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职业分类的建立与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与国家基本建设的需要，为中国现代职业分类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由于划分依据和标准不同，我国先后编制、发布和实施了不同的职业分类。然而习惯上，我国从产业构成上划分了三大产业：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和矿业等在内的原料业；第二产业以第一产业产品为原料进行加工制造或精炼的制造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等；第三产业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外的其他行业，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主要以服务为主的行业，如交通、电信、商业、饮食、金融、保险、法律咨询、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行业（王明复，孙培雷，2012）。三大产业均涉及各种不同的职业。从现代职业分类的建立与发展进程来看，我国的职业分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基于区分不同工种的职业分类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国家建设可谓是百业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大批的劳动者投入到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之中。为了对劳动建设者的工种，即工作的种类进行区分，我国出现了根据管理工作的需要，按照生产劳动性质和工艺技术特点而划分的职业分类。1956年参照原苏联模式，国家提出了“八级制”工人技术等级区分标准，以此建立工人工资等级制度。在之后的若干年里，国家对工人技术等级区分标准进行了多次修改。第一次修订是在1963年，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和提高的需要，对重工业、建筑、交通、地质和农垦等17个部门的工人技术等级标准进行了一定的修改。第二次修订是在1979年，修改的目的是使各行各业的工种更加齐全，技术等级标准水平明显提高。第三次修订是在1988年，当时的劳动部会同国务院45个行业主管部门，结合我国企业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发展，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修改并形成了行业工种齐全、内容较为完整、结构基本合理的工人技术等级标准和工种分类体系。其目的在于促进工人技术等级标准体系逐步趋向科学化和规范化，以利于加强对我国工人队伍进行培训与考核，提高工人队伍的整体素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国家企事业人力资源管理要加强对劳动力队伍进行有序化管理。于是出现了要求对工种进行调整、合并和区分，以利于全面提高个体劳动者的职业能力与素质。经过积极努力，原国家劳动部于1992年公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类目录》（以下简称《工种分类目录》）。《工种分类目录》以专业分工和劳动组织现状为依据，从当时国情的客观实际出发，综合考虑不同劳动组织和个体发展的因素，将我国的工种划分为45大类，并细分为4 700个工种。《工种分类目录》对每一个入列编码、工种名称、工种定义、适用范围、等级线、学徒期(培训期和见习期)及熟练期等内容都进行了描述。因此，《工种分类目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了行业齐全、层次分明、内容比较完整、结构比较合理的工种分类体系，对促进我国生产建设和做好职业分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职业分类

在新中国早期的国民经济建设过程中，对国民经济行业进行分类显得越来越重要。1955年进行的全国职工调查表，将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部职工划分为工、农、商、文、教、卫等32个部门。这是我国国民经济行业进行分类的雏形。1959年国家统计局出台的《关于劳动计划、统计中的范围、指标、分类和计算方法的暂行规定》，提出了划分工业、农林水气、运输与邮电、科学研究与文教卫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部门等九个部门的国民经济分类目录。到了1980年，为适应全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需求，国家统计局又将科学研究与文教卫生部门进行了分列，形成了十部门的国民经济分类目录。1982年，在参考联合国《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结合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特点，制定并发布了我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该分类标准一共分为15个大类、62个中类和222个小类，并创新性地首次采用了3位数字的行业代码。不到两年，国家统计局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需要，于1984年修订并发布了新的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4754—84），将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划分为13个门类、75个大类、310个中类和668个小类。

经过十年的使用，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1994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在调研的基础上，修订和发布了新一版本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94）。GB/T 4754—94将门类从13个增加到16个，大类从75个增加到92个，中类从310个增加到368个，小类从668个增加到846个。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充实对第三产业职业类别的划分。在GB/T 4754—94使用了八年之后，2002年国家统计局再次根据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和新型产业不断涌现的现实需要，修订并发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GB/T 4754—2002新增了四个门类，三个大类，27个中类和66个小类，共设20个门类，95个大类，395个中类和912个小类。这20个门类是：农业、林业、牧业、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以及国际组织。GB/T 4754-2002的实施，促进和见证了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又经过将近十年的使用，特别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导致的新兴产业的大量出现，2011年，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再次修订和发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但GB/T 4754—2011仍保留了20个门类，主要是对部分大类、中类和小类的条目、名称及范围作了一些调整，以满足国家统计、计划、财政、税收和工商等宏观管理的需要。

表6-2　我国不同时期职业分类的大类对比

（三）用于做好人口普查工作的职业分类

为了对我国每一段时期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形势作出及时的、客观的和全面的信息统计，规范并准确地反映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国家先后在全国进行了多次人口普查活动。为了配合和开展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国家统计局、国家标准总局和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于1980年拟订了《职业分类目录（草案）》，并在普查试点中进行了试用；1981年收集试用的情况和反馈意见；1982年修订并形成了供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使用的《职业分类标准》。该标准按全国人口工作性质的同一性将职业划分为8个大类，64个中类和301个小类，打破了按被调查人口所在单位所有制及行政隶属关系的界限，有利于人口普查工作的操作。

