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语文课程要形成和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理所当然、责无旁贷。其实，这话隐含了一个至关紧要的定语：“现代语文”；完整地说，我们要培养的是“现代语文的语文素养”。因其不说自明，说了反而啰唆，所以就省略了。可以被省略，并不等于可以被遗忘。尤其在语文课本编写和语文教学活动中，于此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更不可忽略不计。这并非杞人忧天，值得引起我们深切关注。
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小学基础教育的语文课程也就必须以现代语文为主体。不言而喻，我们是生活在现代语文的环境里，从日常生活交际到我国外交代表在联合国发言，用的全是现代语文；从政府的公告、文件到一般的产品说明书，用的也全是现代语文；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论著和文学作品也几乎都是用现代语文写作或翻译的。任何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都必须具备最基本的现代语文读写听说能力；无此能力，则不可能适应现代生活和发展的需要。鲁迅当年回答“青年应当有怎样的目标”这一问题时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1)古代语文尽管可以作为“发展”的一个资源，但和“生存”“温饱”关系都不是很大；而现代语文却是“生存”“温饱”“发展”之所必需。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现代化的过程中。语文教育要顺应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本身也有一个现代化的要求。教育“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能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就看是否以教学现代语文为主。
与文言相比，现代语文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现代的文化。这是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的、民主的文化。它不仅是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最具活力的部分。语言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为什么要倡白话而废文言？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文言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妨碍了社会的进化，妨碍了中国的富强。可以说，现代语文既是中国社会开辟现代化道路的利器，也是近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作的艰苦努力的历史见证，同时它又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我们要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要培养现代人才，就要用这个先进的、现代的文化去形塑当代的中小学生，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和民主思想，使他们成为具有现代意识和灵魂的现代人。以文言为主要载体的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则是一种精华与糟粕并存、良莠不齐的文化，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封建性的文化。在语文教育中模糊甚至忽视或抹杀“以现代语文为主”这一要求，提倡“文白并重”甚至“以文为主”，实际上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更可怕的是，还有人热衷于提倡孩子去读《三字经》《女儿经》《二十四孝图》等封建糟粕多多的东西，如果缺乏分析批判的精神，这就不是补品而是毒药了。
现代白话在吸收文言、口语和欧化成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和文言是两个不同的言语系统，虽然文字大同小异，词汇和语法尤其是词汇却有极大区别。尽管贾宝玉的文言水平非常高，能够写出《芙蓉女儿诔》，但是假如他生活在现代社会，必将处处碰壁。他既不知道用的“手机”“电话”“网络”，吃的“快餐”“自助餐”，穿的“T恤”“夹克”，行的“高速”“地铁”，住的“公寓”“小高层”“经济适用房”，更不用说什么“民主”“自由”“科学”“法治”“平等”“人权”……他也写不出“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沙扬娜拉！”这样的诗。他如果要写好现代白话文，非下几年苦功夫不可。而他学白话的过程，就是他的思想情感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他适应现代生活的过程。“人”字文言白话中都有，贾宝玉也非重学不可。文言文中“人”的内涵是在古汉语语境中被理解的，与中国古代旧有伦理道德相联系，这种“人”是古代的“人”，不同于具有现代性的“人”。言，心声也。马克思就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语言的差异，意味着世界观的差异，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差异。文言和白话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古代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差异。对此，严复在翻译《天演论》过程中有深切的体会，他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3)乌申斯基说得好：“现代社会的智慧并非蕴涵在古代的语言里，而是蕴涵在最新的语言中。”(4)
