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之研究

人类活动原为整体的，为叙述便利计，我们诚可将各种活动的现象，分为若干类研究之。但各种活动决非孤立的，与其他活动均有相互关系，故欲明某种活动之历史，绝不可不研究其他与此活动有关系的事实以为旁证，而使此种活动之因果益明确。教育为社会事业之一种，亦为政治问题之一种，其一切因革，均与政治及社会组织有至密切的关系，而近代中国教育史除有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外，又有其特殊的国际背景：所以近代中国教育史之背景应特别注意者有下列三事。

（一）外交中国近六十年来之教育完全为外力所逼成，我们若不注意近代中国外交上之各种变化，而反在教育现象中研究教育史，即能将六十年来之教育事实巨细无遗详为记载之，亦不过一本流水簿耳，并不能示近代中国教育的盈亏如何。换言之，清季之外交失败为构成新教育之总因，无此总因则现在中国的教育决不会如此。所以研究近代中国教育史，不可不先注意于此。

清季一部外交史，除了国耻的事实而外，实在没有别的东西。而与近代教育最有关系者，计有：1.鸦片战争；2.太平天国之乱；3.英法联军入北京；4.中日战争；5.拳民之乱，五事。

鸦片战争以前，我国虽也曾与西人交通，但其范围只以商务为限，而且中国之弱点未曾暴露于外，西洋文化在中国不曾发生何种重大的影响。鸦片战争而后，国人在思想上虽然要保持华夏蛮夷的旧观念，但西人坚甲利兵的事实却不能不承认。于是昔日轻视蛮夷的观念，逐渐为畏惧强邻的观念所替代。而且《江宁条约》《中法条约》均规定外国人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居留之权，其居民并不受中国法律之裁判，他们自视甚高，既不同化于中国，便不能不设立学校以教育其子女。在实际上，西洋的教育制度既因条约而逐渐输入，而国人思想之变化更受新制度之采用的重大影响。盖如未经此次战争，中国即欲采用西洋教育制度，亦必不全盘承受，其结果亦决不至如现在也。

太平天国之乱，在正式的外交上虽没有什么重大问题，但清廷借用英法兵攻太平军，更予民众以外兵可畏之印象，而上海租界上丧失国权的种种事实，也均于那时植其根基。盖当咸丰三年八月刘百川攻陷上海之后，外人之侨居上海者，倡中立之议，关税权于此时丧失，会审制度于此时起源，外人在中国领土内之行政制度亦于此时建立。今日上海为全国出版业之中心，隐然操纵全国文化而使之欧美化，固然植基于那个时候，其他因此而生之种种教育问题，如盲目崇拜留学生与教育外国化、商业化、资本主义化、买办阶级化（重英语）等等亦莫不与之有关系。故太平天国战乱所给予近代教育之影响并不亚于其他外交问题。

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国人对于西洋的兵力虽有所震慑，但亦不过视为偶然的制胜而已。所以《南京条约》实行，粤人极力反对之，并因之以酿成英法联军入京之国耻。咸丰十年，签订《中英北京和约》，除割地赔款而外，内地传教权于以确定，而总理衙门与同文馆之设立，留美学生之遣派等，亦以此次交涉为主因。外交问题之直接影响于中国新教育制度者以此为始。

甲午中日之战关系于中国国运者至大；在此以前，无论外交如何失败，国人对于西洋之坚甲利兵均视为偶然的胜利，而且只认识其坚甲利兵，对于本国文化犹存自尊之念。甲午战后，除坚甲利兵之认识外，更进而认识所谓西政，而自尊之念亦渐失去，故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迭下上谕举办新政均及教育，而胡炳芬、张之洞等复陈新政，无不以采用西政西艺为言。张之《劝学篇》，曾奉上谕颁行各省，其论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在当时最为详备，但其渊源则几完全出自日本。戊戌变政，虽然为期不过百日，然而京师大学堂即于彼时建立，新教育之学校系统亦于彼时建立。推其原因，则甲午之败有以促成。故甲午一役，实为促进中国新教育制度之主要动因。

甲午以后，朝野虽然竞言变法，竞言兴学，然千余年相传之科举制度固在民众心理中有强固的根基，而且中国社会组织又未见得与西洋教育制度相合，所以倡来倡去仍不过是纸上谈兵，有名无实。及拳民之乱，八国联军入京，皇帝蒙尘，事后赔款谢罪，无所不至，实中国外交史上惟一之耻辱。国人昔日自尊之念至斯完全打破，不独对于西洋之坚甲利兵望而生畏，即当时之所谓西艺亦视若神圣，而以为欲图强惟有尽量仿效西法之一法；又因鉴于日本之勃兴由于变法，以及中日壤地相接，交通便利，国体相同，成规易随，于是举国上下以仿西法、效日本为当务之急；庚子而后，各种新政如铁路、电报、银行等等固逐渐举办，教育制度则完全将数千年相传之旧制推翻无余，而悉以日本者代之，留日学生之多，更为留学史中所无。庚子一役实为中国实现新教育制度之重要原因。

