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秘书学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是秘书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也是秘书学创建后最早达成共识的秘书学研究方法，然而在具体理解和运用时，秘书学界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有专家认为，秘书学理论要“在紧贴秘书工作实际的基础上升华、深化，才能为秘书工作者所接受，对实际工作产生指导作用”。秘书学理论以是否能指导秘书工作实践为衡量标志，秘书学理论绝对不应该是让秘书实际工作者理解不了的理论。

另有学者认为，秘书学作为一门科学不同于秘书工作经验总结，其成熟程度以秘书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水平为衡量标志，尽管秘书学理论源于秘书工作实践，但是并不是所有秘书学理论都能直接地为秘书工作实践服务，秘书理论应该具有抽象性和思辨性。而且从科学性不等同于真实性的角度出发，秘书理论应该与秘书工作实际保持一定的距离，秘书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基础理论上，这样才能产生高层次的研究成果。

笔者认为，上述专家、学者的分歧，从根本上看是对秘书学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存在不同理解所导致的。因此要正确把握秘书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就必须正确地、科学地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质。

一、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若干认识

1.理论来源于实际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理性的东西，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身的靠不住的东西了。”^[118]理论必定来源于实践，因此从实践到理论的模式是秘书学研究者在认识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时所应该确认的。

秘书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学科尚处于发展时期，理论体系比较稚嫩，学科地位尚不稳固，然而秘书工作实践却是源远流长，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秘书学研究者应该从几千年的秘书工作实践中汲取养分，从实践中发现问题，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建立起完善的秘书理论体系。

秘书学理论的来源不是虚无的，实践是理论之源，秘书学理论的来源不应当脱离秘书工作实际。在当今的秘书学研究领域，确实有一部分研究者，特别是没有实践经验的高校的秘书学教学工作者，出于急切提高秘书学研究水平，使秘书学早日为社会科学界认可的良好愿望，不重视调查研究，躲在书斋里，热衷于所谓“高层次”理论的研究，硬性移植和引进某些学科的新概念，如许多秘书学教材中全盘接收了行政管理学、档案学、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的理论和概念，在秘书学的研究中生搬硬套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运筹学的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大多与秘书工作实践相距较远，有些被引进的理论根本无法在秘书工作实践中寻找到适合其生长的土壤，研究者或生搬硬套、强行嫁接，或一味求新求异，华而不实，或一知半解、移植皮毛，这种秘书学的理论成果其来源显然脱离了秘书实际，如空中楼阁，必然没有什么生命力。

秘书学理论来源于秘书工作实践，同时，我们要注意不要把秘书工作实践仅仅理解为秘书工作的各个环节，秘书工作实践是广泛的，而且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不意味着是对实践的简单描述，理论的任务在于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笔者曾对秘书学研究作过统计分析，发现描述性的经验研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如关于督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办公厅（室）的督查职能的强化，督查成为秘书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各政府办公厅（室）纷纷撰文总结督查的特点、方式、经验、教训，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看，这类研究还谈不上是学科理论，它只局限在经验层面上，因为它总结的只是秘书工作一个或几个片段、一个或几个侧面，对研究来说材料是不充分的。退一步说，即使收集的材料是充分的，理论研究者也不是材料的收藏家，理论联系实际更主要的是透过秘书工作现象看到其本质，透过材料的分析把握秘书工作的发展规律，而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

2．理论应用于实际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认识，还必须回到实践去。”^[119]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又应用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既包含理论来源，也包括理论运用。一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既取决于该成果的科学性，也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实际的具体需要。秘书学理论应该如何应用于秘书工作实际。