现代汉语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套复杂、精致、成熟的语言系统。它是一种充满活力和可能性的语言。与文言相比，它的词汇更丰富，语法更严密，表达也更精确。要掌握这样一种语言，本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在有限的语文课程中，安排大量文言内容，势必挤占学生学习现代汉语的时间，结果是：文言没学精，白话也耽误了。
回顾将近一个世纪的语文教学中的文白之争，力主“只文不白”、“文多白少”者的理由说来说去不过那么几条。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知道它们实不足为据。
只有学好文言文才能学好白话文，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有害的。鲁迅、郭沫若、老舍、钱钟书等现代文学大家之所以能够写出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品，这与他们学了大量的文言文确实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不能证明我们中小学生也非依葫芦画瓢不可。白话吸收了文言，但毕竟不是文言。鲁迅等现代文学大家能够取得这么高的成就，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学了大量的文言文，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创造性地吸收了文言成分。而要做到能够创造性地吸收文言成分，首先要学通文言，这是前提。只有对文言有彻底的了解，才能做到创造性地运用。当年读通文言的人很多，可是在他们中间到底又出了几个类似鲁迅这样的大师？也就是说，不能把读通文言与成为鲁迅、郭沫若之类的文学大家等同起来。何况，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培养文学家。再说，视古代语文素养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现代语文素养的前提，从实践的层面来说，也是万难实现的。在现代社会里，学生在学校要学的课程极多，每一课程所学习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如古代那样只学一门课程。“读文言文须先有长时期的辛苦训练，才能彻底了解。”(5)同时，中小学生对于远离他们生活的文言文极难有正确而深刻的理解。正如朱光潜所说，“读文言文……他总不免像看演旧戏，须把自己在想象中搬到另一种世界里去，与现实世界隔着一层。”(6)吕叔湘先生说得好，“说不学文言就学不好白话文”，“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经不起事实的检验。(7)
如果我们真要培养学生的现代语文的语文素养，自然应以学习典范的现代语文作品为主。因为学生只有在现代语文的听说读写活动中才能真正生成现代语文的语文素养。冷了加衣，饿了吃饭，这才对号。试图以古代语文培养现代语文的能力，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可现在有的语文课本中却将一半左右的篇幅让给了文言，语文教学要将一半以上的时间用于对付文言。这好比孩子饿了不给吃饭却大吃不能消化吸收的补品一样，实非明智之举。
也有的论者认为，中小学生在学校内外都有大量接触现代汉语文的机会，因而能够不学自会。我以为这是非常片面的判断，实难苟同。现实的情况是，且不说中小学作文语病百出的普遍现象，就是公开发表的文字，很多离文从字顺的起码要求也还有不小的距离。且举数例。例一，发表在一本威信很高、影响很大的语文教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名牌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里居然连续出现这样的病句：“我以为这一‘麻雀解剖’至少体现了中学语文界对这篇文章教学的大体内容”；“基本的解读原则，体验和领会其益处却是无限的”。例二，也是一位大学副教授，他在大学开《道德经》选修课，文章里居然写出这样的句子：“据我们的理解，研究《道德经》有三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做学问的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客观的研究方法。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主客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难道“客观的研究方法”不是“做学问的方法”吗？“做学问的方法”一定是主观的吗？他能在大学里开《道德经》课，想必文言是通的吧，但其现代语文水平却令人不敢恭维。看来文言的通并不能代替白话的通，要正确掌握白话，还得认真学习现代语文。例三，一位成就卓著著作等身的语言学家在一本专门研究言意关系的专著中，举例说：“《大法官》这部小说写到林子涵与聂小倩去找刚被判处死刑的周士杰妻子邵红谈话时，……”谁被判处死刑？从语句看，当然是邵红，可读到下文才明白被判处死刑的不是邵红，而是邵红的丈夫周士杰。当然这在书里只是一个偶然疏忽，但也可以看出要把自己心中的“意”准确无误、没有歧义地表达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并没有用放大镜、显微镜专门去找别人的茬子，这些例子都是在日常阅读中信手拈来的。我参与主编的《现代语文》初中读本第一册收有叶圣陶先生《稻草人》的部分原稿与改稿的对比，原稿确实有语句不通畅、表达不准确的毛病，改稿明显好多了。作家、学者尚且要学，中小学生不学行吗？作为一个现代人，现代语文非过关不可。
