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的历史概要

社会调查的意义不言而喻,任何对知识抱有认真态度之人,必然会极其重视社会调查。自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方法与体系传入中国,中国学人就开始灌输学生社会调查的理念,并本着对大学生与中国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要求大学生亲自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调查过程中,从而涌现了一大批大学生社会调查的成果,这也成为中国社会调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民国时期,因为自然灾害频繁,再加上军阀混战,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严重,为社会调查提供了丰富的选题。也正是因为社会问题不断,社会矛盾上升,导致很多人从了解中国的角度进行社会调查,其中也包括外来传教士和外籍教师。早期中国高校进行的社会调查一般采用西方的社会调查模式,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从地域上看,当时所展开的社会调查,既有城市调查,又包括农村调查;从选题范围上看,既有专项调查,又包括社会概况调查。早期中国高校社会学学生所展开的城市调查,有资料可查的有:1917 年,清华大学教授狄特莫指导该校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195户居民的生活费用,这些城市家庭包括了汉人家庭100户、满人家庭95户,职业包括工人、农民、车夫、军人、木匠、理发匠及少量学人等。1918—1919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等仿照美国茹素斯基金会所组织的春天调查,调查了北京社会状况,涉及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经济、娱乐、娼妓、贫民、救济、宗教等项目。其调查结果以“北京:一种社会调查”为题于1921年在美国出版。1924年,原齐鲁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中外教师的带领下对济南社会概况进行了调查,包括该市的历史、地理、人口、行政管理、公共事业、地方财政、劳教制度、娱乐活动、娼妓、工业状况、生活水准、住宅、慈善事业、教育体制、文化和教育机构、宗教机构、妇女动向、家庭状况、基督教活动等方面,内容可谓相当全面、丰富。其调查结果以“济南社会一瞥”为题于该年用英文发表。这是比较著名的地方性社会调查。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近代社会调查主要来自上海、北京等地,这两个大城市之外的社会调查比较少。

民国时期的城市社会调查,不论是专题调查,还是概况性的综合调查,限于各种条件,大多是于某一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少量专题调查于多个城市进行,这对于学生了解某一问题在中国的普遍表现是很有帮助的。比较著名的有燕京大学教师严景耀指导学生进行的犯罪调查。严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就该问题带领多个学生调查了20多个城市,并撰写了《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

当时配合社会学教育而开展的农村调查,与城市调查大体同步,数量较多。最早的是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葛学溥指导学生所做的凤凰村调查,凤凰村是广东潮州的一个行政村,有650人。该项调查是一项综合性的概况调查,涉及该村的地势、人口、卫生、种族、经济、风俗、社团、教育、美术、娱乐、宗教等方面,其成果于美国出版,书名为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即《华南农村生活》。1922年,原金陵大学教授卜凯指导学生在安徽芜湖附近调查了102个农场的情况,该调查注重田主及佃户的全年收入和支出。1923年,卜凯又指导学生在直隶盐山县调查105个农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此次调查使用的调查表比较详细。以上调查结果于1930年用英文出版,书名为“中国农场经济”。1923年,外籍教授白克令指导原沪江大学社会调查班的学生调查了上海附近的一个名为沈家行的村子。内容涉及家庭、宗教生活、地方行政与惩罚制度、教育、农工商业、健康与公共卫生、娱乐、居住等。其调查结果由张镜予主编、多人合作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沈家行实况”,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个仅360户人家的小村的状况。此外,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增设社会调查方法课程,请当时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主持工作的李景汉先生讲授。李先生于讲授一般原理的同时,指导全班学生对附近的黑山扈村进行了调查,此次共调查了21户。1927年3—6月,李先生又指导学生对附近的挂甲屯等3个农村共145个家庭进行了调查,并指派研究生对上一年黑山扈村每个家庭的调查结果进行复查。当时参加调查的学生比较著名的有严景耀、张世文等人。该调查向每个家庭所发放的问题约100个。这次调查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全面、具体,其结果由李景汉写成《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于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先生结合教学指导学生进行这样较大规模的、延续时间较长的、内容全面、深入的调查,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当时结合教学进行的农村调查实习活动还有很多,比较著名的是在抗日战争发生后,陈达、李景汉主持与指导的,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学生参加的昆明市和呈贡、普宁等四县的户籍调查。该调查是当时国内范围最大的采用现代调查统计方法进行的户籍调查,内容包括户口普查、户籍登记、人事登记等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在一些社会学家的积极倡导、组织与实施下成立的一些农村建设试验区,不仅成为这些社会学家改良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试验基地,同时亦为社会学教学提供了重要的调查实习基地。这类基地比较著名的有1930年成立的北平郊外清河试验区,该区以清河镇为中心,包括附近的宛平、昌平及市郊的40个村,面积200多平方公里,人口25000多。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及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等教授指导该系学生对该镇人口动态、家庭、集市、村镇组织等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由许仕廉写成《清河镇社会调查》,1930年用英文出版,书名为Chingho:A Sociological Analysis。

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社会调查运动中最为一个重要的力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运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实社会。而对后来革命影响较大的则是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一系列关于农村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本人也在自己的经验调查基础之上总结了调查的方法论,例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以及解剖麻雀、典型调查等方法。毛泽东也通过实地调查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调查报告。

早期中国高校社会学教育教学在讲授社会学基本原理与方法的同时,结合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开展的大量社会调查与教学实习活动,拓宽了教师的科研领域,丰富了教师的教学内容;同时加深了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增长了学识与才干。当然,早期大学生社会调查的目的具有改造中国的意义,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在众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到底这些落后的方面应如何进行改造,如何发挥积极的一面,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因此,在民国时期其实有一个重新认识社会的运动,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也有大批学者进入底层、农村与城市社区,试图去发现中国社会的问题,从而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