此后中国外交虽五次不失败，但影响于教育者较少，不具论。

（二）政治自清同治至今，中国政治上最大之变动有：1.戊戌变政，2.预备立宪，3.辛亥革命，4.袁氏称帝，5.国民革命，五事。

戊戌以前中国虽也因外交上之种种关系与西人往来，但政治上则仍为华夏自尊的闭关主义。甲午战后，鉴于日本之强盛系由变法得来，于是国人因图强之念，而群思模仿日本，戊戌变政虽然没有什么成功，但社会上的传统思想，却因《新民丛报·黄帝魂》等文字之鼓吹而发生动摇，民权民族之观念亦渐入人心，而无形中构成一种西政的教育思潮，在背后支配着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等之教育制度。

戊戌而后，国人因外患之逼迫，图强之念甚切，但均格于异族专制而不能如愿，其时国民党人知欲改革中国非先推翻满清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不可，于是对于民族思想之鼓吹特别致力。清廷初亦无何种诚意改革政制，但鉴于民气之激昂，于光绪三十一年派考察宪政大臣，三十三年公布《宪法大纲》。虽然终清之世，不曾实行立宪，然而为欲副预备立宪之名之故，对于教育亦颇有进行，不过所用之手段仍为奖励功名之科举的故智耳。在清廷以为藉推行教育可以缓和人民之反抗心理，而党人散播各校，日为种族革命之宣传，一面固曾促进了种族革命之实现，而他一面则中国新教育自始即有政治问题在内，而非纯粹的教育事业。此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中特性之一，亦为其他各国所不易见者。实为研究近代中国教育史者不可忽视之要事。

辛亥革命将数千年历史相传之专制政体推翻而树立共和民国。成功之速为世界革命史中所无。只因未经过训政时期，破坏之余，渺无建设。中国十余年之内乱实种因于那时，而教育宗旨之飘忽无定，学校制度之时时动摇，亦于那时树立根基。在形式上，民国之教育制度似与清季者截然为二，但除蔡元培发表《新教育意见》提倡美育与世界主义，于教育部官制主张设社会教育司而外，其他各种设施并无重大改革。在民众方面仍视学校为变相的科举，而以入校为求官的途径。所以六年、十五年因学校毕业生失业之多而有职业教育思潮与毕业生就业指导委员会之设置。换言之，辛亥革命除民族思想有相当之结果而外，其他均无成功——教育亦如之。

袁氏称帝前虽曾颁布所谓教育宗旨与《预备学校规程》，但均未实行而即消灭，在教育史上并不占何等重要位置。他称帝时之政绩最有影响于教育者为民国四年五月九日秘密承认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条。此事在事实上本属外交问题，但袁氏不采外交上之方式与之交涉，惟冀达其称帝之目的而秘密承认之，实系一种政治手腕，故以之列于政治问题之中。二十一条承认之时，虽曾有督军及民众反对，但对于教育上并无何种直接的影响。其影响乃在袁氏死后民国八年所发生之五四运动。盖此运动系以山东问题为主因而产生，而山东问题即为民四日本二十一条之遗祸。五四以前，社会上一般民众以至教育界仍为历史上之传统思想所束缚，对于旧思想旧伦理纵有怀疑，而不敢明白反抗，即有之（如《新青年》）亦不易引起社会同情。五四运动虽然只以惩罚签订二十一条之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目的，但社会思想习惯经此次运动而根本上发生动摇，学生在社会上之地位提高，参与国事，几成常课；而向日之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机关亦失去其尊严，一切法规亦随中央政府之命令而常不能出北京城外；学校制度，教育方法，亦自此而日趋纷歧，教育行政机关及各种学校之风潮亦日渐增多。追溯原因，则皆由袁氏称帝之野心有以成之。故袁氏称帝实为近代中国教育之一种重要背景。