1986年，为了配合和开展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国家标准局和国家统计局又组织修改并首次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与代码》（GB 6565—86）。从类别结构上，GB 6565—86共设置8个大类，63个中类及303个小类。其中，8个大类分别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农、林、牧、渔劳动者；生产工作、运输工作和部分体力劳动者；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从职业划分原则上，作为我国职业分类领域中承前启后的规范性标准文件，GB 6565—86主要依据工作性质的同一性对本人从事的职业进行分类统计。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依据新修订的《职业分类与代码》（GB/T 6565—2009）进行相关职业数据统计。GB/T 6565—2009仍分为8个大的职业类别。其特点是结构简单，易于落实到每个从业者。可见，在我国多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中，不管是《职业分类标准》，还是不同版本的《职业分类与代码》都对做好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保障作用。

（四）构建和完善国家标准性质的职业分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构建国家标准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简称《大典》）被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上。

1.《大典》的编制与实施

1994年，原劳动部汇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了共同编制《大典》的计划，并积极组织一批专家着手《大典》的编制工作。1995年，“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在原劳动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技术监督局等部门的支持下成立了。其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和指导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职业资格标准的制定工作。“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的专家们在分析和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大典》的编制应以《职业分类与代码》为大、中、小类划分的基本依据；以从业人员工作性质的同一性为原则；以《工种分类目录》的细类划分为依据；以《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88）及国外职业分类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参照，建立我国更加全面合理、行业齐全、类别完整、层次分明和客观科学的职业分类体系（树伟，1999）。1999年，经过了长达四年多的艰苦努力，综合集成的《大典》编制工作完成了，并正式向全国进行颁布和实施。

表6-3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分类结构

2.《大典》的结构与特点

《大典》在结构上根据从业人员工作性质同一性的原则，最终形成了我国社会生活中的8个职业大类。同时按照人们职业活动分属的不同知识领域，使用的工具和设备，采用的技术和方法，以及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种类等的同一性，把职业又划分成了66个中类，并根据从业人员的工作环境、工作对象、工作条件和技术性质的同一性特点，进一步将职业划分出413个小类和1 838个细类。《大典》分类结构见表6-3。

从表6-3中可以看出，我国《大典》的编制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成为最为集中和细化的职业类别，占据了《大典》职业总量的绝大部分。表明技术型和技能型职业是我国的主体性职业。其次是商业和服务性的第三产业职业比重较小。相关职业数不到职业总量的1/10。最后是属于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数量偏少，说明我国从事知识型与高新技术型的职业比例偏低（张大伟，2009）。尽管如此，《大典》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全国各种职业类别的分布情况。

3.《大典》的修改与完善

在中国现代职业分类的发展进程中，《大典》的作用可谓可圈可点，功不可没。自从1999年问世以后，《大典》在加强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开展社会劳动力需求预测与规划，引导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进行职业介绍与指导就业，规范和促进社会经济与企业管理发展等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科技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快速发展，新技术和新工艺带来的新职业不断产生，我国的职业结构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一些流传多年的传统技术工艺职业逐步面临着淘汰或者消亡，部分新旧职业也必须进行整合与更新，新的职业群不断产生，尤其是服务性第三产业，以及现代信息与网络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兴职业的不断出现，《大典》的使用也暴露了许多不可回避的缺点。

比如，新兴职业不能及时反映出来，与时俱进的速度和效率不高；职业偏向部门化的色彩明显，尤其是“蓝领”类的职业划分较细，而彰显“白领”类的职业划分却过于粗糙；职业的定位层次不够清楚，一些职业描述得很具体，而一些则较为笼统宽泛；职业的岗位要求和任职资格不够准确，引领和指导性有待加强；职业分类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平台不完善，职业分类信息发布和传播不够及时等（李文东，时勘，2006）。由于存在着这些诸多的不足所带来的滞后性和局限性，《大典》面临着修改与完善的重任。

令人欣喜的是，《大典》的修订很快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持续的推进。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高度重视并建立了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拟对国家职业分类与标准开发实行动态管理；同时，与国家质监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组织专家对99版《大典》进行增补修订。这才有了随后连续几年发布的《大典（2005增补本）》，新增77个职业；《大典（2006增补本）》，新增82个职业；《大典（2007增补本）》，新增31个职业。

2010年8月，《大典》的全面修订工作正式启动。其标志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的通知》。为保证繁重的修订工作能顺利进行，负责统筹、协调、组织和指导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但是，《大典》修订与完善工作任重道远，非一夕之功。特别是要在保持原大类结构基本不变的基础上优化完善《大典》体系，就必须对中类、小类和细类的结构及内容进行适度的增删改，才能客观准确地反映我国各类职业变化的动态情况。

在《大典》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努力解决分类中很多职业名称不规范，技术和岗位要求描述不准确，归类不恰当，职业等级与划分不清楚等问题，才能拓展延伸《大典》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功能，体现国家职业分类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继承性。同时《大典》的修订和完善需要动员多方力量，不仅要学习借鉴国内外经验，优化职业分类结构，尤其在职业信息获取方面提升动态数据的支持能力，而且要建立职业规范系统，包括职业分类系统和职业标准系统；既要对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水平做出标准化要求，使其发挥职业资格的导向作用，引导职业教育培训、鉴定考核和技能竞赛等活动，也要制定统一的职业分类新标准。如何修改、完善并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职业分类体系，促进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大典》，就成了一项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系统工程和艰巨任务（李薇，2011）。 总之，《大典》的修订与完善需要加快步伐和进程，并综合体现职业分类的科学性、规范性、指导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现实的和长远的作用。