因为他的基本素质是他的家长培养和造就的，小学六年、初中三年教他的老师们功不可没。高一成为我的学生时，他的品格、能力、学习成绩等诸方面已经初露锋芒。面对这样一个学生，我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听着老师、同学们对他的赞扬，我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头脑；我虽不是党员，但高一第二学期我就动员他写了入党申请，对他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对他成长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我及时纠正，绝不姑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在王海洋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中确实扮演了“严师”的角色。

今天的王海洋大学即将毕业了，今后无论他从事什么工作，我相信这面我曾经重敲过的“响鼓”，都会铿锵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