国民革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口号。国民党于十三年改组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中山先生提出“以党治国”的主张，并由大会议决建设国民政府，以党之中央政治会议为政治上之最高机关。此种政治组织，为中国历史上所未有。自十五年春由广东出师北伐，其统治力现已奄有全国领土三分之二。其在教育上之结果如何，虽以为时甚暂无从预断，但有其他各时期之政治所无之最显著的两事，其影响于近代教育史者最大，即（1）党化教育，（2）学生参与政治。国民党之所谓党化教育系以其“以党治国”的主张为根据，在实际设施上，教职员均须为党员，教育上之一切设施须以党义为依归。现在草创伊始，尚未见系统的具体方案，不过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一切教育均当受党义之拘束，在行政上发生重大的影响，则为已然的事实。至于学生参与政治运动，虽然自有新教育以来，即有此种事实，但均为偶然的变态，学生在政治上并无明确的地位。自十三年十一月孙中山先生发表《北上宣言》及十四年二月《对于善后会议之主张》两文（《中山全书》卷四，宣言类，页四一一五○）主张各省学生联合会为国民会议预备会团体之一以后，在国民政府之下，学生之政治地位确定。而国民党于十三年容纳共产党分子以后，共产党更努力于鼓吹学生阶级，不但要学生握国家之政权，且要他们握学校的行政权。于是学生逐渐成为各种政治运动之中心，而且与教师为对抗的阶级，为着本身的利益而不断与社会及教师争斗。其流风所及，不独在国民政府之治下如此，且普及全国。现在共产党虽然以国民党之清党而不敢活动，但此种思想却已深印入青年之脑中。已然的事实，我们固当注意，以后的学风，我们也当向此中求原因。国民革命对于现教育之影响，现正如日初升，方兴未艾，我们研究近代教育史，更应时时留意。

（三）经济前述之外交问题为中国产生新教育制度之主要原因，政治问题，则为使新教育制度变化无定之主要原因，现在更进而讨论支配新教育现象之经济问题。

我们虽不相信一切社会上变动都由于经济变动而起，但却不忽视经济对于社会问题的力量，而以之为教育问题中之主要原素，所以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中仍然竭力探索其对于教育上所发生的影响。不过社会经济之变动是渐进的，因果极复杂，非如外交、政治诸问题之有显然界限，故不分条论列。

要明白近数十年社会经济对于教育之影响，第一须知中国经济环境与欧美相异之点何在？第二须知现代中国经济环境何以异于昔日？此两问题俱非短篇所能解释，简单说来，中国社会经济自昔以家庭为中心，个人财产之权利义务，除妻子而外，并及亲戚旁支，而对于国家之责任甚少；欧美之社会经济则以个人为中心，财产上之权利义务，除未成年之子女外只对国家负责任。因而在欧美社会上对于个人之自立极为重视，父母及社会之扶助个人自立亦不遗余力；在中国则以有力者周济无力者使之共存为群德之要件，但只为事后的救助而不为事前的预备，所以依赖者多。加以中国人民向分士农工商四阶级，士之地位既远在农工商之上，而士又为不事生产的“治人”“食人”的阶级。因此两种经济背景，所以中国人与欧美人对于教育之观念根本不向，盖后者以受教育为求独立自存的途径，前者则视为升官耀祖的道路，所以西洋以求自立为主要功能的教育制度，到中国就非用科名的奖励不能施行。而现在毕业生失业之多与社会上盲目崇拜留学生等，亦与此经济的背景有重大的关系。但自光绪二十八年改用新教育制度以后，西洋物质文明潮流之侵入中国亦日迫一日，在形式上，教育上的，一切设施均要仿照欧美，而中国社会仍旧是一个小农社会与手工业的国家；加以中国交通之不便，内地与交通的都市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去甚远（如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已渐成工商业之都会，川、滇未通轮船火车之地则仍保持数千年来的农业习惯），中等以上的学校又群集于都市，致乡间小康之家不能遣子弟入中等学校，因而教育的进展亦极畸形。此外旧日“士”之阶级，因物质文明潮流的推衍不能存在，势不能不求自立，而社会经济权为国际资本主义所控制，每年人超常在一亿两左右，一切运用机械之大生产机关，均为外人所垄断，国人常有求为其奴隶牛马而不可得。乡间农民固因经济之压迫而不能就学，能就学者亦因国内各种事业不发达，以致毕业后而无业可就。职业教育之思潮固由此事实所构成，青年学生之多人共产党亦未尝不是此种事实所逼成。不平等条约一日未取消，中国在国际上一日未独立，国际资本主义的束缚无从解放，国内经济更将日形枯竭。姑无论教育无从发展，即能发展亦只是多造些较有知识的失业者而已，于国计民生实无何种裨益。这问题不独在已往的教育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在未来的教育方针上亦系必不可不研究的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