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组织的进化逻辑

（一）大学组织的历史演进

克拉克·克尔曾经作过一个统计，他发现“西方世界在1520年以前建立的大约75个公共机构仍旧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有着类似的功能和未中断的历史，包括天主教教会；马恩岛、冰岛和英国的议会；若干瑞士的州的管理结构；锡耶纳银行，以及61所左右大学”。^[10]这说明，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组织之一。人们不禁想问：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大学为何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回顾一下大学演进的历史轨迹，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启发。

大学是在中世纪西欧社会城市机构化的过程中诞生的，和其他行业的行会组织一样，不过是一个城市的手工业者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团体。我们也许很难想象在世界上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没有固定授课地点，教师家里有地方，就到教师家里上课；教师家没有地方，就由学生租用私人住宅，或是四处募捐，筹款建造教室”^[11]。那时的大学处于社会发展的边缘，并不为社会所关注，它像一座象牙塔与世隔离，但是从未放弃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在和教会和王权的不断抗争中，“它们不再散居各处，彼此隔绝，而是逐渐走到一起，抱成一团，而这种集中的结果便是相互的支撑，最终它们成了学院和大学，成为强大的光明的中心”^[12]。但是，在浓厚的宗教氛围笼罩下，大学成长的脚步是缓慢的。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大学还处于一种休眠状态，缺少一种切实的在知识上的职责，成为社会人士百般嘲讽的对象，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当人类社会步入工业时代之后，大学对科学的高度热情逐步成为大学主导价值和活动取向。通过传递高深学问、探索未知学问领域的活动，为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知识、思想和大量的专业人员，提升了民众的生活质量，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学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19世纪初德国创立的柏林大学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大学的开始。洪堡主张科学研究和教学相结合的理念与当时的时代发展状况相契合，是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其实，在柏林大学之前，16世纪中叶梅尔维尔时期的格拉斯哥大学已着手进行课程改革，大学开始设立自然科学讲座，使学科范围不断扩大；18世纪法国开始兴起的高等专科学校，以重科技、重实践、重应用的教学令人耳目一新；而在德国的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已经成为“严格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学习的高等教育机构”^[13]。柏林大学正是在这一系列前奏响起之后，完成了传统大学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超越。

大学成长的步伐从未停歇过。进入20世纪后，社会变化节奏逐渐加快，推崇实用主义的美国人借助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把大学社会职能的拓展发挥到了极致。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案》，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赠地学院”将大学的功能延伸到学校之外，使大学成为推动社区发展的“服务站”。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骄傲地说：“州立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她和州的紧密关系中。”^[14]为了适应战争时期政治的需要，大学接受并完成了大批与战争有关的科研任务，帮助国家获得了荣誉和财富。从此以后，大学与联邦政府和企业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校园内的研究，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创造力；通过教师的努力，为获得联邦支持吸引了必要的风险资本；通过教育项目，培养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来应用新的知识”^[15]。大学组织通过合作研究、转让研究成果等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大学组织的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正是由于很快适应社会的变化并做出根本的变革，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学才一直保持着生机与活力。”^[16]大学通过满足人民日益变化的需求和希望，对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壮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成长和完善。

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从“居住僧侣的村庄”到“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再到“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17]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演进过程。大学内生于自身所在的土壤，成长于自身所在的环境，适应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自觉地调整自身行为，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得以健全自身而不断成长，形成了顽强的生命力。

（二）大学进化的一般规律

阿什比说：“大学是一个具有生命特征的文化机构，它保存、传播和丰富了人类文化。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18]与自然界其他生命有机体一样，不同的大学虽然拥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能力、不同的生存空间，但是它们都在按照自身的轨迹进化发展，大学组织的进化具有一般规律性。

首先，大学的成长是遗传和自然选择的共同结果。大学的遗传性是指在大学组织内存在某种类似生物基因特征的组织复制机制。在复制过程中，它会同时进行遗传的优化选择，以保证组织能自低向高单向进化。自然选择则强调大学组织在演化中所具有的自适应系统的有效性。达尔文指出生物是进化的，同样，作为生命体的大学也是在不断进化的。但与普通生物体所不同的是，大学生命体不一定存在必然的死亡，可以构建永续性。这是因为，一般生命个体不能主动选择基因和培育基因，而大学组织可以选择和主动培育有利“基因”，使大学成长具有了可持续性的特征。其次，大学的成长体现为对适应性大学组织的追求。“如果我们把大学比喻成一个始终处在进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那么大学这个有机体组织在中世纪兴起后到如今的八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无疑它要不断地调整自己，并与环境相适应，方能得以保全自己。”^[19]随着大学生存环境不确定性的迅速加剧，对大学的适应性生存方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一所大学能否健康成长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驾驭外界环境的变化。再次，大学的成长还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如果大学不能为其内外各要素创造生命价值，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创造价值作为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体现在大学组织使命之中。作为一个学术性的社会组织，知识是大学最重要的资源，是大学创造价值的基本要素，大学通过知识传播、知识创新和知识转移活动来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大学只有通过不断创造价值，才能升华并延续自己的生命；只有以创造价值为生存原则，主动去寻求生存空间的拓展，才能不断提高大学的生命质量。

综上，我们可以把大学成长理解为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系统主动与外部进行信息、能量、物质交换，旨在维持和完善自身需要、进一步完善结构和扩大规模、改善自己与环境的关系、提升自身生命价值的动态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