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筏的命名庆典

快要启程时，我们依照惯例去护照签证处获准离境。本奇特站在最前面充当翻译。

“你的姓名？”一位呆板的小个子办事员问，透过眼镜框上方怀疑地盯着本奇特的大胡子。“本奇特.丹尼尔森，”本奇特恭恭敬敬地答道。

那人在打字机上放了一张长长的表格。

“您坐什么船来秘鲁的？”

土著人居住的古老的小木屋。

“喔，是这样，”本奇特俯下身来对这位温和的小个子解释道，“我没坐船，我是乘独木舟来秘鲁的。”

这人不解地看着本奇特不发一言，表格空白处打上了“独木舟”几个字。

“那么您乘什么船离开呢？”

“嗯，还是那样，”本奇特很有礼貌地说，“我不坐船，我乘木筏走。”

“说得倒蛮像回事！”办事员生气地把纸从打字机上拉下来，“您能不能正经点回答我的问题？”

启程前几天，木筏上堆满了我们的装备、口粮和水。装着军用份饭的小木盒异常坚固，这些东西足够6个人吃4个月。赫尔曼想出一个主意，把沥青溶化以后涂在每只箱子上，等于盖了一层薄膜，然后再撒上沙子以免黏连，再把箱子一个挨一个贮藏于竹条舱面底下，塞满了支架着竹舱面的9根横梁的空间。

一个晴朗的春日，我们上山，在56个水桶里装了275加仑饮用水。我们把这些箱桶也固定在横梁上，以便让不断溅起的海水能时时冰着水箱。我们的装备还包括一大筐水果、白薯和椰子，我们把它们捆在竹舱上面。

古老的独木舟。那些坐惯轮船、军舰的人，怎么也体会不了在独木舟上的感觉，那些驾驶仕木舟的土著才是大海真正的主人。

竹室的一角被克那特和托思坦用来安放电台，室内地板下面的横梁中间绑着8只箱子。其中两只专门放科学仪器和胶片，其余6只分给每人1只，各人携带的个人物品以自己的箱子能容纳为限度。埃里克带的几卷画纸和吉他把箱子塞满了，他只得把袜子放在托思坦的箱子里。本奇特的箱子由4名水手抬才抬上木筏的。他买的全是书，他把73本社会学和生态学的著作全塞进去了。在箱子上我们铺上了苇席和稻草垫，如今万事俱备只等出航了。

木筏先被拖船拖出海军区到港口转了一圈，看看货物装得是否平衡，然后被拖到卡亚俄游艇俱乐部。出发前一天，我邀请了有关人士在那儿出席命名仪式。

临出发前，我们驱车驶过荒无人烟的道路，沿着印加时代就存在的古老灌渠前进，一直到达让人目眩头晕的2000尺高度。我们恣意欣赏眼前巍峨静谧的安第斯群山，把这儿的岩石，青峰和绿草看个够。

1947年4月27日，挪威国旗迎风招展。院子四周的旗杆上挂着曾用实际行动支援过探险队的外国国旗。码头上全是观看这艘怪筏命名典礼的人。这些人中好多人的肤色和面容特征说明他们的祖先曾乘木筏在沿海一带航行过。不过也有以秘鲁海军和政府代表为首的古西班牙人的后代，此外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中国、阿根廷和古巴大使，太平洋英国殖民地前总督，瑞典及比利时的部长，以及以总领事巴尔为首的来自小小挪威殖民地的友人。当然不乏大批记者和喀嚓作响的摄像机，是的，除了管弦乐队和一面大鼓以外几乎是万事俱备。有一件事我们都很清楚，那就是如果木筏在海湾外面就解体了，我们就是每人怀抱一根木头用手划，也得划到波利尼西亚，再无脸面回来了。

夜色掩映下的卡亚俄港分外迷人。明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开始惊险而刺激的漂流生涯。亩对大晦，我们在心中默默祈祷：愿我们能平安归来！

探险队女秘书兼陆上联系人歌特.沃尔德将以一只椰子的汁液来为木筏的命名作庆典，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更符合石器时代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因为香槟酒被托思坦的私人箱子压住了。我们分别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告诉我们的朋友：木筏以印加人伟大的先驱太阳神“铁基”命名，他于1500年前由秘鲁出发，隐没在西方海上，而又出现在波利尼西亚。讲完后，歌特.沃尔德就命名我们的木筏为“康铁基”。她把预先敲破的椰子用力摔在木筏的头部，结果椰子汁和碎渣溅到庄严地站在周围的所有人的头发上。

命名仪式一结束，我们就拉起帆檩，抖开帆篷，帆的正中是我们的画家埃里克用红笔画的“康铁基”的大胡子头像。这个头像是根据提亚瓦纳科古城遗址的一座用红石头刻的太阳神头像临摹的。

出发前我们一起去同总统告别，然后到青黝黝的远山旅寿。歌特.沃尔德想办法为探险队借了一名私人司机，我们请他一直把我们载到山里。我们得想办法令自己相信，我们内确厌倦透了坚实的岩石和大地，我们要去出航，要逐步去了解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