一方面，实践是验证理论成果的重要标准，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理论应该应用到实践中去。秘书学产生发展二十余年以来，通过广大秘书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秘书学的理论基础已初步形成并开始应用于秘书工作实践，成为秘书工作实际的理论指南。如对秘书职能的界定，秘书学理论认为，秘书工作者的基本职能是“参与政务、处理事务”，这种理论的界定使秘书实际工作者明确了自身的基本职能，对秘书人员的合理定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如秘书工作的基本规律——“双线规律”，秘书工作的基本特征——被动性和主动性的对立统一等理论，尽管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但毕竟已为广大的秘书实际工作者所接受和推广。只注重理论来源于实际，忽视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既会导致理论上的一些毛病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修正，也会导致实际工作中的悖谬无法从理论上加以剖析和澄清，理论联系实际也变成了一纸空言。

另一方面理论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只能以理论的方式应用于秘书工作实践，理论不能为了屈从于实际而放低理论的标准。如，关于秘书的价值问题，是一个具有一定抽象性的理论问题，它不一定适合解释某个具体的秘书的价值，不必要求每一层面的秘书理论都能直接解释某一个具体的实际现象，秘书学理论对于秘书工作实践不可能像影子对原形那样“形影不离”，理论在接受实践检验的同时，也应该对实际工作进行指导。

另外，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成果运用的过程，而理论成果的运用除了理论本身的质量以外，还取决于秘书工作实际部门的认可、理解。现实显示，在秘书工作实际部门和一些实际工作者的心目中确实存在着经验排斥理论的现象，在他们看来，秘书工作本来就是具体化的、细碎的、实实在在的，千年以来有无数的传统和经验，根本不需要另搞一套所谓的秘书工作理论，因此，一些秘书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新问题、新情况时首先考虑的是学习其他单位的经验，而不是从理论上寻求出路和指导。这种认识对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在现阶段，秘书理论还处于稚嫩的状态，本身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陷，这本来需要有理论素养和理论眼光的实践者加以甄别和弥补。因此如果秘书实际工作者不转变观念，不自觉形成注重理论的氛围，秘书学理论成果的推广、理论的运用和检验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3．理论与实际之间需要构筑顺.的通道

理论和实际是认识的两个端点，理论联系实际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从理论和实际中构筑起桥梁，而这种桥梁的构筑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首先，端正认识，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内涵有准确的理解。在秘书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不必人为分为“学院派”和“经验派”，对从事秘书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志，实践工作者应该多理解和宽容，对搞实际工作者的同志，理论研究者也应该充分认识经验的价值，理论和实践本来就应该是相互依存的，秘书界应该形成一种实际工作促进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指导实际工作的良性循环的局面。

其次，给理论工作者创造实践的机会，同时提高实际工作者的理论素养。秘书理论研究有两个群落，一个是资深的秘书工作者，一般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实际工作比较贴近；另一个是高校秘书学教师，他们是秘书学理论研究的一支重要队伍，有较高的文化理论修养，知识面广，思维活跃，有接受新事物的敏锐感，善于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但是，他们往往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专业知识大多来自书本，对中国的秘书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一知半解，容易犯从书本到书本、闭门造车的错误。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就要提倡这支研究队伍的主体走出书斋，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接触各种各样的秘书工作实际，直接了解和掌握秘书工作状况。而且要呼吁有关方面为理论工作者接触实际提供帮助。在倡导高校理论工作者接触实际的同时，我们也要努力提高实际工作者的理论素养，使之能更好地吸收、消化和运用理论成果。秘书实际工作者往往有具体岗位和职能，整天为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所包围和困扰，很难从具体的事务中跳出来，把具体的事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评价，因此，他们不习惯基础理论的抽象性，比较容易接受秘书学的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对一些抽象程度较高的基础理论就觉得难以理解，对此，有关部门应注意组织实际工作者的理论学习，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同样，没有科学的秘书工作理论，就不能科学地指导秘书工作实践，就不会有高效的秘书工作。