至于说文雅白俗，文言简洁优美，白话啰唆，也是一种偏见。文言中有俗的，白话中也有雅的。从作文用字多少来说，总体上，文言文的确比白话文少。但是文言文用字简省，往往词意、句意不明，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含蓄笼统成为文言文的一大致命弱点。随着近代科学的引进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人们要求文字能表达周密严谨的思想，这文言文就难以胜任。从表达得明白清楚这一基本要求来说，文言文并不一定比白话简洁，白话文并不一定比文言文啰唆。胡适在接到某校让他当该校校长的聘请时，他在复电中只用“干不了”三个字就表达了他不去的意思，极为简洁。有人认为如果用文言，也只需用“难为役”三个字。(8)可是，字数是相同了，意思却含糊了，并且“难为役”三字对一般人而言理解起来也有一定难度，情味也不同。文言一定比白话优美吗？朱光潜早已说过，“如果讲究得好，我相信语体文比古文的声音节奏应该更生动，更有味”(9)。
主张“文多白少”者中有的走得更远，他们主张“读经”。其理由是：“普遍恢复读经的风气，从儿童期就给孩子‘读经’，肯定有助于恢复国民的良知和善心，有助于社会道德水准的恢复和提升。”(10)这话让人感到一头雾水，难以理解。袁世凯的确是从儿时就开始读经的，但他成了卖国贼。我们不能肯定他成为卖国贼与读经有必然联系，但他想当皇帝，经书肯定脱不了干系。一些所谓经书，封建性糟粕不少，民主性精华不多。经书所提倡的良知善心、道德标准与现代所提倡的良知善心、道德标准具有本质区别，企图通过读经来恢复和提高现代人的良知善心、道德水准，这无疑是缘木求鱼、饮鸩止渴。与其读经，不如读现代汉语经典作家的作品。道德建设主要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关键在于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教学文言文与进行道德建设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我们认为，中小学生也需要学习一部分优秀的古代诗文。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如果对我们的古代优秀文化一无所知，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难以饶恕的失误，只是不能把继承发扬我们传统文化的担子全都压到中小学生的肩上。要承担起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任务必先学通文言，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吕叔湘先生早在1962年就曾指出：“在充分掌握了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学习文言，达到能读一般文言的程度，我估计至少得五六百课时，差不多要占去高中阶段全部语文课的学习时间，课外作业时间还不算。”(11)而现在高中语文课程的全部教学时间还不到五百个课时。在这样一个有限的课时安排中，要让多数学生同时学通、学好现代语文和文言文，我以为几乎没有可能。我总觉得我们对中小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要求太高了，对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要求则太低了，而大学中文系学生于继承发扬古代文化传统应当说比中小学生有大得多的责任。我们并不是主张不学文言；文言是要学的，目的在于让中小学生领略中国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而不在于“吾余汝其”“之乎者也”，质言之，目的在文化而非语言。中小学应以学习典范的现代语文为主。如果有学生对文言感兴趣或将来有志于从事与文言文相关的专业学习，可以在高中为他们开设选修课。再说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求传承者必须是现代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必须首先学好现代语文。语文教育也得做到“三个面向”，特别是面向现代化，而千万不可面向古代化。无论是在制定课程标准过程中规定文言文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时，在教科书编写过程中确定文白比例和编写体例时，还是在教学中明确具体课文教学目标时，我们都不能遗忘“语文素养”之前的“现代语文”这一定语。
本文原载《人文·语感·对话》，收入本书时作了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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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盖集·北京通信》。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3) 《严复集》第5册《天演论·译侧言》，中华书局1986年版。
(4) 郑文樾编：《乌申斯基教育文选》，张佩珍、冯天向、郑文樾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0页。
(5) 朱光潜：《谈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6) 同上。
(7) 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8页。
(8) 林文翰：《中国语文教学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3页。
(9) 朱光潜：《谈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10) 读经运动：重寻古典智慧——王财贵博士访谈录，http://www.booker.com.cn.
(11) 吕叔湘：《谈语文的学习和教学》，选自《吕叔湘论语文教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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