最后，全面认识秘书学理论的整体结构。秘书学理论有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之分，不同的理论其重点和任务各不相同，有直接应用或指导秘书工作的，有间接对秘书工作起作用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在联系实际时其表现方式是各异的。以基础理论而言，基础理论的特征是创造性和不直接与实用相联系，它必然与实际工作存在一定距离，对此，我们不能以秘书工作实际为标准去衡量基础理论哪些联系实际，哪些脱离实际，这样就违背了秘书学基础研究的特征和目标，降低了研究层次。以应用理论而言，应用研究的特性是获得新知识，并以特定的直接应用为目的，致力于解决秘书工作中提出的技术方法问题，使理论服务于秘书工作实际，指导实际，因此要对秘书学理论联系实际有准确的理解，必须对秘书学理论结构有明确的认识。

二、理论联系实际在秘书学研究中的价值

“在秘书学研究中，目前还没有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120]因此，正确认识理论联系实际，在秘书学发展过程中就显得相当重要。

首先，有助于确立正确的秘书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把握秘书学的研究方法。秘书学研究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秘书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基本内涵。在目前的秘书学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不重视调查研究，不重视论据论证，或者不注重理论概括，没有抽象度等，这些现象的产生与研究者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正确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能为秘书学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秘书学研究也就有了正确的方向。

其次，可以协调两个研究群落的关系。如上所述，秘书学研究人员基本上来自两个群落，一部分是高等院校、职校等教育部门中的教学科研人员，另一部分是各个社会系统秘书岗位上的实际工作，这两类人员有着不同的研究指向，或是应秘书教育的急需，或是着重于对眼前秘书工作现象和经验的描述，前者注重理论，后者着眼实际。严格地说，两个群落都没有很好地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某种程度上割裂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故此很难合力攻破秘书学研究的难题。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理解，可以从根本上协调两个研究群落的关系。

再次，有助于构建正确的秘书学理论体系。正确认识理论联系实际，可以避免理论过于抽象或琐碎。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来源于实践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但理论不同于实践，任何理论成果都应该是抽象的，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可以帮助研究者把握好秘书理论的抽象度，同时，不同的理论，其联系实际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正确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构建合理的秘书学理论体系。

最后，有助于秘书理论成果的转化和推广。理论成果应该转化和推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理论的价值。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认识，使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能深切感受到理论转化和推广的重要性，从而加速这一过程，使秘书工作实践获得理论的滋润。

注释

[1]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数说》，《秘书》1998年第5期。

[2]杨剑宇：《中国秘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3]汪辉祖：《佐治药言·办事勿分畛域》，见襄人编译《为官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4]清朝幕友以浙江绍兴府最为出名，称“绍兴师爷”，游幕四十余年的绍兴名幕龚未斋在《雪鸿轩尺牍》中形容本乡幕业的盛况时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据绍兴县陶堰《会稽陶氏族谱》记载，陶氏家族中有作幕经历且颇有业绩的有39人。

[5]《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

[6]资料来源：1985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7]何宝梅：《试论高等教育在秘书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秘书之友》2003年第3期。

[8]刘翔飞：《近十年来秘书学理论研究概述》，《当代秘书》1994年第5、6期。

[9]翁世荣所编的《秘书学概论》中另有一章“秘书部门的设置和职能”涉及秘书理论。

[10]钱世荣：《中国当代秘书学研究：第三次“爬坡”》，《当代秘书》2002年第3期。

[11]常崇宜：《秘书工作理论建设的问题》，《秘书之友》2001年第1期。

[12]邱惠德：《略论秘书学基础理论研究》，《当代秘书》2003年第7期。

[13]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36—42页。

[14]何宝梅：《试述秘书学中术语的基本问题》，《秘书》2001年第2期。

[15]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数说》，《秘书》1998年第5期。

[16]刘智勇：《也谈秘书学的性质》，《秘书之友》1988年第2期。

[17]夏禹龙：《软科学》，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6页。

[18]李静梅、韩士生：《实用秘书学》，语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9]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数说》，《秘书》1998年第5期。

[20]该部分根据笔者《是边缘学科还是综合学科——也谈秘书学的分类问题》（载《秘书工作》2000年第6期）改写。

[21]刘仲林：《现代交叉学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22]解思泽：《交叉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23]陈荣：《对秘书学是行政学分支的质疑——兼论秘书学的归属问题》，《秘书》1999年第9期。

[24]王千弓：《秘书学与秘书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25]易万法：《秘书学研究的反思》，《秘书》1988年第6期。

[26]钱世荣：《秘书学：以学科常态衍生分布的学科》，《秘书之友》1997年第10期。

[27]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数说》，《秘书》1998年第5期。

[28][29]刘仲林：《现代交叉学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第183页。

[30]钱世荣：《秘书学学科类型辨析》，《秘书工作》2000年第11期。

[31]潘连根：《论秘书学的学科性质、类型及归属》，《秘书》2005年第5期。

[32]见毛含德：《关于秘书学讨论意见的综述》，《秘书之友》1985年第2期。

[33]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数说》，《秘书》1998年第5期。

[34]董继超：《普通秘书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35]刘智勇：《也谈秘书学的性质》，《秘书之友》1988年第2期。

[36]钱世荣：《秘书学学科类型辨析》，《秘书工作》2000年第11期。

[37]黄达强：《行政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38]关于“秘书学不是行政管理学的分支学科”的原因参照陈荣的《对秘书学是行政学分支学科的质疑——兼论秘书学的归属问题》，该文载于《秘书》1999年第7期。

[39]钱世荣：《中图法的定位与秘书学的突破》，《秘书》2002年第5期。

[40]董继超：《普通秘书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41]谢世洋：《论秘书学的学科定位》，《秘书》2006年第12期。

[42]毛含德：《关于秘书学讨论意见综述》，《秘书之友》1985年第2期。

[43]刘智勇：《也谈秘书学的性质》，《秘书之友》1988年第2期。

[44]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数说》，《秘书》1998年第5期。

[45]袁维国：《秘书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46]陈永生：《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47]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数说》，《秘书》1998年第5期。

[48]廖雄军：《对秘书科学三个分支学科体系的构想》，《秘书》1989年第4期。

[49]董少非：《试论秘书学的体系结构和结构体系》，《秘书》1987年第1期。

[50]董继超：《普遍秘书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1]郝文勉：《论建立秘书学学科体系和秘书专业体系》，《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6期。

[52]傅西路：《怎样构建秘书学的学科体系》，《秘书工作》1999年9月。

[53]方国雄：《谈秘书学学科体系》，《秘书之友》2000年第6期。

[54]方国雄：《秘书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5]钱世荣：《秘书学学科体系研究》，《秘书》2000年第6期。

[56]陈荣：《从“小秘书学”到“大秘书学”——21世纪中国秘书学发展管窥》，《秘书之友》1999年第4期。

[57]宋斌：《关于秘书学系统理论体系构想》，《秘书工作》2000年第8期。

[58]秦莲红：《枙秘书学枛的逻辑起点与理论体系之我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4月。

[59]孙建明：《我国秘书学学科体系构建回望与前瞻》，《当代秘书》2003年第5期。

[60]谢世洋：《论秘书学的体系构建》，《秘书之友》2006年第12期。

[61]杨剑宇：《秘书学科的危机和转机》，《当代秘书》2000年第3期。

[62]如刘登山、马天民、田中辉编著的《秘书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天恩著的《当代秘书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饶上奇、曾诚主编的《秘书学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都持这一观点。

[63]严永官：《反刍档案学学科体系》，《上海档案》1997年第2期。

[64]杨剑宇：《秘书学科的危机和转机》，《当代秘书》2000年第3期。

[65]董少非：《试论秘书学的体系结构和结构体系》，《秘书》1987年第1期。

[66]杨剑宇：《秘书学科的危机和转机》，《当代秘书》2000年第3期。

[67]钱世荣：《秘书学学科体系研究》，《秘书》2000年第6期。

[68]该部分内容改写自笔者的论文《确立“大秘书学”概念 建立合理的秘书学学科体系》一文，该文发表于2001年第9期的《秘书之友》。

[69]廖雄军：《对秘书科学三个分支学科体系的构想》，《秘书》1989年第4期。

[70]邹酆：《秘书学理论体系改革初探》，《秘书之友》1989年第1期。

[71]见钱世荣：《秘书系统：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72]裴燕生等主编的21世纪档案学教材——《历史文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就把该著作列为主要参考书之一。

[73]杨剑宇：《中国秘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4]聂中东：《中国秘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75]杨剑宇在《中国秘书史研究的历程和存在的问题》（发表于《秘书》2005年第6期）中再次重申了中国秘书史的研究范围是历代秘书机构、历代秘书人员和历代秘书工作制度。

[76]董继超：《普通秘书学》，中央电大出版社1997年版。

[77]潘连根、何宝梅：《秘书学元科学层面的研究亟待加强》，《秘书》2003年第3期。

[78]冯之浚、赵红洲：《现代化与科学学》，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79]钱世荣：《我国二十年来秘书学理论研究的不足》，《当代秘书》1999年第1期。

[80]潘连根、何宝梅：《秘书学论文作者之统计分析》，《秘书》1999年第4期。

[81]潘连根、何宝梅：《秘书学论文作者之统计分析》，《秘书》1999年第4期。

[82]《有一种“泛科学现象”》，《社会》1998年第8期。

[83]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数说》，《秘书》1998年第5期。

[84]方国雄、方晓蓉：《秘书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85]郭其智：《浅论文书学的研究领域——兼与陈作明同志商榷》，《档案学通讯》1995第4期。

[86]郝文勉：《论建立秘书学学科体系和秘书学专业体系》，《档案学通讯》1998第6期。

[87]吴宝康：《建设秘书学的一些设想和意见》，《档案学通讯》1985年第3期。

[88]陈合宜：《秘书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89]丁晓昌、冒志祥：《秘书学与秘书工作》，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90]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数说》，《秘书》1998年第5期。

[91]吴宝康：《建设秘书学的一些设想和意见》，《档案学通讯》1985年第3期。

[92]樊国强：《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93]张学礼：《实现文档一体化管理势在必行》，《当代秘书》2000年第10期。

[94]董继超：《普通秘书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95]吴明忠、张振环：《试论公文写作研究中秘书学的特殊视角》，《淮海工学院学报》1999年第12期。

[96]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数说》，《秘书》1998年第5期。

[97]刘祖遂：《通用秘书学》，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98]马志嘉：《实用秘书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99]翁世荣：《现代秘书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100]董继超：《公务秘书学》，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101]钟辉：《现代秘书学概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102]饶士奇、曾诚：《秘书学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103]向国敏：《现代秘书学与秘书实务新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104]张岫莹：《当代秘书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105]张岫莹：《当代秘书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106]张岫莹：《当代秘书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4页。

[107]陆瑜芳：《秘书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08]李秀林、王于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109]潘连根、何宝梅：《秘书学论文作者之统计分折》，《秘书》1999年第4期。

[110]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数说》，《秘书》1998年第5期。

[111]娄葛天：《论秘书学的广义论神经命脉原理》，《秘书之友》2001年第6期。

[112]何宝梅：《从秘书学论文的引文注释中看中国秘书学的研究现状》，《秘书之友》1999年第2期。

[113]潘连根、何宝梅：《秘书学论文作者之统计分折》，《秘书》1999年第4期。

[114]潘连根、何宝梅：《秘书学论文作者之统计分析》，《秘书》1999年第4期。

[115]楼宇生：《八十年代前期的我国秘书学著作（之二）》，《当代秘书》1997年第2期。

[116]陈方：《有一种泛科学现象》，《社会》1998年第8期。

[117]董信泰：《加强秘书学理论建设的几点构想》，《秘书之友》1994年第1期。

[118]毛泽东：《实践论》，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

[119]毛泽东：《实践论》，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120]吕发成、方国雄：《秘书学基本原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